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京剧艺术要在传承中创新

——专访《中国京剧》杂志编辑部主任封杰

　　作者：陆旅星

　　封 杰：《中国京剧》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戏剧家协会戏剧评论顾问，清华大学艺术教育顾问，吉林艺术学院特聘教授，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市西城区社科联委员。

　　近年来，发表文章百余篇，涉及京剧沙龙、菊坛谈往、人物专访、京剧剧评等栏目。出版作品有：《京剧名宿访谈》《京剧名宿访谈续编》《京剧名宿访谈叁编》《京剧说苑》《岳上清晖》《高韵和鸣》《京剧杰英谈》《京韵剧源》。《京剧大家绝艺录》DVD系列之老生篇、旦行篇（壹）、武生篇、丑行小生篇、净行篇。《天之骄子 春韵流芳——纪念京剧艺术家李小春诞辰80周年》光盘。策划京剧数字电影《孟母三迁》；主持《“畅读”京剧杰英谈》节目。

　　2012年荣获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颁发的“弘扬京昆艺术特殊贡献奖”。2013年荣获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颁发的全国戏剧文华奖“戏剧专著金奖”。2018年策划《艺海觅珍》荣获中国戏曲微电影优秀奖。

　　记者：作为京剧研究领域的专家，您认为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对于您的研究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封杰：北京是一座有3000余年建城史的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时间是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而存在，造就了其 “大古都”的突出文化特征。北京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近千年的古都文化更是我国都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结晶和典范，是历经辽、金、元、明、清五朝文化发展过程的文化缩影，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和精华。

　　城市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建筑。故宫的雍容博大与其无与伦比的恢弘壮丽、金碧辉煌的皇家风范，就是这种“大古都”文化气质、气派最直观的体现。北京的四合院不仅拥有舒适的居住条件，庭院中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老子》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一种“有容乃大”形成的兼容并蓄、多元一体、包罗万象的自身文化。北京因此成为人才渊薮和文化津梁，形成崇尚人文的传统和“郁郁乎文”的气象。

　　今天，北京对于历史文化依然是在继承和发展中。明确新时代古都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思路，挖掘源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协同建设新时代古都文化，是北京古都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应有之义。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文化的博大、精深，都鲜活展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淌着时代特有的神韵。像北京的中轴线设置就是北京文化的集大成者，它肇始于元朝，形成于明朝，清代只是继承。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中轴线一直延伸到了亚运村一带。这也说明在社会发展中，这种城市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我们这一代中年人从小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自然会深刻地受祖辈影响，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景仰之情无形之中感染了我们，使得北京的这种“大古都”历史文化底蘊也深深扎根在我们心里。所以要形成文化的熏陶，必须得有一定的环境。特别在新时代的建设中，这样的环境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新北京、新时代、新社会都是一种助力作用。

　　北京文化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古都文化还有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说到红色文化，北京其实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和土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从北京开始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论断为挖掘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指明了方向。北京市对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其中提到了大运河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山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形成的革命文化的一个缩影。西山红色文化是革命先辈用鲜血铸就的，真正体现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惨烈性，很多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精神动力。1943年10月，曹火星同志在房山霞云岭创作了不朽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七七事变”中守卫卢沟桥的29军抗击日寇使用的大刀，和西山游击队使用的大刀就出自我家大曾祖父封竹轩老先生开设的“永增军装局”，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赞扬的这把“大刀”，现在盘山烈士陵园和山海关博物馆都存有原件。 这些文化资源的积淀，是北京打造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保障。

　　北京的大运河文化也值得重视，这一文化伴随了京剧的诞生、形成和发展整个过程。早年还没有形成京剧的时候，戏班进京先经大运河落脚在顺义，再从顺义慢慢往城里发展，所以大运河文化也孕育了京剧文化。

　　记者：您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成长、事业选择与北京文化、与京剧的关系？

　　封杰：我出生在前门一带，自幼住在西城区四根柏胡同，印象最深的是三四岁上跟随姥爷到中国京剧院驻场的人民剧场看戏，还不太看得懂，但记得看的第一出是现代戏《红灯记》，之后又看了电影版《红灯记》，从此与京剧结缘。后来上学了，十几岁才接着看中国京剧院演出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那时的杜近芳、李世济、刘秀荣、冯志孝、杨春霞、李维康、张曼玲、耿其昌、吴钰璋、张春孝、李光、郑岩等等老师，正属风华正茂，舞台上是风采照人，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起直至后来我到《中国京剧》杂志从事编辑工作，看了更多的戏，不光有北京的，还有全国各地剧团的演出也看了很多。艺术家们都秉承了党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创作方针。而且跟这些艺术家们接触多了以后，感觉他们非常和蔼，现在有些老师已经故去，但我心中一直怀有感激之情，缅怀之意。

