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村九龙洞遗址石片拼合组。

　　山西临汾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10万年前，汾河谷地的丁村人点燃人类早期文明火种；4000多年前，崇山脚下的陶寺建起宫殿和城市；2600年前，晋文公在这里成就霸业……

　　在风光旖旎的汾河畔，青松翠柏环绕间，以“日月相抱”为造型的临汾市博物馆尽显优雅大气。它的设计理念源于象征“日月同辉”的陶寺古观象台，2018年一开馆，便成为众多文博爱好者竞相打卡之地。

　　临汾市博物馆现藏文物15万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01件（套），尤以青铜器、陶瓷器、木版年画等最具特色。博物馆基本陈列“表里山河”包括“远古足迹”等4个展厅，从远古到明清，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铺展开来。

　　追溯远古足迹

　　“远古足迹”展厅通过对丁村遗址、柿子滩遗址、枣园遗址等考古成果的深入解读，展示了早期智人在临汾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

　　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城南5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周口店以外发现的首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1954年秋，由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率领的考古队，在汾河畔的厚厚砂层中发现了3枚智人牙齿化石、28种动物化石和2000多件1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填补了中国历史上早期智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

　　“这是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的复制品。这些牙齿呈铲状，铲状牙齿正是黄种人的特征。”临汾市博物馆陈列展览部负责人梁军介绍，丁村人的化石非常少，但对于了解中国古人类的连续演化进程非常重要。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上承北京人，下启山顶洞人，处于向现代人进化的关键阶段。

　　3组展柜中分别展示了丁村文化早中晚期的石器。早中期比较典型的是石片、三棱大尖状器、石球、刮削器等，晚期出现了融入以燧石为主的精细原料制作的细石器制品。梁军介绍，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石料更加优质，器形更加规整，类型更加丰富，以细石叶工艺为特征的细石器产品占据主流地位。

　　吉县柿子滩遗址是距今2万-1万年间面积较大、堆积较厚、内涵较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展厅里有一组柿子滩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表面磨蚀程度较高，残留物和使用痕迹表明，它们兼具食物加工、装饰品磨制和颜料研磨等功能，其中加工野生谷物的痕迹，透出农业生产的曙光。

　　枣园文化距今7000-6400年，是目前山西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枣园遗址的陶钵、陶盆和房屋基址图、房屋模型等，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过上农业定居生活。

　　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龙盘。

　　解读陶寺文化

　　在第二展厅入口处，一件彩绘龙盘引人驻足。它出土于襄汾县陶寺遗址，质地为灰陶，盘内用红、白两色绘出团龙，红色表现龙头和盘曲的龙身，白色表现鳞片，口中还吐出枝杈状芯子。

　　“陶寺遗址的早期王级大墓共出土4件彩绘龙盘，这是其中1件，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梁军介绍，陶寺龙盘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祈雨或祈求丰收时使用的礼器，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产物，也是华夏民族“龙的传人”的代表。

　　陶寺位于今山西省南部临汾平原，东临汾河，背靠崇山。4000多年前，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适合农耕。展厅有一组三层立体沙盘，结合数字三维技术，展示了陶寺遗址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演进过程。

　　陶寺文化早期已开始筑城。到了中期，城址迅速扩张，宫殿区、仓储区、墓葬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陶寺文化晚期，功能区废弃，城墙毁坏，陶寺遗址成为一般性的聚落。“陶寺遗址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表现出早期都城的雏形。”梁军说。

　　一个大型3D裸眼沉浸平台前，很多观众在排队体验。这是模拟的陶寺古观象台，站在观测点，或扶摇直上，或盘旋山谷，仿佛身临其境体验四季交替、时光流转。“2003年发现的陶寺古观象台集观象、授时、祭祀于一体，印证了《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梁军说。

　　展柜里，朱书扁壶（复制品）和朱书扁壶残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引起学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将扁壶上的朱书释为“文尧”二字。2006年，陶寺宫殿区晚期基址又出土朱书扁壶残片，作为考古领队的何努认为，残片内侧朱书为“尧”字的下半部，尽管残缺，但仍能看出大概。

