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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在前辈的大道上——拜谒胡愈之故居

2018-06-08 03:3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18-06-08 03:30:03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白丽克孜·帕哈丁

  作者:韩小蕙(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暮春江南,霏霏雨丝伴着外公的弦板、外婆的吟唱,把我带到上虞丰惠镇南街的“勅五堂”。时光过得真快,122年前,这座已薪传了300年的胡氏古宅,诞下了第九代的第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大牌记者,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被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社会活动家胡愈之。

  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他是我们光明日报社的第一任总编辑。

  1982年我大学毕业,经过中文系老师们的集体决议,一致推荐我进入光明日报社工作。从那时起,青涩如一枚含羞草的我,便知晓了“胡愈之”这个灯盏般的名字,并就此有了骄傲炫人的夸口……

  孰料“天意从来高难问”,眼见着一年年莺飞草长韶华去,直到如今红颜已去,两鬓见霜,我才有机会来到浙江上虞,拜谒“我们胡老总”的祖屋。

  祖屋“勅五堂”

  从祖上来说,胡家是此地的大户人家。正如我所想,三进院落,四排楼房及多间附属平房,门柱梁气势俨然,雕花窗文雅贵气,整座建筑不见奢华繁复,但求卷帙浩繁。最气势夺人的是有着众多匾牌和楹联:“中翰第”“大夫第”和“东方月上,忙开书卷课儿曹;南亩春来,予诫锄犁修穑事”“二百年祖宅,十一世书香”等。然而,最令胡家世代子孙骄傲的,还是“勅五堂”匾牌,高悬在第一进院落的正房门楣,乃胡氏传家的镇宅之宝。“勅”今写为“敕”,乃皇帝的诏令,是皇上本人才能用的字;“五”在这里是数字。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面藏着一个年深日远的真实故事。

行进在前辈的大道上——拜谒胡愈之故居

胡愈之故居“勅五堂”

  胡氏的高祖乃宋代大儒胡国安。他是北宋哲宗朝进士,被擢为“太学博士”;钦宗时被敕封“太常少卿”和“起居舍人”两职,但皆被他辞官;高宗时又被敕封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两职,国安依然不愿在官场上混迹,只接受了“侍讲”一职,每日严谨端肃地给皇上讲课。后因课讲得好,受到高宗赏识,又被加封为“给事中”一职。胡国安不仅再度辞官,而且竟然离开宫廷,归去衡湘书院,甘心做了一名无官位、无“职称”、无权无势的“人民教师”,最后,气定神闲地以讲学、著书而终其一生。这种不被官场名利所惑,坚持枯坐冷板凳、一心做学问的举止,是中国传统文人们所倍加推崇的典范。不过历朝历代,宦海茫茫,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们口头上唱唱高调而已,没有几人当真的。然而胡国安是真正做到了,五次被敕封而辞官,成了胡家子孙的世袭骄傲,这便有了“勅五堂”。

  胡愈之便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慢慢成长起来的。在整座院落的西北侧,有一间小小的“后咫园”,是他与两个弟弟读书发蒙的地方。他的爷爷胡仁耀曾任清代内阁中书,父亲胡庆皆是民国初年上虞县的教育会长,父子俩都是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带动乡里的耕读传家的士绅。那时,丰惠镇还不叫“丰惠”,也非镇属,而是老上虞县城所在地。“上虞”者,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唐尧禅让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虞舜,但其子朱丹不满而作乱,舜避居故里,百官皆相从,从此便有了“上虞”及“百官”之名。另一说是“虞”通“娱”,此既是舜帝的诞生之地,亦是神仙们聚会娱乐的仙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今人完全不必辛辛苦苦地考证传说之真伪,我们已确凿知道,位于古越文化核心区的上虞,在7000多年前,就有原始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壮举;在秦始皇时期(公元前222年),就已被设置为上虞县……壮哉上虞,已经有寿2240岁了!