　　因为之前这些看戏和艺术家们接触的经历，我到了中国京剧杂志社以后，在工作上我感觉到游刃有余，因为我自身喜爱京剧，很多人说我非常幸福，因为我把爱好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我怎么做都不会觉得累，很开心，在工作中得到一种享受。

　　《中国京剧》杂志从1992年创刊到现在，历任社长、主编都非常重视这本刊物，努力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把京剧宝贵的资料和文化记录下来，传播出去。现在我当了编辑部主任，也是努力秉承我的前辈老师当年办刊的宗旨，以及国家赋予的传播和弘扬京剧艺术的职责，做个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京剧文化传播者。

　　当然，杂志创刊至今27年了，如今受新媒体时代的冲击，作为传统媒体的我们也很不容易，但仍一直在往前推进。社领导期望我能做好传、帮、带工作，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把杂志社第一代老师王晓峰、郭江、金梅老师所做的成绩继承下来，可能继承得不够好，但是我会不断努力。

　　在新媒体时代，我们社的全体同仁积极地想办法，怎么能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往前发展，更好地为京剧服务，为京剧爱好者服务。对此我们也有所尝试，比如院团创演了一出戏想进行宣传，我们就会把他们演出的片段和排戏花絮编辑好，以二维码的形式印在杂志里面，读者可以一边欣赏文章一边观赏视频，这就把平面和立体结合在一起了。这也是今年我们杂志新增的方式，也是和新媒体时代同步的努力。

　　对于如何利用刊物更好地为京剧票友和戏迷服务，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杂志社20多年分别在武夷山、沈阳、合肥、北京、上海举办过5次中国京剧票友节，影响力很大。中国京剧票友节活动曾配合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举办的中国京剧艺术节之前开幕。通过票友节的活动，既集中了全国各地京剧票友，展示了他们的风采和艺术，也为后来文化部的京剧艺术节吸引来了更多的观众。戏迷票友们对于能参加这样的活动非常高兴，我们的杂志销量也随之有所提升。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将一本传统的、专业性极强的杂志的定量提升了，达到一万多册。

　　记者：在您的著作《京剧名宿访谈》系列里，通过记录老一辈京剧艺术家们近乎失传的绝活，来体现他们对于艺术传承的重视。那么您认为京剧传承最重要的要做好哪些工作？在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大局中，应该怎样下好京剧传承这盘棋？

　　封杰：在中国京剧杂志社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又有所向前延伸。我所谓的延伸就是10年前我开始做的老艺术家访谈。《京剧名宿访谈》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至今已出版三册。

　　这套《京剧名宿访谈》的整理成书，特别要感谢各位前辈老师们的帮助，它成了我京剧事业的起点。一开始我去记录老艺术家们的故事是类似记账的形式，经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老师的点拨，建议我最好用对话的形式记录，这样读者更有现场感。后来我就对这种访谈越来越上瘾，每次去外地，开完会再也不去玩了，就专门找当地知名艺术家，挖掘那些舞台上下鲜为人知的故事。采访前，我会先垂询各位老师，他们会非常细致地告诉我待访谈嘉宾的经历和艺术特点，我就从中找每个人的不同之处再去跟他们聊，越聊越深入，越聊越有兴趣，已经陆续出版的三册，共有120位老艺术家的访谈。而我手头总的访谈数目已经达到200位。

　　之后，我又出版了“续编”和“叁编”，谭元寿先生作序“莫再留遗憾”，梅葆玖先生作序“因爱，而执着”。

　　书中记录的几件事情很有教育意义，如王琴生老师提到的梅兰芳先生的“三德”——社会公德、做人美德、职业道德，这也是我们后人应该遵循的原则。有的老师说道，剧作家要写出健康的剧本，演员要有健康的心态，才能使观众欣赏到一出健康的剧目。有位老师讲述解放前险些被反动势力枪毙，是共产党解放军解救了她，所以她是当地第一个入党的文艺工作者，每次下乡演出她都是第一个报名。

　　说到艺术，有些表演在舞台上已经看不到了，如北京的朱秉谦老师谈到马连良先生创演的《赵氏孤儿》中程婴“八个出场”讲究的“小圆场大问题”演法；杭州朱云鹏老师回忆余叔岩表演《乌盆记》中刘世昌的下场身段；上海小三王桂卿讲述盖叫天的表演……这些是艺术的真谛，是戏中之细，是最值得传承的宝贵财富。

　　多年来，我努力践行着“四力”，在京剧的史料、表演等方面尽我的微薄之能，进行文字和音像的抢救工作，为京剧的宣传鼓与呼！像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刘侗院长（现北京京剧院院长）策划的《京剧大家绝艺录》，也是我利用新媒体将前辈艺术名家的艺术经验和感悟录制下来。六年来，我走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福州、银川、太原、杭州、西安、昆明、哈尔滨、济南、烟台、重庆、南昌、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录制了120位。现在已经出版了老生篇、旦行（壹贰）、净行篇、武生篇、丑行小生篇、音乐篇、编导篇，在社会上和京剧界引起极大反响。正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老师所言：最集中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彰显了中华审美风范，最典型的表现京剧艺术巨大魅力记录了下来。

