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包容是北京最大的文化特征

——访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 喻国明

　　作者：李莉

　　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舆论学，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究方法。迄今为止，独著、合著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蓝皮书共30本，论文800余篇，自1979年记录以来在新闻传播学科的论文发表量居第二位，总引文数居第一位。

　　记者：北京正在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您认为北京具有哪些文化特征？

　　喻国明：我觉得北京最大的文化特征是包容。

　　文化中心的特征应该与文化本身特质相关，分为硬指标和软指标两方面。硬指标可以从文化的流动性，即输出和输入来看。软指标方面，对多样性的包容能力是一个重要指标，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在感觉方便、高效的同时没有“异乡感”，有融入社会的可能性，这就是文化的包容整合作用。

　　文化的生长基因里必须有对于异质性的包容，因为文明的成长里如果没有异质性的植入，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没有未来。自我繁殖只能使文化退化。而所谓创新，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异类，是最需要包容的。

　　北京有一种文化状态，就是它的包容性特别强。在北京，你可以长袍马褂也可以西装革履。北京人不太讲究外在形式，生活环境比较宽松。比如你要出门，如果是上海人，一定会精心打扮一下；但北京人，就会穿得随心所欲。这是北京多年皇城的历史积淀形成的一种心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涌入北京，更造就了北京的包容特性。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更能让人产生融入感，这是北京强大的容纳吸收能力。

　　记者：您6岁从上海来到北京，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给了您怎样的文化滋养？

　　喻国明：应该说北京的大院文化奠定了我社会观察的底色。

　　北京有两种特色文化，一种是胡同文化，一种是大院文化，他们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我是大院文化里长大的人。6岁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二机部九院，九院是做原子弹理论设计的，90%的两弹元勋都住在我们院里。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两弹元勋邓稼先都是我的左邻右舍，我跟邓稼先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当年周光召就住在我家楼下。

　　我们的大院集合了中国最好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与他们接触奠定了我善于做社会观察的底色。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大多从人文角度去研究，使用逻辑、归纳、推理的传统方式，而我从上大学开始就用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定量地做现象性研究。我本科第一篇论文就是“新闻作品的信息含量初探”，我在同行中是少有的用物理、数学思维做研究的人。

　　记者：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北京的文化环境给您带来哪些帮助？

　　喻国明：从人文环境看，北京是各色人等荟萃聚集且成规模的地方，即使是很小众的研究分支也能找到自己的群体，形成氛围。这是北京文化能够活跃并保持多样性，作出一流学术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做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观察，我认为北京的高校，是中国研究环境最好的地方。在北京做研究，我深感文化环境的优越性。

　　记者：当前传播方式的改变，给文化北京建设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喻国明：我认为北京在坚持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应该利用分众文化的兴起，着力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由于网络、微信群、APP等传播渠道的兴起，过去通过电视、报纸等垄断式传播的途径去统一群众认识的做法，放在今天难度就大了很多。现在传播渠道多样了，受众圈层碎片化，在几十万APP和网络社群中，如何能使一种文化信息通达不同的群落，成为一个新课题。

　　而建设好小众文化，则是互联网带来的机遇。

　　北京因其包容性而聚集了多样化的人群。在互联网的连接作用下，尤其是在大数据的驱动下，过去市场无法满足的小众化需求和文化，在今天形成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最好平台。因此互联网对分众文化、小众文化是个很好的工具，小众文化迎来了大发展时期。而小众文化的发展恰恰可以增强文化的活力。

　　北京的文化应该抓两头：一头是通过大众文化形成社会共识，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便于整个社会协同发展；另一头是通过分众文化的兴起，形成文化多样性特征，使未来有创新之源。这两者一个是现实掌控的需要，一个是未来发展的需要。

　　记者：关于首都文化内涵即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您对哪个提法比较有感触？如何建设好它，请谈谈您的看法。

　　喻国明：我觉得“创新文化”是比较有现代性的提法，北京应该成为中国科技和软实力的引领者，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引擎。

　　文化创新对包容性的要求非常高。创新就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常常被看成另类和异端，这就是创新的特点。在中国范围内，北京应该最有包容性，应该是一个“文化特区”。在这里，一些新鲜的想法，不同的声音都应该可以听见。

　　“文化中心”要靠一个个具象的标志性的事件积累起来。北京人才济济，应该激发他们的活力，多产生一些标志性的文化产品。

　　深圳的活力来自哪里？因为它有独特的规则，北京能否在文化上有这样的魄力，建文化特区？在形式上、规则上不一样，才会更有文化中心的魅力。以网络传播为例，北京能否设立一些“信息特区”，比如在一些科研院所、高校设立传播特区，方便国际学术交流。依托现有技术，对国际网络有选择地开放，展示一个文化大都市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