  这些家乡的瑰丽传说,更兼远祖的典范故事,是世代读书的胡氏家族的精神支柱。传到胡愈之幼小的心灵时,在爱国主义精神之上,又加增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时代新萌芽。胡愈之从小便显露出文化上的天赋,从春晖小学到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市一中),他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说来,他还算是鲁迅先生的亲传弟子呢——15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绍兴府中学堂录取,当时鲁迅正在该学堂任学监兼博物课老师,主要管理学习纪律,每晚都要在自修室巡查。有一天正是在晚自习课时,少年胡愈之淘气,写了一篇戏谑同学的文章,当场被鲁迅发现,不过先生没有批评他,只是威严地瞥了他一眼,把年少气盛的胡愈之弄了个大红脸,老实了一段时间。不过十几郎当岁的年纪,正是男孩子最淘气的阶段,过了一些时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把老师同学的绰号编成对仗句、联成文章取乐。正当此脑酣耳热之际,他的举动又被从身后走来的鲁迅发现,其“作品”又被先生读了,这回胡愈之心里真是害怕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等着挨训。不料,鲁迅先生再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发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这两眼等于是两鞭子,抽在了顽皮少年胡愈之心上。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最好的教育就是如此,培养自尊胜于训斥罚责,一下子,胡愈之的“明理花”开了,从此进入人生的正式阶段,再也没犯过此类错误,而是把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发奋读书上。

  全才型巨子

  鲁迅先生真是慧眼识人,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胡愈之逐渐成为全才型人杰,在新闻报道、编辑出版、文学创作、翻译名著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耀眼的业绩,乃至成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人。

  他似乎就是上天派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干将,一生与新闻出版结下不解之缘。1914年18岁时候,他就在家乡的霏霏雨丝中忙碌开了,办起平生第一份小报《利息表》。虽然按新闻规范严格地说那还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但请不要忘记,那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开端。以后的一生中,胡愈之主编过家乡的报纸《上虞声》,向父老乡亲介绍“五四”新文化新思想;接手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和世界语,并刚刚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的“小青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热血沸腾的胡愈之等人主持创办了《公理日报》,跟踪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次日,悲愤交加的他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出来。这可惹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胡愈之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1931年初学成回国,胡愈之在途中访问了莫斯科,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况,在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行进在前辈的大道上——拜谒胡愈之故居

《东方杂志》复刊号及胡愈之撰写的《本刊的新生》

  由于胡愈之同社会各界联系广泛,社会影响大,比较适宜做统一战线工作,1933年初,以牧师职业为掩护、担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与胡愈之取得了联系。经几次深谈,了解到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和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于当年9月秘密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归中央特科领导,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也不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只与中央特科单线联系,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这一秘密,一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在民主党派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名单,人们才得知胡愈之已经是有着46年党龄的“老革命”了。

  1936年5月,“七君子事件”爆发——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位社会贤达,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中共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国民党当局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他们并欲加审判。这一倒行逆施的举动激起民愤,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胡愈之担当起指挥营救“七君子”活动的重任,他组织律师辩护,动员舆论声援,并再次冲锋在第一线,亲自撰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的长篇纪实报道,及时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最终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七君子”无罪释放的胜利。后来,《爱国无罪听审记》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名篇,它的写作过程亦颇有传奇色彩。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记录道:

行进在前辈的大道上——拜谒胡愈之故居

  左:1925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在胡愈之、郑振铎等人的主持下,集资创办了《公理日报》,如实报道“五卅”惨案的真相,宣传反帝爱国。右: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胡愈之担任首任总编辑。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在听取刚从苏州回来的记者和家属汇报的同时,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为了赶时间,他采取边写、边刻印、边送报馆发排的办法。当时身历其境的胡子婴曾有过这样的记述:“这篇稿子的头已在各报馆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还在奋笔直书。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到胡先生写稿的情形,方信确有其事。”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

  此时,这位从上虞“勅五堂”走出的朗朗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站在时代大浪潮前排的新闻出版巨子,更是义无反顾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在他的一生中,参与创办、担任主编或社长的报刊,有《东方杂志》、《公理日报》、《生活周刊》、《文学》月刊、《世界知识》杂志、《新生》周刊、《生活日报》、《国民公论》、《南洋商报》、《南侨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月报》等,达二三十种之多。他还组织了斯诺《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工作,推动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同时他还是民盟的核心领导人,是新中国政协的筹备人之一,曾担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最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行进在前辈的大道上——拜谒胡愈之故居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图为同盟同仁鲁迅、胡愈之、黎沛华、宋庆龄(从左至右)合影。

