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老子》研究举隅

2017-09-12 10:42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世纪以来的老子研究

  20世纪以来的老子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有三次高潮,一次是二三十年代,一次是五六十年代,一次是新时期以来。

  本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东渐,中国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学术解读《老子》。

  二三十年代有一次大规模的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罗根泽分别于1933年、1937年编辑为《古史辨》第4册和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收集了这次讨论的文章。文集中收录有胡适、梁启超、唐兰、高亨、钱穆、冯友兰、张季同、罗根泽、顾颉刚、马叙伦、郭沫若等学者的文章。本期出版的考证性著作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正诂》、罗振玉的《老子考异》、王重民的《老子考》、于省吾的《老子新证》、杨树达的《老子古义》等。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从老子开始讲起,他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始祖。胡适认为老子确有其人,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比孔子至多大不过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570年前。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老子》确系老子所著。梁启超不同意胡适的说法,1922年3月他在《晨报》副刊发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认为传世的《老子》完成于战国晚期。他认为:“自然两个字,是老子哲学的根核,贯通体、相、用三部门。自从老子拈出这两个字,于是崇拜自然的理想,越发深入人心,‘自然主义’成了我国思想的中坚了。”(胡道静主编《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常人多说老子是厌世哲学,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话,他若是厌世,也不必著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个最热心热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同上,第58页)

  钱穆《庄老通辨》(三联书店,2002年)收集了钱穆多年来讨论庄老思想的论文。其中有《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三论〈老子〉成书年代》《〈老子〉晚出补证》等文章论述了老子其人及《老子》的成书年代。钱穆认为今传的《老子》五千言,绝非孔子之前或同时人所著。此五千言的成书年代应该在《庄子》书之后。

  冯友兰193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1947年出版《中国哲学简史》都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作者是战国时代的李耳。1960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和198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继续认为《老子》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原则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冯友兰认为:“《老子》对付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是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等。为了给这策略原则以理论根据,《老子》提出了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有两个主要部分,一个部分是《老子》对于客观辩证法的一些认识。这里《老子》的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肯定的,另一部分是它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这是应该批判的。”(胡道静主编《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20世纪50年代大陆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的阶级立场、老子哲学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老子思想中是否具有辩证法成分。《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老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该论文集将论文分为两组,一组以《老子》为唯物主义,一组以《老子》为唯心主义。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等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属于唯物主义。关锋(古棣)、林聿时、车载、杨荣国、周建人等学者认为老子哲学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关于《老子》的作者,任继愈赞同郭沫若的观点,即《老子》成书于战国,但书中的基本思想是春秋时代老子的思想。任继愈认为小官吏出身的老子是代表农民小私有者利益的,在当时有进步性。老子思想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老子学说中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详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关锋《老子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认为:老子的道不是原子、自然界、也不是物质范畴或客观规律。老子辩证法的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他的辩证法是在“无”-“有”-“无”体系结构的有这个环节之中的,所以不能不归结于形而上学。

  在老子的阶级立场问题上,部分论者认为老子是没落领主、贵族阶级的代表,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主张是一种“复古倒退”的思想;部分学者认为老子代表了农民的思想,向往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生活,反对战争。老子反对统治者奢华的生活态度;也有人把老子看成一位隐士。研究者多认定《老子》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台湾,老学研究还在继续沿着三四十年代的路向前行。严灵峰编印了《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56年)和《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0年)。陈鼓应出版了《老子今注今译》(1970年)。

  进入新时期之后,老子研究日渐呈现出繁荣景象,进入到一个崭新的研究阶段。

  首先,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等文献资料,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以前研究《老子》的主要是思想史领域的学者,在出土文献资料发现之后,吸引了更多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领域学者的参与,讨论涉及了文字问题、版本问题、儒道关系问题、《老子》的作者问题等。关于竹简本与通行本之间的关系,或以为竹简本是完整本,通行本是在竹简本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形成的;或以为竹简本只是当时完整本的摘抄本。竹简本的出土,解决了《老子》成书年代及其真伪问题。有学者说:“本世纪初以来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及其真伪问题的聚讼,基本已经是尘埃落定,有了一个基本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传统的说法(即《老子》成书早期说)大致是正确的,而晚出论的观点则不能成立。”(徐洪兴《疑古与信古——从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回顾本世纪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一期)比较帛书本、竹简本与通行本,可以看到老子与儒家的关系并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其次,传统的研究在继续深入,研究层次在不断深化,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从而出现了很多新成果,一些研究成果能够将出土文献资料与传统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978年后,冯达甫《老子译注》、许啸天《老子》、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张松如《老子说解》、高定彝《老子道德经研究》、杨义《老子还原》等先后出版。以下仅以陈鼓应和刘笑敢两位的研究为例稍作介绍。

  陈鼓应在《哲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发表了《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提出了“道家哲学主干”说。他的《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刘笑敢《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将《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顺序逐句对照排列,通过对勘举要从字词、句式、韵式、修辞、语义、结构等方面着手分析该书两千年来的演变,揭示其中版本歧变和文本趋同、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的辩证关系。析评引论部分对许多概念和命题作了新的考辨和诠释。

  《老子》一书有许多错简、衍文、脱字、误字,许多学者正在进行认真地订正。在订正时,有人看重通行本,有人沉迷于帛书本或竹简本,更多的学者则在数者之间进行比较选择,希望构建一个理想的文本,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本。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孙明君)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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