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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李先生

2019-03-05 10: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阅读李先生 ——读《李学勤先生访谈录》

  《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程薇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198.00元

  在我正撰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惊悉噩耗。李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很幸运,能入于先生门下。遗憾的是,我成为先生博士后的时候,先生的身体状态已经欠佳。我更多的是在阅读先生,在阅读先生的新旧论著、校对《李学勤文集》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先生的道德文章。

  草草完稿,谨以此小文,沉痛悼念敬爱的李先生。先生千古!

  在古文字学界,不止一位姓李的先生。但如果单单提到“李先生”,则显然是指李学勤先生了。

  李先生在古文字学界和历史学界,有特殊的威望。这不是个别人的恶意中伤与人身攻击所能撼动的。但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一般读者难以窥其全貌;先生的研究过于专门,一般读者也很难读懂他的学术论著。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聆听先生的讲学,也不是所有人能免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程薇老师编著的《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以下简称《访谈录》)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生动呈现先生道德文章的窗口,可帮助大家走近先生、了解先生。

  这本书分上下2册,包括7辑,分别是“综合评述”“系列访谈与回忆”“学术情怀”“金针度人与学科建设”“书评荟萃”“学术自传与学术年谱”“海外反响”。访谈、回忆、讲座、书评以及中外学者的评价,勾勒出先生学术生涯的概貌。“综合评述”部分,总体呈现了先生在古史、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献、思想史、学术史、海外汉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重点推荐刘国忠老师的《李学勤学术研究评述》一文。“学术自传与学术年谱”部分,有先生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其中程薇老师编撰的《李学勤先生学术年谱》对先生的学术经历与成果有全面的梳理,颇便查阅。先生学问之广博、见解之敏锐、对学术潮流的持续引领,都是极为罕见的。但凡研究先秦两汉文史各领域的中青年学者,莫不是读先生的著作成长起来的。先生在各领域的学术成就,读者可参阅该书相关部分,我就不再赘述了。

  从清华大学哲学系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再回到清华大学创办国际汉学研究所和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先生治学60余载,留下40多部著作,2000多篇论文,构筑了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先生自学甲骨文,由此进入学术殿堂,其天资罕有其匹,其成功轨迹也难以复制,这不免令人沮丧。但先生的成功,绝不是仅仅出于其卓异的天分,“学勤”二字正是其不断求索的写照,舍此之外别无捷径。哪怕是先生在生命末期卧病在床,仍坚持口述文章,参与最新的讨论,其精神令人感佩。读《访谈录》,如先生现身说法,娓娓道来,金针度人,我等后学可由此把握治学门径,免于堕入误区。

  先生将自己的治学范围定位为《史记》所关注的时段,即从五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多学科的素养是难以胜任的。先生本人便呼吁文科与理科的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结合,并身体力行。同时,先生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视野广阔,注意将中外历史现象加以比较研究,往往置诸世界文明的视角中考察。先生在《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其治学方法的写照,而且也理应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所追求的境界。只不过现在学科划分愈加细密,不少人感叹像饶宗颐、李学勤这些老一辈学者一样贯通诸学愈加困难了。尤其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分离,考古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先生便有顾虑,呼吁“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需要我们从教育层面进一步加强”(《访谈录》第523页)。先生虽非考古学家,但考古学界流行的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观点,恰恰是先生最早提出的,这与先生对理论、材料的把握以及开阔的眼界密不可分。《访谈录》所收录的《理论、材料、眼界》一文,作为先生治学取径的夫子自道,虽然成文已久,但仍值得我们体会与揣摩。先生鼓励通识教育,认为“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感知世界,甚至做人,都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访谈录》第527页)。先生晚年回清华后,坚持给广大学生授课,其《〈史记·五帝本纪〉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便是他在2007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稿。

