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雨

　　展览：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

　　地点：国家博物馆

　　“女娲造人”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上古神话。神话内容，虽然往往以想象为主，但想象总归是来源于生活。所以女娲，是否也有自己的现实原型呢？“玉出红山”展览或许提示了这种想象力的一种来源。

　　牛河梁女神

　　1984年10月31日，辽宁省朝阳市凌源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遗址，人们屏息凝气，盯着考古工作者从遗址中提取一件头像。当它成功出土时，考古工作者与其炯炯有神的目光对视，仿佛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这件文物，便是赫赫有名的女神像。

　　当我们在博物馆中仔细端详女神像的时候，内心也许会充满疑惑：首先，这头像明明面目狰狞，其性别何以被判断为女性？在出土这件头像之前，在同一个建筑遗址中，已经出土了一些零碎的人塑残件，包括臂膀、大腿、手、耳朵、乳房等，这些残件均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女性的特征。正因如此，将头像的性别判断为女性，或许是最合理的推测。那么这些女性塑像，又为何会被众多学者判断为女神？

　　这些人体塑像表面打磨精细，线条流畅，并有彩绘的痕迹，明显经过了精心制作，这些自不必多说。破解这些女性塑像的奥秘，更重要的信息隐藏在它的出土环境中。出土这些人塑残件的建筑遗址平面布局不算规则，以土墙、木柱构筑，大体南北长18米，东西最宽9米，最窄2米，总面积约75平方米。据发掘者分析，这座庙的主体部分或可分为7室。这些数据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在距今65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聚落房屋中，已足以使之卓尔不群。

　　除此之外，在出土的倒塌墙皮上，可以看到用红、白亮色相间勾绘的回字纹图案，表明此建筑内壁绘制有壁画。联系古今历代状况略作对比便可知道，即便是在今天，精心修饰内壁的房屋，若非大型公共建筑的必需，便是权势人家的偏好，大部分普通房屋内壁不过是刷白了事。在资源难得的6000年前，规模宏大的房屋里描梁画牖，凸显了它的特殊性。

　　在建筑中发现的人塑残件大小为真人的1-3倍，如此规格，已足以让我们隐约猜到其作为神灵偶像的可能性。而进一步验证这种想法的，是这座建筑中出土的特殊陶器。展览中有一件满身镂孔的彩陶器，胎质细腻坚硬、造型规整，从器形及镂孔情况来看，推测其应当是熏炉之类器物的盖。除此之外，在这座建筑中还出土有大型彩陶塔器残块。这些陶器制作工艺复杂，从其规格、功能来看，也并非用于日常生活，极有可能是祭祀用具。人塑、祭品让这座建筑的性质昭然若揭——它应当就是一座供奉女神的神庙。

　　地理位置进一步佐证了女神庙的性质和重要性。在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至今未发现同时期的居住性聚落，这种与世隔绝塑造了它的神秘。在牛河梁遗址约有20个仪式活动地点，而女神庙和附近的祭祀平台所在的牛河梁第一地点，正处于牛河梁丘陵的制高点。而如从女神庙向南眺望，可看到一座形如猪头或熊头的山峰——而猪和熊可能正是红山人崇拜的动物。种种迹象表明，牛河梁遗址或是红山文化人群的一处圣地，而女神庙是牛河梁遗址的中心。

　　在神话中，中国最资深的女神是女娲。在考古发现中，中国最资深的女神应当便是牛河梁女神。若比较这两位女神，还真能找到些相似之处。女娲抟土造人，牛河梁女神为泥塑真身——虽然塑造的对象不同，但似乎都反映出时人对于泥土利用、制陶技术及造型艺术的认识。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牛河梁女神可能和炼铜有关——在女神庙以南一公里处有一座人工夯筑的土山，号称“小金字塔”，它与女神庙及东西两侧的积石冢构成了牛河梁仪式性建筑群，在这座土山的山顶为炼铜遗址，遗址中发现有1000多个炼红铜的坩埚。女娲补天时曾斩断龟足作为支撑天的柱子，而牛河梁遗址也出土了无足玉龟。我们当然无法肯定牛河梁女神就是女娲，但或许红山文化人群所崇奉的女神，在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终究还是留给后世神话书写者重要的灵感。

