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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赴京:从昌邑到长安沿途的风土人情

2018-06-08 11:24 来源:光明网 王金中
2018-06-08 11:24:33来源:光明网作者:王金中责任编辑:宫辞

  作者:王金中

  西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春夏之交,汉昭帝驾崩,因无子嗣,19岁的昌邑王刘贺应诏赴京典丧,准备接替帝位。从昌邑国到长安城,几乎纵贯国土的东方和西方,直线距离达到汉代的1600里,穿越了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道路最顺畅、历史文化积淀最厚重的中原地区。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依据《汉书•武五子传》中记载的若干地点,循着刘贺曾经走过的道路,探寻当年沿途的山水风光,领略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对于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刘贺的性格特点,很有意义。

  一、出发地——昌邑国

  刘贺是在昌邑国的王宫里接到朝廷发出的玺书的,第二天中午便踏上赴京的征途,因此,昌邑国便是刘贺一行的出发地。

  昌邑国位于如今山东省的西南部,汉初时属于山阳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汉武帝立刘髆(bó,音搏)为昌邑王,所封之地山阳郡随之改为昌邑国,直到元平元年第二代昌邑王刘贺被废,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昌邑国除,又恢复为山阳郡。这样算起来,昌邑国的地名只存在了24年左右。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诸侯制,实行郡县制,全国划分为四十八郡。到西汉时,既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在部分地域恢复了分封诸侯制:一部分郡县直属朝廷,另一部分属于诸侯王国,形成了郡—国并行的格局。当时,全国共有郡、国最多时达到103个。为了便于管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部刺史,除近畿七郡外,把近百个郡、国划分为13部,每部设一刺史,进行监察管理。山阳郡即后来的昌邑国,就属于兖(yǎn,音衍)州刺史部。

  汉武帝为什么要把刘髆分封到山阳郡当昌邑王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说,“山阳郡,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县二十三。”又说“河(指黄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薮曰泰壄,其川曰河、泲(指济水),浸曰盧、潍;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指马、牛、羊、豖、犬、鸡),谷宜四种(指黍、稷、稻、麦)。”由于昌邑国处在一个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桑麻遍野、五谷丰登的地区,因此就成了当时的经济都会,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北方的牛马牲畜,南方的丝茶竹器,东方的鱼盐海产,西方的皮革毛料,都在昌邑国交易。此外,昌邑国盛产漆器,还有冶铁业和专门管理冶铁的铁官,是全国49处从事铁器生产的官办工业之一。据《汉书》记载,当时在昌邑从事冶铁生产的工役就有280人之多。其实,昌邑国及周边并没有铁矿,冶铁的原料都是从其他地区转运而来,这更加说明昌邑国交通发达,交易活跃。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标有“昌邑”字样的大量漆器、青铜器、竹木器,以及玉器、铁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二,这里是儒家文化和文明礼仪之乡。汉武帝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文明礼仪作为治国方略。昌邑国位于齐鲁大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汉书•地理志》说这里“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蓄)藏。”汉武帝有6个儿子,除了太子刘据、少子刘弗陵外,二子、三子、四子同时册封,即刘闳封为齐王,刘旦封为燕王,刘胥封为广陵王。可惜齐王刘闳很快就去世了,而对一直觊觎着皇帝位置的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汉武帝又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封第五子刘髆为昌邑王,目的就是让他在孔孟之乡深入学习儒学文化,以后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治国理政。随同刘贺赴长安的郞中令龚遂、中尉王吉、老师王式,都是当地最著名的大儒,其中王吉还是研究《齐论语》的领衔大师。

  其三,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昌邑及附近藏龙卧虎,孕育出许多旷世枭雄。秦末农民战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距昌邑只有五六百里。当时,刘邦在沛县、彭越在巨野、秦嘉在东海纷纷响应,都距昌邑不远(图1)。其实,项羽的故乡临淮下相,也离昌邑不远。特别是刘邦与项羽联合作战的第一仗,就是攻打昌邑境内的胡陵、方与。后来“楚汉之争”时,刘、项两军又多次在这里交战(图2)。汉景帝三年发生的“七国之乱”,平叛之战也是发生在这里。据说,汉高祖刘邦分封诸侯时有一条重要原则,就从军事上考虑“地犬牙相制,所谓磐石之宗也”,从而使“天下服其强”。(见《汉书•文帝纪》)也就是说,让郡县与诸侯国的地盘犬牙交错,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刘贺赴京:从昌邑到长安沿途的风土人情

