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出版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把“北京文化”记录下来

——专访学苑出版社名誉社长、总编辑孟白

　　作者：张悦鑫

　　孟白，1957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3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先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曾任学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3年，现为学苑出版社名誉社长、总编辑、编审，曾兼任国家级非遗学术期刊——《民间文化论坛》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编辑学会理事。

学苑出版社名誉社长、总编辑孟白

　　记者：作为北京人，您对北京文化的了解是怎样形成的？

　　孟白：我出生在北京，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位同学的父亲，他原来是中国书店总经理，我经常去位于琉璃厂的书店玩，书店上上下下对于书的热爱和尊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有一次我去找一套古籍查看资料，书店一位老员工可以准确地说出这套书在哪间库房哪个书架上的具体位置，并且说出哪个版本更适合研究这类课题，可谓如数家珍，这大概就是“工匠精神”。

　　记者：担任学苑出版社社长这24年间，您把一些正在赚钱的项目“砍掉”，把一些仅扮演“印刷厂”角色的出版品种压缩掉。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效果？

　　孟白：我觉得首先要思考出版的功能是什么：宣传、传承。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出版的宣传的功能大大减弱，因为宣传要及时，图书不可能做到及时；而且宣传覆盖面也远远逊于其他传播方式。“宣传”这部分功能剥离掉，剩下“传承”，这至今仍是图书有优势的功能。

　　从“传承”这个角度来看，有些书属于“快餐”，作为出版社，如果几十年都是做“快餐”，我觉得意义不大。所以学苑出版社偏重从传承、记录这个角度来选题。有些即便是赚钱的书，也逐渐把它们去掉。既然搞出版，总是希望给后代留些东西。比如说多年之后学者写论文或写书的时候，后面的参考文献里还能列上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这才是当下出版的主要功能。

　　在这过程中，我们进入当时大家还不重视的领域——按现在话来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方面，传统医药方面，民间工艺美术、戏曲方面等等，戏曲图书出版，学苑出版社在全国也算是名列前茅了。苦苦打拼十几年后，从2011年开始，国家在文化出版方面加大投入，近几年里学苑出版社的项目陆续获得数以千万元计的支持。这说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受到党和政府、广大学者认可，说明出版的书籍有学术价值。所以一个出版社一定要做出自己特色的出版物。

　　记者：您曾经担任过中国唯一的国家级民间文化学术期刊--《民间文化论坛》总编辑，您认为“民间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您在这方面做过哪些努力？

　　孟白：从宗教地理角度讲，中国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时段是一个“泛神论”或叫“无神论”的国家，没有“国教”。几千年维持稳定，也要靠道德和信仰，除了儒学、道教、佛教，民间文化很重要。民间文化其实已经杂糅了儒、释、道等的东西，又以更易为目不识丁的黎民百姓明白的形式表现，对一个农耕社会基层的稳定起很大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巨变，产生于农耕社会的民间文化有些就会消失，作为曾经有过的文化现象、人类文明印记，我们出版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把它们记录下来。除了“非遗”内容之外，我们还在做一套系列图书，叫《故园画忆》，请画家用画的形式表现一些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文化景观。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有记录的意义。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做了80多本了，还在继续做。这些数以万计的画面资料，包括手绘、照片、老地图，还可以做成文创产品。

　　记者：请谈谈您对“北京文化”的理解

　　孟白：讲到“北京文化”，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天津文化”、“巴蜀文化”这些地域文化，但我认为“北京文化”不是地域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等同于地域文化。中国只有北京是历时八百年几乎连续不断作为国都，尤其是延续至今。因此，宫廷、皇室宗亲、中央政府所在地这个因素，是“北京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研究北京文化，忽略或无视这个因素，是“跑偏”的，甚至是无解的，根本没抓住北京文化的主脉。

　　这个认识是我在梳理北京历史文化图书的20年期间逐渐形成的。我是搞地理出身，很自然会对于地域之间的文化事项的差异十分关注，搜求有关北京文化的特点、表象。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图书我社出版过200多种（套），越做越发现，无论是北京地面上的各种民俗事项也好，文化艺术成就也罢，都非“原著民”所创。都是来自四面八方，而它们能在北京融溶一体，原因只有一个：这里是国都。由于是国都，国家行政中心，“市民”的构成有相当比例是依附于皇室、官衙的，或直接属于皇室宗亲（清代还有庞大的八旗）、官僚及其亲属，或是为他们服务的。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习俗礼仪等等），形成了“北京文化”、“北京性格”、“北京风气”。所以，如果说北京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兼容并蓄、百花齐放；不排外、不固执。来自四面八方的任何一个好的东西和好的人才，在北京都能找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机会。这不是哪一朝哪一代“明君”“圣主”的功劳，而是国都这一属性自然形成的传统。

　　说到北京文化的传播，我认为还有许多可以挖掘的东西。过去包括我社在内的文化生产传播单位，更多着力于北京文化传播：四合院、会馆、胡同、长城、景泰蓝啦、园林等等。应该说，所有这些是北京文化的体现，很丰富，但毕竟是繁茂的枝和叶、花和果，不是干和根。长期展示这些，人们心目中的北京文化实际上是杂乱无章的，不能展示北京文化的大气、森林一样的深厚。因此，在着力点上，应当更多关注北京作为国都、京城，皇家与中央政府驻地这一独特因素所形成的文化特质，它的起源、演变和盛衰。

　　记者：北京的文化建设作为我国文化中心应有什么样的作用？

　　孟白：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也是其他任何城市无法代替的——平台作用。北京作为中心文化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在这期间一直扮演着平台的作用。向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人才提供展示的机会，北京就像试金石，优秀的东西都能留下来，不好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淘汰掉了。很多优秀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在北京产生，但可以在北京光大，北京具有海纳百川的能力。

　　记者：作为资深的出版人，您认为在出版方面，北京要发展成我国文化中心您有什么建议？

　　孟白：北京早已经是我国的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被撼动的。如前所述，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是其首都的特殊地位造成的。仅就出版业来说，全国一半以上的出版社聚集在北京！高校、科研机构、艺术机构和团体、博物馆、图书馆、演出场馆等等，北京也是最高等级单位的会聚之地。北京的文化资源是得天独厚的。我认为，北京今后要做的是让北京这一文化中心更加辉煌。其他方面不说了，只提一个建议：调动央属、部属和文化单位的积极性，共同为北京文化发展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贡献。用规划项目、课题、项目来吸引中央在京单位的积极性，投身北京文化建设，携手共进。要知道，在北京这块土地上产出的文化成果，就是北京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