　　龙出辽河源

　　司马迁写《史记》，第一位人物就是黄帝。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写黄帝，说明他相信黄帝的存在，但是他笔下的黄帝，又充满了奇幻的浪漫色彩。这种矛盾，或许说明，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黄帝只能是一位亦真亦幻的人物。黄帝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祖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各地都希望落实黄帝的故乡，把他作为杰出的乡党。原本，陕西、河南、山东都是很有竞争力的省份，没想到，红山文化被发现后，东北也加入了竞争。而这事情，要从玉猪龙说起。

　　在“玉猪龙”这个名字流行开来之前，学界称之为“兽形玉”或“兽形玦”，之所以称之为“龙”，是因为经研究发现，比较受到广泛认可的C形玉龙形象，可能来源于这种“兽形玉”。C形玉龙身形苗条，已经具备了后世龙形象的雏形，因此，其作为“龙”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但如细观这龙的头部，或可发现其口吻突出，鼻孔冲前，特别是颈后长鬣，这些特征可能来自于猪。同时C形玉龙的体形，实为“兽形玉”的“瘦版”，其可能正是由“兽形玉”发展而来。由此，称“兽形玉”为龙便顺理成章。而“兽形玉”的“兽”，与人类最早驯化的六畜比较，还是与“猪”最为相似。联系红山聚落的实际情况，各类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猪骨不少，发现了很多红山人群驯化猪的证据。猪在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或许正是红山人群崇拜它的原因。于是，“玉猪龙”之名便不胫而走。

　　但“玉猪龙”到底表现的是不是猪，还是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蚕，有人认为表现的是金龟子的幼虫，还有人认为是马。牛河梁遗址发掘的主持者郭大顺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兽形玦也可能是以熊为原型。理由是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中曾多次发现熊的下颌骨，女神庙的泥塑动物中也有以熊为原型的例子，这些情况表明，红山人或许盛行熊崇拜或以熊为祭。假如兽形玦确实是“玉熊龙”，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据史料记载，黄帝号有熊，有不少学者认为，有熊是黄帝的部落名称。我们知道黄帝的事迹不多，但是他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非常有名。有些学者认为，涿鹿这个地方，在如今的张家口一带。假如涿鹿真的在张家口附近，那么黄帝是陕西人、河南人、山东人的说法，可能就有点问题了。蚩尤一般被认为是来自东方集团，可能是来自山东，山东人和陕西人、河南人、山东人约架，应该不至于选到冀州之野的涿鹿，但如果和东北人约架，倒是有可能选在那里。

　　另外，黄帝打仗，派上前去助战的动物也很有地方特色：熊罴貔貅貙虎，除了神兽，基本是东北战团。除此之外，武王克商之后，是将黄帝的后裔封在了蓟，即燕山南北一带。武王分封，讲究渊源，这或许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从考古学文化来看，东北的红山文化的向南扩张路线，与仰韶文化的北上扩张路线，大体于涿鹿附近相遇并发生融合与交流。这和古史传说时代的局势颇有相似之处。正因如此，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曾以“华山玫瑰燕山龙”之语形容这场区域文化间的重要碰撞，并指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从如今的考古发现来看，东北地区无疑是龙图腾最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从距今7600年的查海文化到距今6000年的赵宝沟文化，再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C形玉龙、玉龙凤佩，东北之龙历经两千年一脉相承，直至南下广为接受，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女娲、黄帝是否是东北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牛河梁和它的女神所展示的神圣，是红山人群精神信仰的缩影，而兽形玦和玉龙，来自那时手中脚下凝练的生活。神话迷离，玉色温润，在东北热土，人心已然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