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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比较品《三国》

2018-09-27 14:29 来源:中华读书报 

  画作《阿基琉斯的凯旋》

  画作《桃园三结义》

  今年暑假,我重温了《三国演义》,一边读,一边为罗贯中的妙笔击节叫好,也感觉天气不那么热了。宋人苏舜钦曾以《汉书》下酒,传为美谈,我附庸风雅一下,或者可以说是以《三国》消夏了。在读的过程中,不时会联想到类似的外国文学现象,以下三则笔记尝试做了一点比较。

  张飞与阿基琉斯

  《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写:

  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都不敢近前。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睁圆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

  这就是著名的“长坂桥张飞退曹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大手笔。但如果我们放眼西方文学,则不难在荷马史诗中找到一个非常接近的例子:

  一连三次,卓越的阿基琉斯隔着壕沟啸喊,一连三次,特洛伊人和著名的盟军部众吓得惊散;其间,他们中十二个最好的勇士即刻毙命,扑身自己的战车和矛尖。阿开亚人从飞舞的枪械下拖出帕特罗克洛斯,将其放躺在尸架上,亲密的伙伴们围站他的身边,哭得悲哀,捷足的阿基琉斯和他们同在,热泪滚滚,看着他所信赖的伴友尸躺架面,挺着被锋利的铜枪豁裂的躯干。(《伊利亚特》第十八卷)

  阿基琉斯是《伊利亚特》的主角,得知自己的亲密战友帕特罗克洛斯捐躯的消息,他怒不可遏,发誓要把尸体从敌人的包围中夺回。他的三声“啸喊”完全可以媲美张飞的三次“厉声大喝”。如果从被喊声吓死的人数来看,他的一打十二个无名勇士显然超过了一个夏侯杰。但张飞的表现更具有戏剧性,他的三声大喝每次都有变化,特别是最后一声,仔细品味“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感觉张飞有点心虚。阿基琉斯是女神的儿子,刀枪不入(当然除了脚后跟),所以无所畏惧。张飞毕竟是凡人肉身,虽然英雄气概绝不输于阿基琉斯。

  荷马史诗是公元前9世纪左右的作品,比《三国演义》早两千多年,但罗贯中肯定没有读过《伊利亚特》,也肯定不知道阿基琉斯的英名。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心”是完全可以相似乃至相同的。

  一般认为,只有西方才有史诗,中国没有,其实中国的历史小说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史诗。它们和荷马史诗一样,既有“史”的依据,更不缺少“诗”的要素——天马行空的创造和想象。

  关于张飞在长坂桥的表现,陈寿《三国志》的记录很简单:“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长坂。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这里完全没有三声巨雷般的大喊。同样,曹操的回顾左右和夏侯杰的肝胆碎裂也都是小说家的神来之笔。

  二乔与海伦

  《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描写赤壁大战前曹操大宴群臣,有一段精彩的文字:

  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忽座间一人进曰:“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视之,乃扬州刺史,沛国相人,姓刘,名馥,字元颖。馥起自合肥,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绩。当下操横槊问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众皆惊骇。遂罢宴。

  这就是著名的“宴长江曹操赋诗”,所赋之诗就是大家熟知的《短歌行》。由于历史材料的缺失,现在已经无法确定该诗的创作年代。当代学者研究曹操一生的经历,认为最可能写于建安元年(196),曹操将汉献帝挟持至许都后不久。为了大规模招揽人才,曹操经常举办宴会,《短歌行》很可能就创作于“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时。到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时,曹操麾下早已人才济济,兵多将广,所以逼得孙、刘只能联手来对付他了。罗贯中安排这首诗此时出场有点晚。

  “月明星稀”四句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喻客子无所依托”(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汉末大乱时许多士人到南方的荆、扬二州去避难是“乌鹊南飞”的本事,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归宿,所以曹操立刻用“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热烈欢迎。这四句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吉”。罗贯中在这里制造一个“刺死刘馥”的情节无非是为了抹黑曹操——求贤若渴的高调刚刚唱完就“手起一槊”。

  从宋代以来,曹操的形象每况愈下,到了《三国演义》可以说跌到了谷底。在刺死刘馥之前,罗贯中还有一段抹黑曹操的妙文:

  饮至半夜,操酒酣,遥指南岸曰:“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顾谓诸将曰:“吾今年五十四岁矣,如得江南,窃有所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足矣!”言罢大笑。