  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

  1948年夏天,胡愈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从香港抵达大连,转而奔赴华北解放区。因为信息灵通,密切关注时局变化的他经过缜密思考,得出了“蒋氏政权已经完全丧失民心,顶多还能支撑一年就要垮台,共产党和解放军将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判断,并将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上级领导李一氓。李对此极为重视,安排他专程去平山县拜见毛泽东,并反复叮嘱他一定要详细向毛主席报告。果然,毛泽东认真听取了胡愈之的阐述,又仔细询问了国统区的许多情况。随后,毛泽东吸取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战场上的最新变化形势,作出了更为准确的分析,在1948年11月14日写成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被委以重任,筹建全国政协,出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担任全国新华书店总经理,筹建全国出版署并任第一任署长,任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和代主席……这些职位可都不是挂名的虚职,比如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即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参与和推动上。在其位必须谋其政,那时,举国上下强调的皆是奉献。“奉献”二字在胡愈之心目中尤其神圣,过去在白色恐怖中他都不怕杀头干革命,现在新中国是自己当家做主人了,当然更得拼命干了!

  1982年夏天我到光明日报社人事部报到后,抽时间去了报社资料室,想瞻仰一下《光明日报》创刊号。报社的资料工作做得真好,按月装订,逐年累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资料室有一位陈蕊英老师,中年女性,个子矮小,业务极棒。老同志都说整个资料室的数十万报刊书册全都在她脑子里,你去借什么,哪怕说不出书名,但只要嗫嚅着说出几个字,或蹦出一个词,她也能像现在的电脑一样,一两分钟就从书库里抓出你的所需,其神其奇,宛如当年北京百货大楼的“一把抓”全国劳模张秉贵。传说资料室还有一位盛祖佳老师,也是中年女性,亦能如此出神入化。这两位令当时青葱生涩的我满襟崇敬,心说《光明日报》可真是中国知识界最高端的大报,连资料管理员都如此非凡,真让人太兴奋了!

  果然,圆圆眼睛的陈蕊英老师友善地看着我,没等我说完就明白了,顷刻间就捧来了《光明日报》创刊号,那是1949年6月16日的珍贵出品。

  那时的报纸还是竖排,繁体字,整个版面如同壮观的兵阵,密密麻麻,风雨不透,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版面最醒目的中栏右上处,是毛泽东的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左侧是朱德的题词,“民主光明”。版面的最左面,从天到地四辟栏的一大块,是胡愈之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有3000多字,要言不烦地提出了四点办报方针,第一是“负责任的态度”,第二是“服务的精神”,第三是“建设的批评”,第四是“忠实的报道”。《光明日报》是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萨空了任秘书长,其办报思路是面向科技文教界、学术理论界、医药卫生界的广大中高级知识分子,以科学、教育、理论、文学、艺术等为主要内容,报道国内外科学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最新动态。

  《光明日报》创办伊始,胡愈之在用人上实行精兵主义,讲究报纸内容要充实,效率要高,出报要尽可能早。老同志们回忆说,胡老总非常重视报纸的时评,常常亲自操刀社论和评论,观点鲜明,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同时凭借着他个人的社会影响,胡老总还吸引和动员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撰稿,使报纸第一年的版面上就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吐艳的可喜局面。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光明日报》的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毛泽东特别喜欢看《光明日报》的文艺专版和理论专版,甚至还曾具体关注过版面的调整。后来这一点形成传统,以后党和国家的历届领导人都很重视《光明日报》,一个小小的例子是,2005年我写了一篇报道季羡林先生近况的新闻,里面提到季先生马上就将迎来94岁寿诞,文章不长,是发在2版上的,谁知晚上即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看到了,第二天他就去看望了季先生。

  可惜的是,由于胡愈之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后,工作太忙,一年后,他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这令报社的同志们都很不舍。不过,虽然“胡老总”在报社的实际工作时间仅是短暂的一年,但他为这份报纸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创刊以来到今天,《光明日报》已经走过了69个风雨兼程的不平凡岁月,今天依然是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报。

