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学人访问记》，贺逸文等撰，张雷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第一版，定价：96.00元（上下两册）

　　他的笔名是“落华生”；他的学问是在艰难困苦中求得的。“先父在光绪二十一年台湾事变后，将所有积产五万余金，散与部下，携子侄逃居内地。全家在穷困中度过数年。”

　　研究哲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许地山是研究印度哲学同古哲学的。同时喜欢读小说的人，也知道有个“落华生”，时常用锋利的笔调，暴露社会的深层。这个“落华生”的名字，就是许氏的笔名，所以虽然他是研究一种干燥的哲学，但是在社会上，仍是享有相当的盛名。不过普通人仅知道许氏是学术界的一个健将，而他自幼艰苦求学的经过，却被一般人所忽略。

　　记者在一个傍午的时光，与许氏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在他的流利的谈话中，告诉我他的先人被当时大陆的赋税压迫，跑到台湾去找生活。同时当他三岁的时候，台湾被另一个国度所占领，使他们更感受痛苦，不得不再回到阔别数百年的祖国。他的父亲虽然争得了功名，在宦途混迹数十年，但所遗留下的仍是“贫穷”。所以许氏在艰难困苦中奋斗，完成了大学校与国外求学的志愿，而有学术上的成就。

　　许氏的住处，是个小的四合院。他书房同寝室，都在此房里，大概他的书房就兼作客厅，所以记者能在他的书房内同他谈话。他的书房虽然不见得华丽，但是布置得很恰当，一个大写字台放在阳光很充足的窗下，转椅、靠椅、躺椅都分配在很合适的地方。墙上稀疏地挂着些字画，屋子中间悬挂着一个大的古色古香的走马灯。两架子哲学书籍，同卡片箱子，放在写字台的对面，自然，这是许氏每天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许氏穿着一件灰色哔叽面的皮袍，礼服呢鞋，同短短的胡须。虽然他不见得比普通留学生少受过外国的熏陶，这种装束，却湮没了他的那个过程。一幅沉默的面孔，配着他的服装，宛如画中的道士。当记者进门的时候，他只微微地点了几下头，便让坐在北窗下的椅子上，同时他也很自然地坐在对面。

　　“当我三岁的时候，正是甲午战争的第二年，我家因为受不了外力的压迫，抛弃了全部产业，由台湾回到大陆。”我说明来意后，许氏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了几句。我们平常只知道他是福建人，想不到他竟生长在两个民族有过激烈斗争的地方。原来许氏的祖先，在明朝嘉靖年的时候，便迁到台湾，许超便是他的入台一世祖。从他家庭的传说，一世祖是蒙塾的师傅，因为规避当时的重敛，而移到赤嵌。许是光绪十九年生于台湾。光绪二十一年中日和约签订，台湾及澎湖群岛都归日本。台湾民众反对无效，就积极筹建民主国。那时他的父亲任筹防局统领。旧历九月初三日，日人入台湾，他们便逃回潮州，因为他们的祖籍是揭阳县。他原籍是台湾，他父亲又在广东做官的缘故，便寄籍为福建龙溪人。

　　“回到大陆后，先生的家庭状况如何？”当他用简单的话，说明了他的家庭中，一个数百年的小史后，我便继续地这样追问他一句。他说：“先父在光绪二十一年台湾事变后，将所有积产五万余金，散与部下，携子侄逃居内地。全家在穷困中度过数年，到光绪二十四年时，才能算是得了点生活的安定，所以便搬到广州去住。嗣后先父虽然任过徐闻县、三水县等县的知县，同其他的官吏，但是遗留给我们的，仍是‘贫穷’，所以使着我在艰苦中才完成学业。”

　　许氏在燕大主修是教育学，其次是社会学。为得求学，他抛弃了第二师范的收入，求学的费用自然是要自己负担，在生疏的北国没有方法去找生活，于是便写些文章卖。

　　“先生求学的开始在什么时候？”我再转变谈话的方向，问他求学的经过。他仍是仰着头，很快地说：“小学在家里读的，光绪二十二年的时候，家里请吴献堂先生教我们弟兄。光绪末年，我便到广东官办的‘随宦中学堂’读书，陈受颐、周泽岐、危道丰、陈博生、俞棪等，都是那时的同学。”广州随宦学堂，是由当时做官的薪俸捐资办的，到辛亥革命后便被取消。当时还有五班没有毕业，许氏便是被遣散五班中年级最高的一班，他在中学仅只读了三年书。那时的学制是强迫的，不能任意选择，许氏虽然对于文学有相当的兴趣，但是被派入实科班，所以他的植物学、手工科等学科，得有相当的根底。

