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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津:文化守望与历史担当

2018-02-23 13:56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8-02-23 13:56:53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责任编辑:宫辞

  说起天津,我总会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两岁之前,我随父母就生活在天津,父亲在盐业银行任职,后来因为吃不惯小米,才迁居南京。虽然此后四十年没有到过天津,但《小说月报》选载我的小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随笔,都是写作生涯中值得高兴的事情,结识天津的学人作家,也很有几位。

  2009年春天,为了保护南京老城南历史街区,我和朋友们不得不奔走呼吁,逐级上书,直到国务院领导做了批示,事情才有转机。同时得到类似批示的城市还有天津,听说天津有一个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让我们顿生“此道不孤”之感。我因此记住了王振良、张元卿等人的名字,不久又得友人之介,收到了“小白本”《天津记忆》季刊。2010年秋天,朋友们齐聚天津庆贺来新夏先生米寿,王振良先生领我们去看了天津历史建筑保护的现状。我和止庵、王稼句、徐雁等先生,还曾在五大道的历史建筑保护现场留影纪念。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振良先生,他的年轻干练,令我感慨不已。第二年,张元卿先生来南京大学读博,时得相聚,对于天津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也有了更多的认识。2013年,问津书院正式挂牌,《问津》月刊定期出版,“问津文库”陆续面世,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界引人注目的品牌。

  2015年,第十三届全国读书年会在天津举行,我第一次走进问津书院,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完善,活动之丰富,学术之严谨,对于当代民间书院来说,真是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数书院的灵魂人物王振良先生,七八十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从日程安排、食宿接待、主题讨论、学术交流、淘书观光,千头万绪,指挥若定,令徐雁先生有“玉麒麟再世”之慨。

  问津书院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主旨,使我不能不联想到《天津记忆》,这本杂志,不同于当时已有阵容的“民间读书刊物”,而属于城市文化记忆,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前辈文人学士搜集整理地方文献传统的承继,且由几位主持者自费印行,也与“民间读书刊物”多有“出钱的宿主”支撑不同。《天津记忆》始创于2008年,实际上是此后“问津文化”的滥觞。所以我们在2018年来纪念问津书院五周年时,当不能忘记此前筚路蓝缕的五年。正是那五年中积累的运作经验,使他们在机遇到来时,有可能抓住机遇,赢得成功。也正是那五年中形成的基本队伍,使问津书院能在短短五年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问津书院能够团结整合学院派研究者和民间学人两支队伍,这其中的协调与沟通,需要组织艺术,更需要组织者的个人魅力。而他们所累积和完善的史料,广涉天津城市文化的各个方面,许多是具有抢救性质的。若没有前五年打下的坚实基础,“问津学派”五年间的迅速成长,是不可想象的。而以今天的成就为基础,“问津学派”的前景不可限量。

  王振良先生曾说:“我们并不缺乏有学问的专家学者,但是我们缺乏肯下笨工夫的专家学者。民间史料的价值,主要即在于发现,而这种‘发现’恰恰需要些笨工夫。”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在南京,也参与了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但基本上是史有定评的方志史料,或成名学者的研究专著。对于民间资料,尤其是近现代普通人的雪泥鸿爪,虽然也有些人在搜集,但有意识的整理出版,则几乎没有机会。中华民族素以史学传统为自豪,然而二十世纪史却不幸成为蜂腰。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于接受教科书历史抽象的宏大叙事方式,很少有人思考其结论能通过什么途径得到验证。民间史料提供的往往是感性的细节,对于构筑历史结论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但对于保证历史真实则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当细节的流失达到一定程度时,历史结论甚至历史事件将都可以由人任意诠释了。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可能完成一部信史,我们这一代人,就必须承担起搜集、保存、整理、研究民间史料的重任。

  现供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元卿等先生发起筹办民刊《微南京》,策划“微南京”丛书,可以说是“问津文化”影响下,一种新的可贵尝试。我一直希望“微南京”能拓展为“微城市”,促动全国各大小城市的有志于此者,都投身到“守望文化家园”的行动中。如此,则中华民族传统的继承、民族文化的振兴,才不会停滞于宣传口号。

[责任编辑: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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