行进在前辈的大道上——拜谒胡愈之故居 

1950年9月,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

  胡愈之之外的上虞人杰

  必须还要提及的是,从俨然端肃的“勅五堂”中,还走出了胡愈之的二弟胡仲持,多年后他亦成为著名翻译家和驰名全国的记者,译有《世界文学史话》《愤怒的葡萄》《森林里的悲喜剧》《月亮下去了》《白痴》《俄罗斯母亲》(合译)。新中国成立后著有《抗美援朝运动史话》《世界大都市》等。另外,胡仲持还颇为留意介绍世界风俗,著有《世界性的风俗谈》《三十二国风土记》。接续下来的胡氏第10代中,还孕育出胡子婴、胡德华、胡鸿基等多位对社会有卓越贡献的各界俊才。整个“勅五堂”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不仅如此,从小小1403平方公里的上虞地区,还走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名人队列,古往今来,络绎不绝。古代的有哲学鼻祖王充、化学之祖魏伯阳、竹林贤士嵇康、一代名相谢安、山水诗人谢灵运、宋代名宦李光、明清书画大家倪元璐、《四库全书》副总裁梁国治、方志学始祖章学诚、西湖才子徐松……闪耀在现代史中的有科普先驱杜亚泉、教育名流经亨颐、大慈善家和维新人士经元善、国学大师马一浮、散文大家夏丏尊、收藏名家王望霖、建筑学家陈从周、幼教专家陈鹤琴、爱国学者范寿康、茶圣吴觉农、商界巨子经叔平、散文妙手川岛、杂文大家徐懋庸、考古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等,还有革命志士王一飞、叶天底、何云……至于当代的诸位名人,我们大家就更熟悉了,有全国无人不识的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奥运赤子何振梁、美猴王章宗义、爱乡楷模张杰……

  说来,这么多名人迭迭涌出,并非上虞的“运气”好,而是有其深厚根底的——自古以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读书的风气一直极浓,就连最贫苦的人家也都会倾全力支持孩子读书。仅从宋至清的科举考试中,上虞荣登文武进士者有407位,其中还出了8名状元;居然还出过武状元5名,这与我们意识中“文文弱弱”的江南人印象,可真是有如天壤了!

  今天,上虞还是一座崇尚科学和教育的城市,从这片美如丝织的霏霏细雨中,已经走出去16位两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著名物理化学家徐光宪、著名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著名化学家徐如人、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强伯勤、著名通信技术专家周炯槃、著名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家周勤之、著名有机磷化学专家袁承业、著名航空材料专家曹春晓、著名机械装备失效分析预测和预防专家钟群鹏、石化专家王基铭、医学遗传学专家金力、宇宙学专家景益鹏、生物学家陈润生、环境工程专家朱利中。

  都说“人杰地灵”,信然!我理解,“人杰”一定是要排在“地灵”前面的。有了杰出人物,才能使地域熠熠生辉。滚滚高天尽管清明澄澈,但有了苏东坡,才能唱出“我欲乘风归去”的豪放;莽莽大地虽然葱郁葳蕤,但有了辛弃疾,才有了“倾城随太守”去观猎的老百姓;哪怕一只飘飘遥遥的小小蝴蝶,也愿飞在春风得意的马蹄旁;即使一座拔地的山岳,也愿投入老杜“一览众山小”的胸襟中……

  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个人最最羡慕的,还是上虞的人杰。胡愈之当年上过的春晖学堂,已经走过了110年历程,赢得“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成为中国现代新教育和新文学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已发展为春晖高中、春晖外国语学校,并且已是绍兴地区乃至浙江省最难考入的重点学校之一,谁家的孩子若是考上了春晖,得让乡人夸耀五条街,香飘十里路。呵,一个念头忽然楔进我心里,定定地嵌在心盘上不走了:如果我能重新回到童年,那我一定要到上虞来求学,发奋苦读,争取做一个胡愈之那样的全才型人杰;更要像他那样投身社会,服务人民,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

  霏霏雨丝还在悄然地润泽着上虞大地。万物有灵,在这个暮春的时节,神祇们并没有走远,而就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尚娱际会,与民同乐。侧耳听,外公的弦板还一直在敲,外婆的曲文亦一直在唱——唱的是什么?哦,原来是那年金庸先生来过后,非常喜欢这方福地,夜来椽笔操斛,留下的《上虞赋》:

  上虞名郡,溯自大舜。后妃淑德,娥皇女英。汉有大儒,王充论衡。晋则谢安,东山大隐。曹娥至孝,英台情深。史推实斋,文称丏尊。迄至今世,马竺谢晋。文物大邦,千古扬名。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8日 13版)

[责任编辑:白丽克孜·帕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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