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杯”非虚构写作大赛文字组特别荣誉奖作品

备考在放羊中，录取在修车时

作者：常荣军，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40年，回首 1975年9月下乡当知青，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元月当汽车修理工，2月底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3个多月内由知青而工人，由工人而大学生的人生经历，命运造化，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仍然那么清晰，不能忘怀……

　　1975年高中毕业，18岁的我即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扛着行李，成为“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下乡插队落户当知青了，从此与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名词——“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挂在半山腰上，可与县城遥遥相望，因山高沟深而不通公路，不通电。30多户人家，一个一间昏暗教室、一个代课老师、几个年级混在一起上课的村小。如仅是路过，山村有茂林修竹、潺潺流水、梯田蛙鸣，很有一些田园牧歌的气象。但身在其中，周而复始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原始的耕作方式，承袭下来若干年的粗放生产，许多时候日不出已作、日已落而不息的劳作，一个全劳动力每天12个工分，值0.11元人民币，人口多点的家庭，年底分红时还会倒挂（欠生产队的钱）的现象，几个知青对此也难以有所改变的现实，不断消磨着刚下乡时的豪情。

　　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简单重复、吃力繁重的劳作，心里有了四盼。一是盼有时间、有书可看。收工吃完晚饭以后，虽然肢体很累，但想看点书的精神追求还是有的。为抵御蚊虫肆虐、终风苦雨，躲进蚊帐里，将衣服被子裹成一筒，点亮插在玻璃罐头瓶里的蜡烛，抓起能找到的书或有文字的东西看。特别是收到半个多月一次乡邮递员路过时留下的过期报纸和《诗刊》等刊物，那就是文化大餐了。鲁迅先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们则是“钻进蚊帐裹一筒，熬过冬夏与春秋”。二是盼放假赶街子。除抢种抢收时节之外，10天左右有一个有点“资本主义的尾巴”味道的街子天（北方叫赶集）。街子天时，县城附近的山村村民带上积攒的鸡蛋、山货或一挑木柴到县城出售，换回生活所需的盐、布、煤油等。而我们知青，则利用这个机会到县城的工农兵食堂打一次牙祭，改善一些少油缺肉的茹素生活。三是盼看电影。在山上，傍晚可以看到县城放露天电影时挂出的白色幕布，夜晚可以看到稀落的灯火。即使当时放的电影被戏称为“中国是新闻简报、朝鲜是哭哭笑笑、越南是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是搂搂抱抱”，只要看到白色幕布挂出，只要收工后时间还来得及，我们放下劳动工具、胡乱填补点东西后就往县城赶，以调剂一下枯燥单一的生活。当然，看场电影的成本很高，下山、过河、再爬坡上坎，单程1个多小时的山路，看场电影来回4个多小时，就这样还乐此不疲。如天气好时，月光如水、星斗满天，几个年轻人走在山间小道上，有说有笑，追逐打闹，还觉得很惬意。四盼早点离开农村。特别是当知青年满两年以后，盼着早点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上学，或盼着招工、参军。但苦闷、彷徨中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即便是那么的渺茫，也遥不可及。表面上还要表现出扎根农村的样子，对当知青没有怨言，心底里却巴不得早点离开。说来很惭愧，真不厚道，但确实是当时的真实。

　　1977年10月下旬，在昏暗的烛光下看到了《人民日报》刊发的全国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消息中特别说到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报名参加高考，而且年龄放宽至30岁左右，婚否不限，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翘首期待良久，当工农兵大学生、参军或招工而不可得，骤然间却是天大的喜讯降临，惊喜莫名，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讲，那真是“喜大普奔”啊！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说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而这一代人又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这个判断没错。而我认为，其关键在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有教无类”、“英雄不问出处”。不论你什么社会身份、什么经历，只要成绩合格，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向成绩合格者敞开大门，拥抱十年沉淀下来的莘莘学子，其核心意义在于，以高考制度改革这一深得民心的举措为先导，推动了经济、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高考制度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探路者、试水者，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今日。

