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艺术创作绝不是简单重复 在城市文化中深挖创作题材

——专访北京演艺集团艺委会副主任王亚勋

　　作者：陆旅星

　　王亚勋，国家一级作曲，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先后担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中国评剧院院长。现为北京演艺集团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评剧院艺术指导、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曾为河北梆子《潘杨讼》《辛安驿》《血泪仇》《深宫欲海》《苏三起解》《清风亭》《忒拜城》《村官李天成》《窦娥冤》，评剧《马本仓当官记》《良宵》《林觉民》《城邦恩仇》《母亲》，京剧《洛神赋》《袁崇焕》和昆曲《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几十部剧目作曲、配器。陆续在北京市和国家级艺术活动中荣获“作曲一等奖”、“优秀配器奖”、“作曲奖”、“全国地方戏（南北片）汇演一等奖”、中国京剧节金奖，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十大精品剧目，中宣部第十二届、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等。

　　记者：作为戏曲音乐方面的专家，当初是什么原因或契机，让您开始喜欢戏曲音乐，并且从事戏曲音乐创作？

　　王亚勋：我之所以选择从事戏曲作曲这个专业，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首先是自己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河北老家有很多业余剧团和文艺宣传队，平时也有很多戏曲演出和文艺活动。那时演出的大都是样板戏和现代小戏。另外，在我们当地还有一种民族音乐形式——河北吹歌。这些戏曲演出和民族音乐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喜欢去看、去听。这对我的影响是直接和非常大的。后来我就学习了民族器乐演奏，又很幸运的到了县文化馆进行培训，并代表县里去参加地区汇演，接着又代表地区到省里参加汇演。通过参加各种演出也得到了一些掌声和称赞，心里就很兴奋、很愉悦，也可以说是有一点成就感吧。最后很自然地就走上了专业学习音乐的道路。

　　再大一点，十三岁时我就考上了石家庄市艺术学校，学习器乐演奏专业。学了一个阶段以后总感觉一种乐器很难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较为全面地传递出自己的音乐感受。就想，如果能作曲，就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音乐理解了。于是我就在学习器乐专业之外开始自学作曲。很庆幸的是我在艺校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这些老师大多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专业能力都很强。那时候，老师们教课从不计报酬，真心教授。也见我这么喜欢音乐和作曲，并能主动求学请教，所以，也很愿意教我。后来老师们也说，在那个时期，作为老师，也希望他们的专业后继有人。所以，我学习作曲也承载着他们的期待和希望。能够遇到这些恩师，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在作曲专业上给了我无私教导，也为我掌握作曲专业知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我毕生的幸运。我一直怀着感恩之情来不断激励自己，要好好学习、不断努力。记得那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钮颖老师教我作曲、和声、配器、曲式分析这些很专业的作曲理论知识。每次去他家上课，课后他和老伴总给我包饺子，做好吃的。所以，我就是带着这种感恩的心态，激励自己，争取能够在音乐创作上有所建树，来回报他们对我的恩情和希冀。

　　后来我有幸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作曲系，专门学习戏曲作曲，同样又遇到了一些好老师。如中央音乐学院的军驰先生、京剧作曲家任枫先生、河北梆子作曲家姬君潮、朱维英先生。能受教于诸位先生使我在专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开启了我音乐创作的灵感，也就是平常说的“开窍”了。从那个阶段开始，我对作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对老师的一种感激和回报，也成了我努力学习作曲的重要动力。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到河北梆子剧团和中国评剧院工作。一方面从事专业作曲工作，又先后担负了团长、院长的行政管理工作。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讲，要体现更多的则是一种责任、担当和奉献。因为专业作曲和院团管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要求和状态。所以，自己更多的精力则是用在了对于文化思考、戏曲认识、剧种发展、剧目创作、人才培养、市场培育和建章立制等方面的工作。尤其感到戏曲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以及观众欣赏水平的变化及多样，戏曲则呈现出不断走下坡路的趋势。这让我更加增强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从中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戏曲的核心问题是能否适应时代、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找到适应时代的舞台表现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戏曲的音乐方式如何创作。因为我发现戏曲音乐是制约戏曲和剧种发展的核心要素。

　　戏曲音乐是戏曲的灵魂。“戏因曲传，戏以曲兴”。比如好多人也许并不熟悉或根本没看过整部戏，但会喜欢其中的一些唱段，这些经典唱段则代代传唱，延绵至今。像我们都很熟悉的上世纪创作的“样板戏”一样。所以，一部戏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首先要有音乐唱腔的成功。因为，成功的音乐唱腔，可以带来戏曲的一个新样态，成就一个时期或者一个阶段戏曲的里程碑。认识到这点以后，我更觉得自己所从事的戏曲作曲专业应该肩负起更多的责任，要为戏曲摆脱困境、往前发展、跟上时代、赢得观众、创造时代的高峰之作尽自己的一份力。

　　所以说，我现在从事戏曲音乐创作，是从喜欢——感恩———到责任的一个情感过程。一个人，一辈子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很幸福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幸福！

　　记者：在北京工作后，您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亚勋：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我也不例外，从小就觉得能够到北京，是自己一个向往、一个夙愿。

　　首先，北京的文化很厚重、很多元。既包括了深厚的历史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还有独具的京味文化和新时代的创新文化。另外、北京胸怀开阔、人才聚集，这为我们戏曲从业者提供了很多施展才华的机会。一方面通过北京文化的熏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学养、增加了才干，另一方面，也在诸多的平台中找到了能够施展才华的机遇。这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够比拟的。

　　其次，北京对文化发展非常重视，这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氛围，也搭建了较高的艺术平台。我们的创作也会通过这个平台在全国产生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这就是首都的优势，就是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