　　“离开中学后，即往漳州省立第二师范教手工、唱歌、植物学这类的功课，每月薪金小洋80元，那时我刚才过了19岁，因为生活的关系，不得不去做自己不愿做的教员”，他不等我发问，便继续往下说，“在第二师范当了一年教员后，希望到外处去呼吸点新鲜的空气，所以到民国二年的时候，便到缅甸仰光去当小学教员，月薪只80个卢比，每个卢比当时只合中洋七角。在那里三年，将英文及其他的科学学科，都预备好了，因为那时迷梦着升大学”。许氏在缅甸，不但是在学识方面有了修养，而且正式地加入基督教，做他以后研究宗教哲学的一个开端。当时他的志愿，也就渐渐地扩大了，将升大学的希望，改为留学美国，并且得了各方面援助的同意。正当他兴高采烈的时候，民国四年台湾的“罗福星革命”失败。这个革命发动的地方，正是他老家剩下些少数产业的地方。在受了那样重大损失后的家庭，自然对于他的计划，不能有所帮助，使着他很失望，并且懊丧地又回到广东。

　　“那么先生什么时候入的燕京大学？”我又这样追着问了一句。他似乎感觉谈得很高兴了，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转过头来对我看了看，又说：“民国五年我从缅甸回到漳州后，再到第二师范去做事。这次是担任附小主事（等于现在的主任），同以前所担任的功课。一年后先父因为生活的关系，到苏门答腊去做事。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希望我到日本去学哲学，或者是继续教书的生活。但是我个人愿意研究宗教，所以民国六年到北平来。不久先父便死在棉兰，而成了我们的永诀。到北平后，适逢燕京大学开办，便做了第一班正式生，到民国九年毕业。”许氏在燕大主修是教育学，其次是社会学。他为得求学，抛弃了第二师范的收入，求学的费用自然是要自己负担，然而这个生疏的北国，没有方法去找生活，所以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写些文章卖给漳州的报纸，同上海的《小说月报》。“落华生”的名字，便是那时被人知道的，虽然在民国四五年的时候，他便用了这个笔名。同时，他因为生活的困难，在三年内把所有的学分完全读完，而比别人早一年完成大学的学业。

　　许氏是时代的幸运儿，时代将他从穷困中拯救出来，而完成他理想的求学程序。他的勇气让人钦佩，在茫茫前途中，只带了极少数的金钱，而去作长时间读书的计划。

　　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他似乎很高兴，立刻站起来到里屋去找他在燕大求学时期的日记给我看。他说：“我在求学的时候，对于自己非常的拘束。每日的日记，对自己都有严格的批评。”可是他翻了一次，并未找着，好像有点懊丧的样子，勉强地笑了一下，便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我再按次序地问他：“在燕大毕业后，许先生自然是需要做事的。”当时我想，一个经济很困难的人，能够将我国现有教育制度的最高段落完成，同时那时的大学生，社会上也不像现在这样地轻视，所以我想许氏一定是在社会上要找着工作的。可是他又笑了，一个轻微的笑，使着我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大学毕业后，仍在宗教学院求学，民国十一二年曾经做过周作人的助教，民国十二年便出国求学。”在他敛起笑容后，很简单地将我的问题，作了扼要的答复，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答复，却给了我一个大的惊讶。许氏却仍是很稳地说下去：“我得了协和神学院的800美金，及司徒雷登的帮助。我在1923年到美国去，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印度和波斯的宗教史，但是只在美国读了一年书。”更使我觉得许氏是时代的幸运儿，时代将他从穷困中拯救出来，而完成他理想的求学程序。同时我更佩服他的勇气，在茫茫前途中，带了极少数的金钱，而去作长时间读书的计划。回想起现在一知半解的大学生的自满，增加了我对他尊重的心，为的他这番的奋斗。

　　“离开美国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印度哲学，及梵文和社会人类学等。费用是伦敦国外布道会Thomas助金里，每年补助200镑。到‘五卅惨案’发生时，英国人对我们的感情不好，想将这种助金给取消，后来减为100镑。”那时是许氏困难的时候，本来在美国的时候，除去固有的补助外，每星期还在学校兼教《诗经》，每小时是10美金。即或补助费用完后，当时在美国找各种工作，也不困难，自然可以使他安心地求学。到英国去，是受了研究宗教的心所煽动，同时又得了英国一个朋友的帮助，使他获得了助金，结果却发生问题。而国内能够对于他有点帮助力量的各庚款机关，又没有熟人介绍，所以在民国十五年便怅怅地返国了。