　　喜出望外之余，接踵而来的是如何面对高考，“我行吗？”“来得及吗？”“我怎么办？”等等不安与烦恼。“每临大事有静气”、“骤然临之而不惊”，还真不好做到。

　　冬季在南方农村没有“猫冬”之说，送公粮到县城入库、兴修水利、平整田地、积肥等劳作依然没完没了。委实放不下的上大学的想法，促使我厚着脸皮向生产队请了10天假回家找书备考。路上来回4天，6天时间找书，请教母校——地区一中的老师如何复习，找同学交流备考措施，然后抱着一堆书回到生产队。回到生产队后，我做了一个有助于改变命运的决定，申请作为生产队的羊倌去放羊。当时生产队有大大小小60多只山羊，需要一人每天早晨将它们赶到山上，傍晚再如数赶回入栏。这个活太孤单，许多人不愿干。田间地头的劳动工具不离手，中间休息一会也是吸草烟、吃干粮的时间，无暇看书复习。放羊则不同，虽然一天爬不少山路，但一个人、一群羊，有若干个时间片段可以看书。因为羊吃草时，一般随着领头羊顺着走，如前面没人吆喝或没有不能逾越的障碍，就直行下去。将羊从山这边赶进去，绕到山另一侧等着，就有一段时间看书了。一把砍柴刀、一个装书的军挎包、一群羊，饿了吃点干粮，渴了有山泉水，一个月左右的放羊经历，让我获得了除挑灯夜学之外的不少复习时间。这就是我的备考，备考在放羊路上。1977年12月9日，我交出羊群，赶到县城，参加10日开始的高考，成为是年570万考生中的一员。这一“交”一“赶”，便开启了我新的人生经历，若干年后，我曾对人戏说，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放羊放出来的，我之后的经历和生活，是放羊打下的基础。

　　几乎在复习、参加高考的同时，招兵、招工也开始了。20岁的年龄，当兵晚了些，加之从小就生活在军营里，对部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熟悉，没了新鲜感，所以报名参加招工。高考成绩如何，能否如愿以偿，实在没底。那个时候没有“底线思维”这一说，只觉得能离开农村，当上到点上下班、听钟声吃饭、每月盖章领工资的工人就相当不错了。因此，经生产队推荐，大队、公社、县知青办分别考察、鉴定、审批，几道关下来，1977年12月下旬我被招工录用进地区粮食局汽车队当修理工。几天之间，收拾行李，将按工分分给自己的谷子、玉米按规定卖到县城粮库以后，用卖粮的钱买张公共汽车票离开生活了两年多的农村回家了。1978年元旦后正式上班，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虽然学徒工的工资每月只有十几元，但与知青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工作、生活好则好矣，难以对人言说的问题是对上大学的期盼，真是煎熬啊。在期盼、煎熬，甚至已有一些失望的情绪中，我开始学习修车。从擦洗发动机、卸装轮胎等开始，还不时参加清理“三种人”的会议。日思夜盼中，喜讯终于降临，1978年2月28日得到通知，到地区招办领取大学入学通知书，并在地区一中的大学录取喜讯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有幸成为了77级全国27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喜悦的心情，同“范进中举”一样，但结局不同。命运的改变，就这样开始了。

　　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工农兵学商五种社会身份，我一下子就转换了三种。如此具有戏剧性，除了那个特殊年代，除了我们那个特殊群体，恐怕难得再有了。人生的每个片段总是有内在联系的，前一段是后一段的沉淀和积累，后一段是前一段的延续和发展。人生如戏，总是一幕接一幕地演绎下去，无非有的幕长、戏份重，有的幕短、戏份轻而已。常言道：临事是苦，回想是乐。40年了，回想当时，真真是苦乐自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总与得失相伴。知青的经历是得是失，很难简单肯定或否定，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确实是那时打下的基础。知青经历于我来讲，是一份不愿再重复而又宝贵的历练和财富，历久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