图1

刘贺赴京:从昌邑到长安沿途的风土人情

图2

  需要指出的是,同属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就在昌邑国的北面。泰山不仅是历史上的名山,而且是历代帝王仰天功之巍巍而封禅祭祀的地方,是受命于天、定鼎中原的象征。从昌邑到泰山直线距离仅300余里。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三月,汉武帝“还幸泰山,修封”。(见《汉书•武帝纪》)昌邑王刘髆带着儿子刘贺陪同登山,参加盛大的封禅大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汉武帝曾经前后六次到泰山封禅,这是他最后一次登临泰山。在这次封禅大典上,刘贺不仅见到了已经古稀之年的祖父汉武帝,还认识了后来决定他命运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这是他与朝廷的最早接触。

  二、第一站——定陶

  《汉书•武五子传》记载了昌邑王刘贺接到玺书后,立即出发,很快到达第一站——定陶的过程:“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郞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郞谒者五十余人。”

  定陶位于昌邑古城的正西,是济阴郡所属的重镇,与昌邑国同属兖州刺史部。刘贺的车队到定陶,必须过荷泽,跨泗水。泗水古时也叫荷水,上游通泲水,下游通泗水,最后汇入淮河,流入黄海。因此,这里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

  定陶古称陶,又名陶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渔猎耕种,繁衍生息。自春秋至西汉800多年间,一直是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全国性经济都会,享有"天下之中"的美誉。

  这里有三个时间概念必须弄清:其一,“夜漏未尽一刻”。有人认为是午夜,说刘贺三更半夜接到玺书。其实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黄昏后。因为古代计时用的刻漏分为日漏和夜漏两种,白天用日漏计时,夜间用夜漏计时。由于春夏秋冬昼夜时长不等,因此日漏与夜漏的计时长度也不同。“夜漏未尽一刻”,是指这一天使用夜漏计时还不到一刻的时候。古代一天100刻,一刻为现今的14.4分钟。这时,太阳早已落下,天色黑暗下来,需要“以火发书”。其二,“日中”。汉代实行十二时辰制,分别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其中的日中也就是后来的午时,相当于现在的11~13时。其三,“晡时”。也就是后来的申时,相当于现在的15~17时。从日中到晡时是两个时辰,相当于4个小时左右。

  还有一个数字概念也必须弄清,即“行百三十五里”。《汉书•食货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 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据此,汉代的一里应为300步,1800尺。以一尺23.1厘米计算,一里应为415.8米。如此算起来,两个时辰“行百三十五里”,合现在的56.1公里,即112.2里,折算每小时大约奔跑28里左右。刘贺所乘车辆的行进速度,甚至超过了马匹的驰骋速度,以至于“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

  从急于上路的时间上看,年轻的刘贺处事不够稳重,遇到大事显得过于急躁、草率,缺乏细致周到的谋划。这与他后来当27天皇帝时,派遣的“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的性格特征是一致的。

  刘贺一行赴京城长安,出发时一共带去多少人呢?在定陶由于“马死相望于道”,经龚遂劝谏,刘贺在第一站就遣回了50余人。后来刘贺当皇帝被废黜时,大将军霍光以“陷王于恶”为名,诛杀昌邑侍从200余人。因此刘贺一行出发时的队伍大约在250人以上,可谓车辚辚,马萧萧,浩浩荡荡。这就预示着刘贺进京以后,打算使用昌邑国自己的人管理朝政,完全抛开前朝老臣。这种不顾大局的用人之道,犯了封建官场的大忌。值得一提的是,刘贺的部下中尉王吉在启程前曾经“奏书戒王”,让他“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而对大将军霍光“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对于这样有见地的劝诫,刘贺根本听不进去,充分暴露了他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性格缺陷。

[责任编辑: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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