“百花小开本”是谁设计的?

2017-01-25 14:53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第一种“百花小开本”《津门小集》

  最近,百花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百花社”)从当年(1962-1992)出版的约上百种“小开本”散文集中,精选了35种影响较大者,影印成一套“‘百花小开本’典藏拣金”(以下简称“拣金”)出版。与此同时出版的,还有刘运峰先生编著的《那时书妆:“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以下简称“《书妆》”)的小册子,小册子再现了编者所见整整一百种“百花小开本”散文集(笔者注:关于百花“小开本”散文集究竟出了多少种,读书界说法不一,因此前文用了“约上百种”的模糊说法,不过刘运峰先生的小册子收了整一百种,应该说基本上收齐了)的封面,并一一介绍了每本书封面设计者的基本情况(主要是他们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技巧)——笔者猜想,这大概应该是为配合“拣金”的出版而出版的,因为小册子护封的后勒口上,就有成套“拣金”(含书盒)的书影。“拣金”和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自然会引起众多“小开本”爱好者的兴趣,我不免也想说上几句。这里要谈的是,究竟是谁设计了“百花小开本”?

  “百花小开本”的页面尺寸为110毫米×160毫米(690毫米×960毫米1/32)。百花社出的第一种“小开本”,是孙犁先生的《津门小集》(1962年9月),该书版权页上标明:其装帧(包括开本和版式设计等)、插图者,是陈新先生。《书妆》在介绍《津门小集》的装帧设计时说:陈新先生为其“设计异型开本,并开创了这一开本的规格”,“在‘小开本’的装帧设计上,陈新立了头功”(该书第5页);《书妆》中还附有刘运峰先生的《情有独钟“小开本”》一文,其中说:当年为了设计出这种开本的图书,陈新先生“先是把32开本横竖各裁掉一部分,然后缩小版心,利用题图和尾花弥补文字的不足,这样,只有28000字的《津门小集》竟印成了一本典雅、漂亮的书。”(该书第206页)——笔者不知道刘先生这一说法的根据何在,总觉得陈新先生即使再心灵手巧,恐怕也是难于通过将普通32开本“横竖各裁掉一部分”,就设计出一种恰好与690毫米×960毫米的纸张开出的特殊的小32开同样规格的页面(即110毫米×160毫米)来的!

  陈新先生曾经在1987年第1期的《编辑之友》上,发表过一篇《百花散文丛书装帧小记》的文章,文中是这样说的:

  回想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百花文艺出版社刚刚创办不久,编辑部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散文丛书”。记得第一部书稿是孙犁的《津门小集》,这是作者入城初期写的一组速写,字数不多。由于估计这套丛书的稿件篇幅都不会很大,加之散文是个比较自由、精练和感情色彩浓重的文学样式,所以在书的开本造型设计方面,似乎也该有所体现。于是决定为这套散文丛书设计一个国内基本上未曾用过的、小巧玲珑的袖珍型开本,这就是纸张规格为690×960毫米的小32开。但这种规格的纸张,国内是不生产的,偶而出版一两种书,可以用卷筒纸裁切,若要这个有特色的开本能够一直延用下去,当时只好请求纸厂给予配合,专门为我们生产这种规格的纸。由于只有我们具备了这种规格的纸,因此,这开本也就自然而然成了“百花散文丛书”独家使用的开本。

  比较一下刘运峰先生文中所说和陈新先生本人的说法,笔者的看法是:在图书的装帧包括开本样式方面,陈新先生自然是见多识广的,当时国内虽然不生产690毫米×960毫米的纸张,但这并不等于说陈先生就不知道这种规格的纸张。所谓“设计”,恐怕应该是指陈新先生面对这本字数较少的散文集子(其它散文集的字数,也都比较少),最后选择了规格为690毫米×960毫米的纸张,因为按1/32的开法,只有这种纸张,才能开出比较小巧的110毫米×160毫米的页面来;当然了,如上所述,图书的装帧设计,不只是个开本问题,还包括版式、附件的安排、装订形式等等。

  出生于1930年的陈新先生,在装帧艺术方面,是一位了不起的自学成才者。他1949年即进入天津的知识书店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953年起就担任了天津通俗读物出版社美术编辑组的组长,1958年百花社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天津人民出版社和百花社的美术组组长,他还曾经担任中国装帧艺术研究会的常务理事,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委员会的顾问。如上所述,第一种“小开本”《津门小集》的装帧、插图者,都是陈新先生,这是该书版权页上方明确记载的信息,自然毋庸置疑。不过,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由于陈新先生承担了第一种“小开本”的装帧任务,就断定他一定是这种“小开本”的“开创者”、是“立了头功”的人呢?这恐怕在逻辑上难以讲通;细心的阅读者还可以发现,在前引陈先生的记述中,也并没有明确说过,是他设计(更遑论“开创”)了这种“小开本”。

