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兼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研究员。受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看到魏鹏举的这些职务,你会感觉到他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在他看来,有责任也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笃定和自信,而他也始终强调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坚持文化自信,这对城市的发展意义非凡。
记者:魏鹏举院长您好,请问您个人的成长和成就是否获得了北京这座古城的滋养?有哪些关联呢?
魏鹏举:我是在山西大同的农村长大,小时候喜欢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对首都北京充满了向往。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来过北京。那时我小学刚毕业,学习不错也调皮,和小伙伴扔石子玩,左眼被砸伤了,父亲带我来北京看眼睛。当时汽车转火车,一路辗转了十几个小时,但那种兴奋的心情现在我还记得。除了看病,父亲还带我去了天安门、故宫和颐和园,让我大开眼界。
高考时,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兰州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毕业后,我在江苏连云港一所专科学校工作了六七年。我想继续深造,1999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距离1989年我考上大学,正好10年,这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我还是来到了北京。
北师大文学专业在全国排名前列,处在相关学术领域前沿,师资非常雄厚,除了正常的课堂授业以外,课余有各种有特点的前沿论坛讲座,同学都很优秀,相互之间也形成特别好的激烈和启发,学术氛围和环境非常好。从1999年考上北师大文学硕士,到2004年文艺学博士毕业,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中学术收获最大、训练最完整的一段经历,受益终身。
博士毕业后,我到中央财经大学工作。我在工作中感受最深的是,因为国家部委都在北京,这些部委研究的很多问题涉及到国家战略层面,和学术更靠近,更强调前沿性、创新性和整体型,我们做的很多文化研究和国家战略有关,两者可以很好结合。
比如,财政部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宏观了解把握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怎样支持文化发展,我也抓住这个机会做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形成了报告。因为这个契机,我和财政部教科文司有了更多课题合作,从此我进入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研究体系中来,并且到中国人民大学做了文化产业博士后研究。近年来,我主持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研究”,以及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北京市、亚洲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各级各类课题八十多项。
如果不是在北京,我的起点不会这么高,类似这样的学术机会很难获得,更不可能具备和国家战略直接相关的研究条件,我个人的成长和北京息息相关,这是北京赋予的,我必须感恩这一点。
记者:您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对于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有何看法和建议?
魏鹏举: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我觉得,第一是体现国家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家经济总量也仅次于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不匹配就会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分化,人心不稳,道德体系缺失,国家缺乏凝聚力。经济发展越快,社会的离心力越大,这就像一个家庭,原来不赚钱,大家厮守在一起,其乐融融。而大家都忙于赚钱,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少,变得冷漠,甚至分崩离析,从家到国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越是经济发展,越需要文化建设,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战略体系中关键和核心的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看,北京是古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从现实角度看,北京是首都,政治要想更有凝聚力,就要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来实现,北京也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首善之区。从经济的层面看,北京的服务业比重超过80%多,需要经济转型升级。那么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北京要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一方面北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善之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的建设发展带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民生的进一步改善,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从国家战略上来看,北京也是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的试点,这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二是北京的应然之路。北京是古都,有自己的文化韵味,那就是京味,文化底蕴和积淀非常深厚。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本身承载着大量的文化职能。文化要素也非常集中,全国的文化机构、文化人才、文化设施、大学高教育等方面,北京都是最多的。从北京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文化繁荣之路。
三是对北京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不仅走特色文化发展之路,不能只走京味文化。当然,优秀文化要整体传承,文化层面上也要体现创新精神,激励创新的文化作用。
当前,有一些具体挑战,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可能需要在发展意义上做出牺牲,比如房地产不能搞过度开发,大众消费方面要做出牺牲。对于首都来说,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整体国民的文明素质培养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北京文创产业如何发展,文化消费如何更好实现,优秀的文化供给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北京目前来看还可以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国际演出比起伦敦、纽约、巴黎等世界城市,国际化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记者:那么北京建设文化中心,如何更好地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结合呢?
魏鹏举: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创新,《易经》本来就强调易就是变化,变就是道。中国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坚持创新,两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但文化创新绝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坚持传承基础上多元包容意义上的合理创新。文化贵在传承,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人与人的文明接力,这是接力的过程,如果不考虑接力,独辟蹊径就不是文化。
今天,大家来到北京,会看到许多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这是创新,但北京城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化基因可能就被破坏了。作为文化研究者,我更关注城市的文化风貌、文化品相和文化规划,我也看了许多城市,越来越觉得文化自信对城市发展复兴意义极为深远,而且是本质的。比如我们到欧洲许多城市,能感觉城市很古老,它的建筑、街道,还有很多公共设施包括教堂和学校,一看就很有历史,一直在传承。我想之所以它能够这么传承下来,直到今天大家始终很自觉在做着这种传承,也为这种传承而自豪,归根结底就是文化自信。比如巴黎对自己传统和文化很自信,这个城市的人们愿意更好地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城市几百年以来文脉就没有断,给人们的感觉不是一个当下的平面,而是一个经历了几百年的有深度的立体的纵向的城市印象,毫无疑问它对全世界有吸引力。因为人的本质不是为了活的更好,而是为了体验更多,我们去一个城市,体验了它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我们就愿意去。
而不仅是北京,我国的许多城市,说起来历史渊源,但城市没有文化的保护和积淀,只是停留在传说和文献里,究其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不自信,认为传统的东西是腐朽没落的,是土的,只有向世界学习才洋气,这导致了我们的城市有传说没品相,实际上导致作为中国人没有特别自信的身份认同。所以文化自信对于城市的建设发展,对于城市的每一个人意义非凡,在历史的传承和创新中一定要坚持文化自信。
文化贵在传承,贵在保护,当然也不能固步自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完善自身的文化,在创造中进一步丰富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文化自信要有容乃大,要包容,我们的国际化还可以做的更好,包容不同的文化,在多元化中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中国一定要开放,文化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立场,不仅是交流意义上,还要包括文化贸易、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上的开放。现在开放越来越好,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北京应该赋予更大的责任。(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