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豪第一”的宗教改革家

2017-11-10 10: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康有为《德国游记》对路德的认识

  1905年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书影,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广智书局版本

  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杨锐等“戊戌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成功逃脱,康有为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涯。此次流亡实属被迫无奈,但也满足了他多年来的考察世界政治的梦想。

  据康有为自己1907年的说法:“吾游德国久且多,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邑,接其都人士,游其工厂、官府,本其史谱,搜其图像,考其风俗,总而记之,久且多佚略,不及其十一。”可见康有为有过九次游历柏林的经历。

  康有为对德意志近代以来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他指出在欧洲各国之中德国的诸多第一:“吾遍游万国矣。英国虽为欧土先驱,而以今论之,则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对普鲁士、德国崛起经验的考察,并以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借镜,康有为认为中国最应当学习的是德国。正是基于以上的第一,他甚至认为,中国以后派遣留学生也应当送到德国去。

  在考察了近代以来多国的在政治、经济、工商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之后,康有为认为,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坚强领导下,实现了在普鲁士王朝主导下的统一,工商业发展迅猛,国力日益强盛。在德国考察德国历史的时候,康有为自然也对宗教运动的著名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Luther, 1483-1546)进行了一番考察和研究。

  一、路德的生平及其时代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九日(1904年7月2日)康有为第一次到达新教地区的柏林。当他在柏林市中心看到手执《圣经》的马丁·路德时,感慨万千:

  抵柏林,初出游,大道中即见路德像,手执书,貌丰睟而有英气。路德创开新教,今四百年间行遍大地,已逾万万人,实为日耳曼第一人才。以儒教之朱子、佛教之慧能比之,拨弃旧教而一统则过之,若法力气势之披猖,似尚未能逮彼也。盖立教本自不同,彼抗旧教,至相杀百万,吾国争教惟事纸笔,且初始压力亦无其大也。耶教同佛,本无妻,路德以五十余岁之老僧,公然娶一老尼为妻,不忌众议,本大怪事。……盖有绝大智慧以审人情,有绝大魄力以破旧法,此所以成教主也。

  康有为对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历史背景了解得非常清楚,同时对宗教史上不同宗教的发展也有相当的洞悉。他对路德的评价极高,认为是日耳曼第一人才。他认为,路德雄伟之气势要胜过在中国历史上进行过儒学改革的朱熹以及佛教改革的慧能。康有为也注意到,路德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多年战争,与中国仅仅“惟事纸笔”的“宗教改革”有着巨大差异。在这一段中,康有为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论述僧人的婚姻——这一在路德的神学思想中并非处于核心地位但依然很重要的论题。路德在《致德意志贵族基督徒的信》一书中曾论及神职人员婚姻的自由,他指出:《圣经》曾警告说,禁止人结婚是魔鬼的教训。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思想是路德的整个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公开信”的第14条他写道:“我们也看见神父怎样堕落了,许多可怜的神父怎样为妻室儿女所累,良心怎样不安,虽然并不难帮助他们,但没有人肯帮助……他结婚与否,可听其自便。”1525年6月13日路德与波拉(KatharinavonBora)订婚时,他是42岁,并非如康有为所说的“五十余岁之老僧”,而波拉仅为26岁的年轻修女,也并非康有为所谓“一老尼”。二者都被康有为夸张了不少。

  至此,有关僧人娶妻的话题并未终止。在康有为看来,路德正视人的欲望,但从其它宗教的发展来看,适情、纵欲的宗教并不一定会有好的下场。

  康有为认为,大道之行有两种方式:或者清洁高行,或者适人之情,当时罗马教皇的问题在于,教会既标榜清洁高行,又贪得无厌,最终由于发行“赎罪券”(īndulgentia)而遭到了马丁·路德的抨击,遂成为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康有为在他的《意大利游记》中有关圣彼得大教堂中有更明确的说明:“此庙壮丽,欧人夸为宇内第一。……费金一千五百万磅。穷教皇之所入不足,乃卖‘赦罪纸’以成之,路德因得藉口以攻之而兴新教,而天主教因之以倾,为此庙也,所关亦大矣,其与秦之役民筑阿房而亡国将毋同。”康有为认为,路德因此得以攻击天主教。康有为既反对“教皇之贪而行赦罪纸,僧之淫而行认罪亭”,同时也反对“适性纵欲之教”,从历史上举例说明,此类的宗教“不能尊”、“不能强”、“不能久也”!

  相比于15世纪后由于王权的加强而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法、西班牙等国,罗马教廷在德意志的地位非常特殊。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又处于分裂局面,使得罗马教廷得以任意插手德意志的政治、经济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的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在这里,康有为从路德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将《九十五条论纲》(95Thesen,拉丁文原文意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粘贴在教堂大门上开始,一直讲到1529年新教之名正式确立。《论纲》传播开来之后,罗马教皇利奥十世(LeoX)发出教皇敕谕,颁布了谴责路德的四十一项教训(康有为误作“五十一条”),并给予路德60天的期限,收回他的主张。由于敕谕的颁布,路德的许多著作被公开烧毁,在维滕贝格路德也针锋相对地将教会的法律书和教条神学的书籍焚烧,同时也将教皇的敕谕丢入了火中。康有为同样提到了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ReichstagzuWorms)的事情:路德的宗教主张不仅动摇了教皇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威,同样也使世俗皇权摇摇欲坠。已经被开除教籍的路德,又被查理五世(KarlV)剥夺了受帝国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当时无数的邦诸侯和城市都站在宗教改革的一边,萨克森选帝侯将路德送到自己的领地瓦特堡予以保护。

  路德1521年5月4日被萨克森选帝侯庇护藏于埃森纳赫的瓦特堡(EisenacherWartburg)。这之后隐居的一年中,路德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了德文。康有为同样提到了1529年的斯派耶尔(Speyer)帝国会议的决议:严格执行沃尔姆斯敕令,不得实行宗教改革。这引起了路德派的极大不满,帝国议会中的路德派同情者宣布这些人不应受会议决议的约束。包括萨克森选帝侯、勃兰登堡选帝侯、黑森伯爵等14个城市的代表在内,在抗议书上签了字。自此,新教徒也被称作“抗议者”(Protestant)。康有为对以上史实的叙述还是相当准确的。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改变了从德意志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想一统宇内所有国家思想的查理五世,既没有克服与教会之间的对立,也没能超越与各国君主之间的政治上的针锋相对。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事态的最终结果。1555年缔结的《奥格斯堡帝国和宗教和约》,以帝国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天主教和路德宗教会的平等地位。帝国允许各国诸侯有权决定信奉哪一个教派。诸侯们和帝国直辖城市获得一种新的权力——自由选择宗教信仰:根据“教随国定”的原则,各邦诸侯的臣民们必须信奉当局选择的信仰。康有为有关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记载非常详细,从1548年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颁布较为温和的奥格斯堡临时敕令,一直到《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且认为这一条约搁置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分歧,平息了国内的政治动乱,改变了整个日耳曼乃至欧洲的“旧制旧俗”。

[责任编辑:杨帆]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员工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

立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