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身世考

2017-09-27 09:03 来源:北京晚报 
2017-09-27 09:03:13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杨帆

  神秘的第二个收藏者李溥光

  《千里江山图》的第二个收藏者是元代书法僧人李溥光。李溥光的名字,在正史上搜寻不到,只散见于元明笔记之中。最早在笔记中提及李溥光的,是明初的夏文彦。

  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兰渚生,不但是个画家,也是个画评家,著有《图绘宝鉴》五卷、补遗一卷。

  但明人的笔记,记载李溥光与赵孟頫交往的部分,互相矛盾,不能圆融其事。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赵孟頫有一天在大街行走,看到某酒家悬挂着一个大字楷书“帘”字,审视良久,然后拜服,说:“当今世上,此前我还没发现书法超过我的人,可这个人写的字,已经超过我了。”于是,赵孟頫向朝廷推荐了写作此字的人,即僧人李溥光。而且,有传闻说,皇宫中的匾额都是李溥光所写。

  其实,对元朝的选人制度以及赵孟頫的人生际遇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故事几乎不成立。

  元世祖朝,“南人”中有荐人权的,只有程钜夫。赵孟頫在大都时,从没推荐过他在吴兴的任何一个好友。不是他寡情,而是他的位置卑微,没有荐人权。元史学者都知道,蒙古人重“根脚”,像赵孟頫这种位卑言轻的“南人”后进,自顾不暇,不可能有机会去推荐别人。

  桑哥倒台被杀后,叶李和朝中的“南人集团”也全部失势,赵孟頫去济南就职,被同僚弹劾,但放眼朝中,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救他,终日惶恐无地。

  另外,赵孟頫入仕元朝,是以经学家、知名儒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书者的身份。而一向谦抑的赵孟頫,更不会自视为书法天下第一。

  他在《题伯机临鹅群帖》中说:我与伯机(鲜于枢)一起学习书艺,但伯机写得远比我好,我费尽心力也赶不上他。别人都说我的书艺尚可一看,那是因为没有跟伯机相比。

  直到1291年,赵孟頫才与书家鲜于枢,一起出现在一卷书法作品的题跋上:“子昂(赵孟頫)篆、隶、正、行、草、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这样的评价,来自其他书者,而不是赵孟頫自己。

  1307年,南方文坛的重要人物牟巘和另一个书家黄仲圭共同肯定了赵孟頫的艺术成就,把他与王右军相比,最终确立了他在元朝书坛的地位。儒家知识分子向来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画者身份,而对于书法艺术,认为是他们内在道德的外化,但也绝对不会替人书写牌匾。

  阎立本的故事,是钟情丹青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前车之鉴。历史记载说:唐太宗有一天正在与大臣游玩,忽然看到一只奇鸟在水里游弋,马上宣召阎立本来绘写。

  当时,阎立本已经官至主爵郎中,但还是一路小跑,流着汗到了现场,“俯伏池侧,手挥丹素,目瞻坐宾,不胜愧赧”。

  回家后,阎立本对儿子说:你以后不要学我绘画,我今天被人当成了画工,深受其辱啊。

  后来,阎立本当了右相,也还是被人歧视,有人曾写对联讥讽他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典故是说左相曾在沙场立战功,而右相只会画画。因此,明代学者们在笔记里描述赵孟頫非常看重自己的书者身份,并极力推荐另一个不知名的书者,只因为对方写了一个“帘”字,是不符合逻辑的。

  另外,元世祖的皇宫内廷,匾额是否用汉字书写,更缺乏有力的证据。世祖不认识汉字,仅能不太流利地说汉语,因此,请知名书家用汉字在蒙古人的皇宫里书写匾额的可能性存在吗?