　　在北京，有京、评、昆、梆、曲这些戏曲院团，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剧种在发展中都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艺术创作上精品不断，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在“中国艺术节”、“五个一工程”这些国家级的重大活动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都是戏曲在文化中心建设中很重要的表现。上级和文化主管部门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非常重视，给了很多关心和支持，也出台了很多好政策。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就可以吸引很多优秀的艺术人才汇聚北京，并在这个平台上，潜心创作、抒发情怀、展示才华、体现价值、实现理想。当然、现实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中，我们所面对的都是未曾经历和很复杂的问题。如何能够把改革的好政策，用的更加精准，更加贴近实际，更多的解决实际问题和具体困难，这是我们在文化中心建设上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比如，戏曲创作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北京这么多院团，特别是戏曲五大院团，真正很成熟的、有一定水平和影响力的剧作家、导演、作曲已经屈指可数，正当年的主创就更少了。综合这些院团的情况来看，年长的、有名的剧作家、作曲家，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年轻的，在创作水平上还有很大差距。新戏虽不少，但真正能让老百姓交口称赞的，在全国形成影响并在业内能树立口碑的却很少。当前、为解决实际困难，各院团在重点剧目上都会外请编剧、导演、作曲等，但外请人员跟这个剧种总会有距离感，短时间内也很难把剧种的艺术特征和特点弄准、弄透，做到扬长避短，更不可能做到“扬长补短”。所以应该出台针对性和操作性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来解决戏曲创作人才短缺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在院团改革中，还应该针对不同的院团出台不同的政策。因每个院团剧种不同、责任不同，特点各异、观众有别。应该弄清楚这个剧种当初为什么要挂当初的牌？有什么艺术责任与担当？有什么文化价值和目标等等。所以，政策还需要细化，更需要熟悉院团的人去执行和施策。总之，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干，政策才能行之有效、出彩增光。

　　记者：关于首都文化中心建设，蔡奇书记提出的四个文化，即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您觉得戏曲更适合表现哪方面的题材？

　　王亚勋：对于艺术创作来讲，“没有不合适的题材，只有不智慧的我们”。

　　文艺创作对题材的选择是相对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这四个文化都能为我们在题材的选取、内涵的表达以及艺术样式的呈现提供很大的创作空间。关键是我们从业者能否运用自己的艺术形式进行艺术化的创作，采取艺术化的表达和呈现；是否遵循了艺术规律，从人学的角度出发，用核心价值体系与艺术的最佳的结合方式去思考、去创作；不是用简单化、表面化、感性化、循规蹈矩的去复制。艺术创作必须能够呈现其作品的典型性和独特性，这是我们创作艺术作品的关键，也是应有的要求。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高度来思考我们的创作。就北京而言，既要体现出“一城三带”的地域性，又要有立足北京、放眼全国、走向世界的广阔性；既要挖掘体现北京特色、地域特征、人文情怀的特色，更要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责任。只有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才能创造出人民喜欢的艺术作品。艺术创作在鼓励创作现实题材和弘扬主旋律艺术作品的同时，还要坚持“三并举”。要把我们作品的思想内容立足于“四个讴歌”上，着力于“三精”上，用心、用力和用情于“三化”上。同时，必须秉持和践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这是我们艺术创作之根本，也是我们文化艺术的生命所在。

　　记者：评剧《母亲》是您参与主创的红色经典剧，请您谈谈创作该剧时候的一些感触。

　　王亚勋：评剧《母亲》从创意、立项、采风、创作到排练演出一程走来有几个原因：首先它是体现首都文化工作者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一次创作。因为该剧源于总书记2014年7月7月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时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北京密云县英雄母亲——邓玉芬的故事。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这么一个重大事件，能被总书记说出来，应该是有故事、有内涵、可挖掘、能出戏的一个好题材。按照原市文化局的要求，我们迅即启动项目、精心组织主创、深扎采风一线、严谨工作程序、扎实推进工作，充分体现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第二，评剧《母亲》是戏曲艺术创作的一次新探索，可以用一个“新”字来概括，即理念新、结构新、手段新、样态新。该剧以小人物反映大主题，以小家经历折射国家命运、以山村平凡母亲彰显伟岸民族精神。三，评剧《母亲》开创了新时期北京戏剧原创作品的里程碑。该剧自2016年推出以来，已演出229场，行程遍及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囊括了由北京和国家举办的各种评奖活动的所有奖项。如北京文学艺术奖、文化和旅游部的十大精品剧目、中国艺术节第十五届文华大奖、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文华表演奖”等。据该剧的编剧刘锦云先生介绍，《母亲》是北京市35年来第一部获得如此众多大奖的原创作品，所以极具里程碑意义。

　　《母亲》这部戏既是一部红色经典，也是一个创新的作品，更是一部在编、导、音、演、美等诸多方面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该剧除了立意新，导演在剧本结构上、导演手段上，也打破了以往剧本单一线条的叙事方式，采用了闪回、倒叙、魔幻和浪漫的艺术手段和方法，使故事的推进、戏剧冲突的设置以及在空间上、时间上和调度上愈加自由顺畅、流动自如，呈现了丰富多彩、奇异新颖的舞台样式感。这部戏也是当今中国最棒导演张曼君导演艺术的一次完美体现。

　　我们知道，戏曲作品中的核心和灵魂是音乐唱腔。评剧《母亲》的唱腔则采用了最能彰显剧种特征和流派特点的声腔，同时又和音乐水乳交融，并借鉴运用了歌剧、音乐剧、交响乐等艺术元素和手段方法。既坚守了本体特征，又是一次全新的综合展示，也是这个戏成功很关键所在。

　　回头再看这部剧的创作与体会是：一个好戏的诞生，首先需要院团自身持续不断地艺术积累，同时更需要领导重视、政策及时和支持有力等。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