  看来,曹操兴师动众最大的动力不是统一中国,而是“娶二乔”,用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就是“力比多”(libido)在起作用。虽然这种本能人人都有,但曹操显然多到“爆表”。

  为了女人——特别是有夫之妇——发动战争,我们在西方文学中最容易想到《伊利亚特》。海伦的国色绝不输于二乔,特洛伊的首领第一次看到她后发出这样的窃窃私语:“不能责怪特洛伊人和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确实,倘若他们经年苦战,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她的长相太像,是的,极像长生的女仙。”(第三卷)海伦到底长什么样,没有正面描写,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罗贯中同样深谙此道,二乔的美貌,我们也只能从“今年五十四岁”高龄的曹操的角度去想象。

  兄弟与夫妻

  《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开篇有一段发人深省的描写:

  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况城池本非吾有;家眷虽被陷,吕布必不谋害,尚可设计救之。贤弟一时之误,何至遽欲捐生耶!”说罢大哭。关、张俱感泣。

  显然,在刘备看来,甘、糜二夫人的重要性远不及关、张两兄弟。这不是他个人的偏好,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念。早在《诗经》中就有“宴尔新婚,如兄如弟”(《邶风·谷风》)这样的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和她正是新婚和乐,就像好兄弟亲密无间。”在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社会,这句话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夫妻关系显然比兄弟关系更为紧密和重要。但古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在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中,“兄弟”这一伦排在“夫妇”前面。这当然不无道理:兄弟有血缘关系,是天伦;夫妇则没有,只是人伦。刘、关、张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桃园结义成为异姓兄弟后,关系不仅超越了夫妇,刘备称帝后甚至超越了君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经·小雅·常棣》中的这句诗用来形容他们的亲密无间,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除了小说、诗文,中国戏曲中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元杂剧《神奴儿》第一折李德仁说:“在那里别寻一个同胞兄弟,媳妇儿是墙上泥皮。”石君宝《秋胡戏妻》第二折:“常言道:媳妇是壁上泥皮。”郑廷玉《楚昭公》第三折昭公夫人说:“兄弟同胞共乳,一体而分,妾身乃是别姓不亲,……”

  把妻子比喻成“衣服”“泥皮”,兄弟比喻成“手足”,不仅在中国文学中比比皆是,在西方文学中也不少见。博闻多识的钱锺书先生引用过以下三个例证:“莎士比亚剧中一人闻妻死耗,旁人慰之曰:‘故衣敝矣(oldrobesarewornout),世多裁缝(thetailorsoftheearth),可制新好者’;又一剧中夫过听谗言,遣人杀妻,妻叹曰:‘我乃故衣(agarment out offashion),宜遭扯裂(ripped)’;亦谓妻如衣服耳。约翰·唐(JohnDonne)说教云:‘妻不过夫之辅佐而已,人无重其拄杖如其胫股者(Sheisbutahelp, and nobody values his staff,as he doeslegs)’;亦谓妻非手足耳。”(《管锥编》)

  钱先生举的例子都是比较近代的,古代有没有呢?熟悉古希腊文学的人一定会想到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她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安葬了反叛城邦的兄长波吕涅克斯。在被处死前,她说出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如果我的一个孩子或者我的丈夫死了,尸体腐烂了,我或许还不会采取这个行动,不顾城邦的反对。我说这话根据什么原则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嫁一个,孩子死了,我可以和别的男人再生一个;如果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永远不能再有一个兄弟生出来了。”(《安提戈涅》第四场)在这里,丈夫成了衣服,而兄弟依然是手足。

  我们还可以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找到一个和安提戈涅想法一致的女人——音塔普列涅司的妻子。波斯国王大流士将她全家监禁起来,在她一再悲哭恳求后决定赦免她的一个亲人,这个人可以任凭她选择。她考虑后选择了自己的兄弟,并对深感意外的大流士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国王啊,如果上天垂怜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个丈夫,而如果我失掉子女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些子女。但是我的父母都死去了,因而我决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历史》第三卷第119章)这个波斯女人的例子在《管锥编》初版(1979年8月)中是没有的,1986年再版时被钱锺书先生增补进来。从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大学者的境界——为学日进、永不满足。从这个例子也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位于两者之间的古代文明,都高度重视血亲关系。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去世二十周年,谨以此则小文作为心香一瓣的纪念。

[责任编辑: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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