  老作家、老出版家徐柏容先生(1922年出生,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同时开始杂志和报刊的编辑工作,曾经比较早地进行过杂志的开本创新),曾经长期担任百花社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又担任副社长,他是“散文丛书”的倡议者和策划人,根据有关资料,他才是“百花小开本”的设计者。徐先生曾经多次谈到过“散文丛书”和“小开本”的设计思路和设计过程,这里仅提供他部分文章中的有关记述。

  在题为《“散文丛书”与创特色》的文章(《出版工作》1990年第9期)中,徐先生说:

  考虑到散文篇幅一般都不长,因此,曾拟定每本大体在8—12万字之谱。这种容量的书籍,开本如过大,就难免显得单薄,有的甚至连书脊也不能印字。开本以偏小为好,而且最好能放在制服口袋里,以便读者携带,利用排队、等车、乘车等零散时间阅读这些短小文章。沿着这思路,我设计了一种后来成为690×9601/32的开本。这种开本比长32开(亦称“诗集开”,笔者注)短一块,显得更精雅。其长宽比例也接近黄金分割律,既具有最佳的美感效应,也可以平放在口袋内。既美观、实用,而且与散文体裁、书籍篇幅相适应。

  百花社建社5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本《我在百花——百花文艺出版社同仁忆旧》的书(2008年12月),篇首即是徐先生的《在“办一流出版社”的道路上》,文中说:

  我首先是构思了出版一套不标丛书名称的散文丛书作为主攻的出版物。不标丛书名称而又怎么体现其为丛书呢?我的编辑构思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体现其作为丛书的特色。内容方面,构思这套丛书的两个重点:一是反映祖国新生活的,二是反映中外交流与外国人民生活的……除了规定内容重点外,还规定这套丛书收编的以抒情、记述性散文为主。也就是说,在体裁上也有它自己的特色。而形式上,我也为它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开本(690×9601/32),要求内文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风格相近,看来这点也还比较成功,后来读书界就将这套散文丛书称作“小开本散文”,深得它们的厚爱。

  总之,陈新先生的文章中,并没有说整个“散文丛书”的“小开本”是他设计的,而徐柏荣先生的数篇文章中,都明确说“小开本”是他为“散文丛书”“专门设计”的——这,恐怕不能说是陈新先生的谦虚,也不能说是徐柏荣先生在掠美。当然了,作为资深的图书装帧专家和较长一段时期中百花社美编室的负责人,陈新先生对包括“散文丛书”在内的百花社多种图书的装帧和插图,是负有主要责任的,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就“小开本散文”来说,据笔者了解,除过《津门小集》外,陈新先生直接承担装帧任务的还有:《一天云锦》(韩映山,1963)、《月亮湖》(碧野,1964)、《非洲夜会》(韩北屏,1964)、《非洲的火炬》(闻捷、袁鹰,1964)、《风雨苍黄》(陈大远,1981)、《安徒生的故乡》(陈大远,1978)、《小蜂房随笔》(邵燕祥,1989)等。

  顺便再说说“百花小开本”的版式问题。刘运峰先生在《书妆》中说:“在版式设计方面,缩小版心,扩大天头地脚,翻口、订口亦留白较多。每页22行,每行21字。文前一般有题图,文后有尾花。”(该书正文第2页)

  这里的“每页22行,每行21字”的说法绝对了。事实上,百花社在“文革”前出版的“小开本”散文集,一般是每页18行,每行20字;“文革”后最初出版的孙犁先生的《晚华集》(1979年8月),仍然是这样。而1980年、1981年出版的《晚晴集》(冰心,1980年9月)、《悲欢》(袁鹰,1980年9月)、《天竺心影》(季羡林,1980年9月)、《滇云揽胜记》(冯牧,1980年11月),《冰花集》(丁宁,1980年11月)、《秀露集》(孙犁,1981年3月)等,则是每页21行,每行21字。就笔者所见,大约是从1981年4月出版的姜德明先生的《南亚风情》以后,“每页22行,每行21字”的版心,才大致固定下来的。(王保贤)

[责任编辑:产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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