　　“回国后，就在燕大教书直到如今。现在所教的功课是中国礼俗史与佛教史、道教史等。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二年中间，曾经在北大清华等大学教印度哲学、社会人类学和佛教哲学等，后来因为燕大限制兼课，所以现在只任燕大历史系的教授。前年燕大休假时，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了半年书。”许氏想到我要这样问，便很痛快地告诉了我回国后的简单经过。这时我忽然想起许氏曾经到印度研究过佛学，又问他那次的情形。他说：“民国十五年到印度去了一次，在波罗捺城印度大学念了一年书，及研究印度古代宗教思想，注意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前年下半年在中山大学任教后，去年一月到七月时，又到印度普那（Poona）地方孟买大学所属的一个学院研究梵文与宗教，仍是注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他呷了口茶，略微顿了一下说：“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将来宗教或者要慢慢消灭的，虽然人类是有情感的，终会被理智侵占了。可是现在社会仍离不开宗教的引导。”

　　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成就的人，而不断地虚心地学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于是我便问以后研究计划。这个问题，倒使他犹豫了，停了一刻方说：“关于学术方面，我还不算成熟，念的书也不算多，一样东西若不是教授十年以上，不能说是有研究。”他这样很自谦地说，仰起头来想了想，又说：“现正在写《道教史》，《佛教史》也写得不少，还预备编一部《梵汉字典》，打算用毕生的力量做这件事。”说完便抽出他写的许多卡片给我看，每一个名词都有详细的解释。“现在答应了商务印书馆，写《中国礼俗史》。关于这一门学问如江绍原先生是撰述迷信方面，陶希圣先生撰述社会经济方面，黄石先生撰述各种节气的。我所要着手的是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礼仪习俗的历史。”许氏仿佛忽然想起这件事似的，很快地告诉了我。

　　我们渐渐地谈到学术方面，我问他对于佛教的见解，他似乎感觉很难似地说：“我个人对于佛教没有信仰，因为佛教给人一个悲观的结论。假若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他一定是个悲观论者。我虽觉得生活可悲，但不愿永住在‘涅槃’的境地。”说到这里，他又呷了口茶，略微顿了一下说：“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将来宗教或者要慢慢消灭的，虽然人类是有情感的，终会被理智侵占了。可是现在社会仍离不开宗教的引导，等到将来社会与个人的性格达到完善的境地，宗教也就失掉它的功效了。”一说完了低着头，好像静待我的发问。

　　“印度哲学，与中国的关系怎样？”我随着提出这个问题，击破我们间的沉寂。他很自然地说：“我们不要采用不需要的思想与制度，如果是为知识而研究还可以，若是当日用粮食那样的看，它就不可以。印度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很多，但好的我们没十分得着，坏的倒留下了许多。我研究印度思想只为同在东方，无论好歹，国人总应了解他。”

　　最后我又问他对于中国礼俗的意见，这一问好像触动了他的兴头，便滔滔不绝地说：“人类和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最显然的是他有语言文字和衣冠礼仪。礼仪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也无所谓礼仪。古代社会几乎整个生活，是被礼仪捆绑住。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指文人没有一举一动，是不在礼仪里头的。礼仪本来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行为，用来表示生活上的三种意义：一是生活的象征，二是行为的警告，三是危机的克服。若是行为不被公认在某种事情上必得这样做的，便不能算为礼仪。所谓生活的象征，是人在很短的时间把他生活的方法表现出来。如人要表示友谊，‘友’的原则是互助，有人说中国的‘作揖’，是种地时拿锄头刨土的手势。古时两个人相见，语言不一定相通，但要表示友谊时，便做一种手势，意思是说，你如要我帮忙种地，我可以效劳，这样便成了‘作揖’。欧洲人的‘拉手’‘脱帽’，同中国的‘叩头’，都是生活的象征。”

　　说到这里，他叫听差来倒茶，干了一杯后继续说：“至于行为的警告，意思是依据生活的经验，如官吏就职的宣誓典礼，是为警告他在职时候尽职，不得辜负民众的事情。又如西洋轮下水时，要行掷香槟酒瓶礼，是表示不要船上的水手，因为狂饮而误事的意思。此外危机的克服，人在生活的历程上，有种种危机，如生产、婚丧等事。故人对于生活上的危机，都用一种礼仪，多半是含有巫术的色彩。现在知识增长，生活形式变更，所以人也不再找这些麻烦了。”他一口气说完了，大家都感觉有点疲惫，便将话扯到琐碎的事情上。谈了两个钟头以后，我辞别了这位学者，走向归途。

　　（1935年2月23—26日）本文摘自《北平学人访问记》（上），贺逸文等撰，张雷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第一版，定价：96.00元（上下两册）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