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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龙
《麻柳溪边芭茅花》,张国龙著,重庆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29.80元
我是十年前认识国龙的。2009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在桂林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那次会议规模不小,参会者们多来去匆匆,我们有过交流,但也仅是泛泛交流,我只知道他北师大儿童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留校做了“青椒”,教学任务繁重,其他情况就不太了解了。此后他去香港做访问学者,好些年,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联络。近五六年来,我们有过几次长谈,所谈主要集中在他的成长经历,他的川北乡村生活、他的一次次求学、他的一次次择业、他的情感世界、他的留校任教。也怪,几次长谈我们竟没有专门谈到儿童文学。也许,在“人生”这个大话题面前,“专业”实在次要得多吧。
近年来,国龙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前行,无论是学术还是创作皆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学术上,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研究》等,出版有论著《审美视阈中的成长书写》《成长小说概论》等数种,新近又晋升为教授。创作上,出版有长篇小说《梧桐街上的梅子》《许愿树巷的叶子》《风中的少年》等二三十种,他也因此成为了国内知名高校中不多的学者型作家之一。
不过,尽管如此,与业界不少同代人相比,国龙仍属于不显山露水一类。他低调、沉稳,甚至还有点隐忍。而事实上,他的实力远超一些咋咋呼呼的同代人。他一直在默默耕耘,在隐忍的背后,是惊人的耐力、韧劲和爆发力。我几乎可以认定,这与他饱受困厄、动荡不安的人生经历有关,是性格使然。而很大程度上,这种隐忍也成为了他创作的基调和底色。
《麻柳溪边芭茅花》这部刚完成的长篇,是他“铁桥李花”系列中的第三部,前两部为《红丘陵上的李花》和《老林深处的铁桥》。“铁桥李花”系列讲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川北乡村少年米铁桥、米李花兄妹和小伙伴们的生存境况、求学经历和人生慨叹。在《麻柳溪边芭茅花》中,爸爸妈妈外出打工,杳无音信,铁桥、李花兄妹与重伤卧床的爷爷相依为命。哥哥一边在村小学当代课教师,一边种地,勉力维持全家生计。妹妹十分懂事,照顾爷爷,努力读书。兄妹俩渴望父爱和母爱,思念外出打工不归的爸爸妈妈。妹妹终于考上了老林中学,却因学费陷入了新的困境,哥哥坚决不同意妹妹辍学。铁桥、李花兄妹以及堂姐桐花、小伙伴蒲福林、康正康们犹如麻柳溪边的芭茅花顽强而又倔强地兀自生长。
这是一个成长故事,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成长故事。作品中承载着中国广袤乡村,特别是边远乡村孩童的艰辛、苦涩和沉重,但也正是这些艰辛、苦涩和沉重,才更彰显了人间的温情、温存和温暖。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忍受、坚守、执着,无处不在的守望相助、彼此抚慰、搀扶前行,说到底是他们心中还有念想,还有希望,还有明天的美好。
显而易见,这类作品不是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主流,甚至也未必是儿童主体阅读人群特别偏爱的故事书写。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儿童文学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书写?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毕竟,儿童文学是一个大花园。儿童文学需要校园故事,当然也需要校园以外的故事。儿童文学需要类型化书写,更需要类型化以外的个性书写。
国龙作为儿童文学研究者,当然清楚儿童文学的写作现状和阅读现状。
不过说实话,我更关心国龙为何执着于这类沉重成长故事的书写,具体点说,我更关心作者创作这类故事的心理动因。
国龙在本书后记中曾这样说,写小说之初,自己编撰了不少故事。竭力“跌宕起伏”,削尖脑袋“让情节陡转”。蓄意制造所谓“悲剧的震撼性”,竭尽“煽情”之能事。虽然赚取了一些小读者的眼泪,却越写越心虚,时常有“编不下去了”的恐慌。“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写作,尝试着‘不编’,尝试着用写‘散文’的率性去写‘小说’。于是,我发现我能够写的,还是我所熟悉的生活,以及留存在我记忆中的那些人事物景。沉入我血脉中的‘故乡’和‘儿时的伙伴’,自然就在我的文字里重现。”
从中不难发现国龙写作的心路历程,从“编”到“不编”,从写“不熟悉”的生活到写“熟悉”的生活。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不编和熟悉的“故乡”“儿时的伙伴”的故事,都是“沉入我血脉”的文字重现。
沉入血脉,就是回到原点,回到记忆深处的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说,沉入血脉就是听从故乡的召唤,听从内心的召唤。而这种召唤,是真实的、纯粹的,也是无从抗拒的。
我与国龙是分属不同年代的人,我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人生轨迹也完全不同,但他少年时代遭人冷眼、饱受歧视,为了温饱生存,隐忍承受的人生况味,我一样经历过,完全感同身受。我深知,一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生成因子”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作为一位作家,一位与故乡血脉相连的作家,一旦遇到触点、遇到机缘、遇到创作灵感的撞击,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生成因子”便即刻激活了,故乡和儿时伙伴的故事就源源不断涌来了。
作为创作主体,源源不断涌来的故事,是客体的呈现,更是内心被召唤后的终极诉求,这个终极诉求就是对故乡大地的反哺、回馈和感恩。而这一切,同样是真实的、纯粹的、无从抗拒的。
这是国龙的宿命。(孙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