  《千里江山图》的第二个收藏者李溥光只是一个元代的书法家和僧人,并不是非常知名的儒家知识分子或官员,更非知名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此画通过什么机缘流传到他的手里,而他得到如此高妙的画作,竟然从没跟任何人讲过,也没给任何人看过,这些都是一个谜。

  明代对此画没有任何记载

  明代中期,江南富户竞相建造园林,然后购求名家书画充斥其间,这种搜求“长物”的雅好,于嘉万年间达到极致。

  因为需求太大,名画供不应求,造假之风也一时兴盛。造假者手法高明,即便是知名收藏家,也常常被欺骗。著名书画家文徵明,非常喜欢沈启南的画,曾花800文买了一幅,十分珍爱。顾汝和看到以后,也非常喜欢,恳求文徵明出让给他。但文徵明说什么也不肯割舍,顾汝和到了售卖书画的专诸巷,发现有人在兜售同样的画作,只要700文。于是欣然买了一幅,细打听,原来文徵明所买的那幅,也是这商人卖出去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制假水平之高,已经让专业画家都无从辨识。

  明代著名收藏家李开先,非常喜爱收藏,著有《中麓画品》一部,品评收藏的画作。可是当时的著名鉴赏家王世贞却说:他家收藏的几百幅明代画作,曾经全部拿出来让我看,可怕的是竟然没有一张是真迹。可是,他自己却不知道真假,还写在书里品评高下,这好像自己眼盲还要为别人指路,太让人无法容忍了。

  项元汴也是当时非常知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但鉴赏家詹景凤却说:这个人为人小气,收藏的画作里虽然确有佳作,但其中假画赝品也占一半左右。

  董其昌曾经收藏了传为宋代画家李成的一幅《晴峦萧寺图》,非常珍爱,自己题跋其上,说收藏了20年都没敢拿出来让别人看,还把此画的流传谱系交代得非常清楚。

  后来,他的好友陈继儒告诉他,这是一幅假画。自知上当的董其昌马上想办法卖给了别人。还有一次,董其昌收藏了传为颜真卿所书的《朱巨川告身》,被沈德符点破是一幅临写之作后,也是匆忙转售给了一个不明就里的暴发户。

  严嵩得势之时,江南知名书画,过半被搜求入严府,有人知道他和其子都喜欢古画,就仿造《清明上河图》进献。严嵩父子也都是鉴赏家,同时聘请了当时重要的鉴赏家汤裱褙为其鉴定,却仍上了当。后来造假者内讧,有人说出此事,严嵩才知道手里的画是假的。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画是不能假造的。为了让假画的流传谱系逼真、没有瑕疵,造假者什么故事都编造得出来。

  有没有一种可能:《千里江山图》的流传故事和王希孟的生平,也是掺杂着后人附会的成份。

  一个聪明的造假者,如果想制造一幅假画,通常会选择一个成名画家,依照其成名画作的风格来仿画,有时,还会创造出这位画家从没画过的画作。比如有人假造李成的画卖给董其昌。

  由于中国画家一生中画了多少画,在什么时间画的,都缺乏档案文书,因此,托古人之名造假画很容易。造假者为了让假画看上去更像真的,有时还伪造流传谱系,甚至找寻当时那个时代收藏家的题跋。这一现象在后来的画坛依然存在。

  分析《千里江山图》的身世,结合其在流传过程中的诸多“不同寻常”,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千里江山图》有没有可能是明朝作伪者伪造出来的宋画,甚至更晚些,是清初伪造者们的杰作。这有待学界进一步考证和辨析。

  历史上的作伪者作伪的“逻辑”一般是这样的:首先编造一个离奇故事,让画家在史料上无从查找,而存世画作也仅此一幅,更无从比对。“谱系”中的第一个收藏者再选择一个大人物。唯有如此,题跋上的故事才会有相对合理性,而收藏者也从侧面佐证了画的年代。就《千里江山图》而言,蔡京的题跋、李溥光的题跋和南宋内府的藏印,在九百多年的岁月中,也并非没有被仿冒的可能。

  从流传的角度,《千里江山图》在明以来几百年里,没有让任何知名画家和鉴赏家鉴识过,从没出现在任何书画名录里,没有出现在任何画家或者鉴赏家的笔记里。这样的流传谱系,在中国画史上,几乎是惟一的。

  明代尽管古画生意非常好,喜欢古画的文人雅士、富商巨贾非常多,此画也没有从“密室”走到阳光下。整个明代,是谁收藏了这幅画,根本无从考证,既无题识,更无卷跋,直到清代才横空出世。没有一幅伟大作品是在问世几百年后才显露真容的。此前几百年,一直寂然无声,恍若不存,这种不得不让人称奇。

  当然,就艺术价值而言,《千里江山图》无疑是一幅旷世杰作,即便它的身世传承仍未有更详实的资料佐证,甚至作者希孟,也可能不姓王,但都不影响它在中国绘画史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

  ■孙晓飞

[责任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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