  先生的学问很专门,但他从来不会故作艰深,而是一直呼吁写浅白、精简的文章。他指出:“学术文章要让人看得懂,要简短精炼。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章越写越长。我们讲国学,事实上中国传统学问很重视的一点就是写短文章……学术文章应当是简明易懂的,引用必要的材料,而不是引用长篇大论。不然全都引用全文,一篇篇堆积下去,最后谁也看不了这样的文章,这会造成灾难。”(《访谈录》第591页)先生的文章大多篇幅不长,但往往深中肯綮,与眼下一些冗长、浮夸的论文形成鲜明对比。

  先生注意向公众介绍学界的新成果。我本人对先秦史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初中时期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录片的影响,那时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知道先生。《古文字学初阶》等书,便是先生普及古文字学的一次尝试。不少学者不满于“民科”曲解文字,但曲解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专家的科普工作做得不够。而真正深入浅出的科普,尤其是古文字学这样相对专门的学科,非学力深厚的大家无以当之。先生指出:“怎样把专业语言转化为大众能接受的通俗表达,这并不是每个历史学家、研究者能够做到的。”(《访谈录》第582页)他甚至认为,写一本通俗的书,其实有时比写专业的书更难。我本人也十分重视普及工作,这与先生的影响也分不开。

  也出于注重普及的观念,先生认为像于丹“这样认真地将传统文明的一些知识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工作,是很值得肯定的。学术不该仅停留在象牙塔中,应该普及大众。她所做的工作,我们很多学者可能还做不了”(《访谈录》第517页)。当然,于丹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这就有待更多学有专精的学者来做普及工作了。毕竟,要让普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准确的认识,并不能仅停留在批判和口号层面。先生一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主流是经学。针对“国学热”,他指出:“当前所谓的‘国学热’虽然形式繁多,但对其核心内容——经学几乎没有多少研究,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终究是不够的。当前‘国学’已经很‘热’,但是包含的问题还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存在危机,主要是社会以及学术界存在着空疏浮躁的风气或心态,这刚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背道而驰。”(《访谈录》第542页)他也不赞成国学诵读的现象,他指出:“就目前来看,诵读的内容基本上是过去属于蒙学的东西……古代经典作品可以有一定的背诵,不失为一种做法,可是你并不能照搬古人的做法,因为所要背诵的一些内容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实际。”(《访谈录》第543页)先生的提醒,有助于我们反思眼下将《弟子规》等同于国学以及诵读至上之类的“伪国学”现象。

  先生强调:“不是说儒学百分之百都是好的,我们不是复古主义者,我们是要继承优秀传统,发扬优秀传统,结合现实,为我们的现实服务。”(《访谈录》第548页)他认为历史对于我们今人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史为鉴,历史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访谈录》第596页),这是因为“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有些记不得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访谈录》第537页)。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强调传统文化中注重修身、民心、德政、廉政的观念,可为当代提供启示(《访谈录》第549—551页)。譬如先生晚年主持整理的“清华简”中,便出现了许多讲民本、德政、崇俭的文献,这些正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我还要重点推荐书中收录的《读书与治学——2012年在人大历史系的演讲》。先生从“夯实基础,视野开阔”“专业读书:读必要的书与泛读”“超越功利的兴趣”“学贵创新”四个方面入手,谈了他对读书与治学的理解,可以说极平实而真切。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坦诚:“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在小时候是非常狂妄无知的,真是非常自信,非常狂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要把我能见到的书都读了……到我这个年龄了可以如实跟大家说了,即使是最爱读书的人,你一生能读的书也很有限,读不了多少。”先生的用意,便是要提醒后学少走弯路,处理好泛读与专精的关系。先生在演讲中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他说:“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大胆地提一个建议:将来能不能下一个决心,读一个著名学者的全集……你真正能把这个全集仔细读一遍的话,特别是你连书信啊、日记啊什么的都读了,你可以看清这一个人的一生,他的整个学术生命道路你都看见了,他的长短你都看见了,这样对我们每一个做学术工作的人都特别有益。”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通过通读饶宗颐、李学勤等先生的文集,的确收获极大。

  当然,欲真正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还需要从先生的学术论著出发。《访谈录》只是快餐,今年拟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李学勤文集》约一千万字,将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盛宴。(陈民镇)

[责任编辑: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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