　　记者：京剧在首都的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如何让更多年轻人理解并接纳京剧呢？

　　封杰：做好京剧传承工作，不只要传承，更要传播。传承是专业人员的工作，但传播就需要演员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共同来做，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要传播它的文化。如“徽班”的“徽”字历来解读，是安徽的戏班，但有位老先生说“他是最好的意思，不是徽戏”。《武家坡》中的唱词“好一个贞节王宝钏，百般调戏也枉然”。这个“调戏”对于青年观众来讲，容易产生误解，当青少年学唱时会产生不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唱词就不合适。其实我们的老先生用过其他的词，如“试探”或是“她果然为我受熬煎”，这样一改格调就提高了。另外，京剧是诗意，所以不要将其简单化，它的写意更不可简易化，要讲究将戏的意味、意趣、意境、意态表现出来，传递给青少年一种正确的审美观。

　　先说京剧的诗意，京剧《蝶恋花》杨开慧唱：“绵绵古道连天上，不及乡亲情意长，洞庭湖水深千丈，化作泪雨洒潇湘。”这就是借用诗歌的意境来表达人物的心情。《杜鹃山》中的杜妈妈和雷刚的对白也是诗意，雷刚说：“久旱的禾苗逢甘露，点点记在心。”杜妈妈答：“千枝万叶一条根，都是受苦人。”虽然有点脱离人物身份，但是这种艺术的拔高观众们是认可的。

　　我曾听著名戏曲导演欧阳明老师谈到，《铡美案》中正义战胜邪恶就是一种意味；丑行的插科打诨是一种意趣；《三岔口》中“夜战”的表演是一种意境；观众对诸葛亮、关羽和曹操神态的认可是一种意态。

　　关于京剧今后的道路，我觉得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更多的是要多演出一些正能量的大戏，同时把有些传统剧目中的“粗”去除掉，将戏中有些不是“正史”的内容修正。京剧更多的是宣传忠孝节义，它是审美享受，而不是愉悦享乐。近年来，我开始接触新媒体，为宣传京剧“跨界”做起了主持人。像《“畅读”京剧杰英谈》栏目的设置是韩颖先生特意为弘扬京剧，让我来做的节目。这对于我也是一种尝试，我把到各院团、艺校讲课的视频发上去，再加上我以“三人谈”的形式请来京剧名家，就京剧轶事、表演风格、艺术发展通过“畅读”新媒体展现，最高点击率达160余万人次。

　　北京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一代理解并接纳京剧，先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故事，热爱中华历史。如《钓金龟》中康氏唱的“大舜耕田、丁兰刻木、莱子斑衣、孟宗哭竹、杨香打虎”这些典故都是孝文化。还有表现报效国家的《杨家将》，它是“忠”的代表。我们要更好的承传它，就要做到如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些老前辈们一般，真正感受到党的伟大，新中国的日新月异，无偿无私地将自身的艺术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甚至将秘不传人的“绝活”“秘笈”交给下一代。这门艺术需要口传身授，是“四功五法”的综合表现。我们的中年演员现在要学会自己走路了，不要总离不开“拐杖”，全依靠师父指导。像有些尚待挖掘的传统戏，就完全可以经过整理，去粗取精，使它焕发青春。

　　京剧艺术的发展，首要是传承，但同时也要增加现代戏曲人的自信。从某一阶段开始，戏曲人都变得不自信了，比如提到宫廷艺术就只想到英国，其实中国的京剧也是宫廷艺术，从民间进入故宫，在唱词、音乐、脸谱、服饰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宫廷文化的辅助，清朝的咸丰皇帝就是京剧的第一推手。京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走向辉煌，50年代到60年代初达到新高潮。所以，作为京剧人没有必要不自信，京剧的文化底蘊是十分深厚的。

　　记者：首都文化主要包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您觉得京剧在未来要做到更好的传承，哪个方面的提升是最重要的？

　　封杰：这四种文化寓意“根、魂、神、翼”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与灵魂，作为承载了中华优秀艺术的京剧，虽然它从形成到今天还不到200年的历史，但它的内涵却是极其的丰富厚重。我们可以在深度融合共生中，寻找到京剧的特色发展之路，有助于优化首都文化发展结构，推动文化发展升级，起到引领风气之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我觉得，作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京剧文化的传播者既要做好“双创”，更应该做到敬畏和珍视经典，挖掘出真正好的传统艺术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对今天浮躁的心灵有一定的救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