　　超大型城址、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大规模墓葬群、朱书扁壶……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尧的都城。

　　“这是根据陶寺出土文物等比例还原的圭表。圭表测量可以确定‘地中’，决定都城选址，还可以用来制定历法。”梁军说。陶寺中期王墓出土了漆绘圭尺和作为游标、景符、垂悬附件来使用的玉琮、玉戚，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圭表实物套装。

　　《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政权的交替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经专家实地模拟观测，夏至日影到陶寺圭尺的长度与《周髀算经》记载“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地中”标准吻合。

　　西周霸国墓地出土铜鸟盉。

　　讲述晋国风云

　　说山西，不能不说晋国。晋国是周代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始建于西周，立国600余年，历经38位国君，创造了璀璨的晋文化。临汾是晋国的核心，是晋霸春秋的策源地。同一时期，在晋国周围还有一些小诸侯国，如洪洞的南秦、翼城的霸国等，都是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的发现让史书从未记载的霸国进入人们的视线。在“晋霸春秋”展厅，以整体套箱方式展示了大河口西周霸囯1017号墓葬，墓上覆盖着厚厚一层青铜器和白色贝壳，并用全息幻影成像呈现了墓地原貌。墓地中发现了多件镶嵌蚌饰的漆木器，还有很多带铭文的青铜器。

　　霸国墓地出土的铜鸟盉造型奇特，通体布满精美纹饰。铜鸟胸腹部向前斜伸一管状长流，尾下腹底有一象首足，象鼻外卷。铜鸟背部有盖，盖内刻51字铭文。有专家认为它是酒器，也有学者根据与它一同出土的铜盘推测，它们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饮等场合用来洗手的器具。

　　“从西周中后期开始，霸国逐渐衰落，很可能在春秋早期被强大的晋国兼并。”梁军说。

　　由26块陶模和陶范组成的“模范巨阵”占据了展厅一面墙。这些模和范出土于侯马铸铜遗址，有工具范、兵器范、礼器范等多种类型，表面有细如发丝的蟠螭纹、鳞纹等纹饰，是晋国青铜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

　　春秋末期，晋国内讧不断，诸侯和卿大夫通过结盟来打击敌对势力。展厅里有一组1965年出土的侯马盟书，材质为玉石片，上以毛笔书写朱红色文字。“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要意义。”梁军介绍，盟书一般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

　　侯马盟书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卿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纷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见证平阳沧桑

　　临汾古称平阳，因筑城于平水北岸而得名。“千秋平阳”展厅设有“铁之发展”“古傩源流”“般若之光”等单元，展现了临汾地区从秦汉至明清的地方特色文化。

　　梁军带记者来到一个长12余米的展台前，“要特别介绍一下《赵城金藏》。”这部规模浩瀚的佛教典籍为金皇统年间刻印，有7000余卷，现存4000余卷，既是佛书，也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历算等，如今已成孤本，极其珍贵。

　　1933年，《赵城金藏》发现于洪洞广胜寺。1949年，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而在临汾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卷。

　　临汾冶铁业自古发达，春秋时期就有冶铁的记载，唐宋时期达到高峰。展厅里一件44厘米长的唐代铁卧牛，见证了临汾城千年沧桑，也是临汾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尊铁牛历史上共出土3次，最早是在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晋州刺史徐怀玉率军修补城墙时发现了这尊铁牛，众人皆认为它是祥物，遂刻石载之，同铁牛共放于石匣，埋于旧处。明洪武六年（1373年），平阳指挥使胡渊清理旧城基础时发现石匣和铁牛，视为奇物，命人撰文刻碑，一同埋于此处。1977年，铁牛同石匣、石碑再次出土，并得以完好保存。

　　“临汾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在保证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以别出心裁的展陈方式和先进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临汾市博物馆馆长狄跟飞说。（记者付明丽）（本文图片均由临汾市博物馆提供）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01月25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