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更好地展示首都国际形象，融入人类共同体建设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萧放

　　作者：阳妍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兼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北师大“百村社会治理调查”课题首席专家。主要研究岁时节日文化、传统礼仪文化。主持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多次获政府与行业学术奖励。

　　礼仪文化体现了北京人的深层文化性格

　　记者：您认为北京文化有着怎样的特点？

　　萧教授：北京文化会让我联想到长城、故宫、胡同、四合院、北京小吃。这些有形的文化标志，是不同时代留下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一种文化载体，它们体现了建筑文化、居住文化内涵和群体文化心理。北京小吃汇集了伊斯兰、满族、蒙古族、汉族的小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就有很强的文化选择意味。

　　中国是礼仪之邦，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礼仪文化特别丰富，分为南礼、北礼，讲究特别多。南城从外地来京的人多，会馆也比较多，和北方的礼仪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别。日常起居、人际交往、饮食文化都是民俗文化。礼仪文化和民俗文化体现了北京人的深层文化性格——包容、宽和，是北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有着开放的气度。重视文化的交流互鉴，对外来文化有大量吸收，异域文化、国际文化得以在这里落地生根，让北京文化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更好挖掘节庆庙会文化内涵

　　记者：您长期从事民俗和节日文化研究，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北京节日文化的特点。

　　萧教授：北京以汉族传统节日为主，兼容了一些北方少数民族节日的特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庙会。但是现在大家对庙会的整体感觉是没有特点、趣味性不够。随着商场等消费场所的增多，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庙会的商品流通属性被大大削弱。庙会消费应该体现出跟日常消费的差异性。庙会同质化现象严重，挖掘文化内涵少，追求经济效益多。如果能深度挖掘庙会的文化内涵，用文化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效果可能会更好。

　　庙会是北京的品牌，是可以挖掘的很好的文化资源。北京要做好文化建设和文化引领，庙会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它是首都的一个文化标志，需要好好策划，把它当做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来予以充分的重视。满足市民的物质、社会与精神需求，春节假期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节日生活，是城市管理者的职责。我建议设立一个节日节庆办，从政府层面来协调，每年召集有关专家开会，出点子，出创意。最大的政治是民心，要以人民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中心。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首善之区的精气神就有了，社会也就和谐、美好了。

　　展示首都国际形象，融入人类共同体建设

　　记者：从您的角度谈谈，如何增强首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萧教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命运自主的基础上实现命运与共，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被联合国写入有关决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诠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融通了中国梦与世界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寻求人类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工智能、万物互联时代，实现从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到共塑式文明的飞跃。开放对话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大门。北京是首都，在文化资源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应利用好这些资源，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国际电影节、各种国际性的展会、传统节庆庙会等平台，邀请、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来到北京参与分享，既展示了首都国际文化形象，也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除了集中展示北京古老的经典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外，重点可以策划推出北京庙会文化，可以参考美国华盛顿史密森文化节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确实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在广场展示，每年一个主题。史密森文化节主办方曾专门邀请过中国在华盛顿广场进行非遗展示，有一年的主题是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共享的红河流域文化。该文化节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国家民族众多，每年也可以策划不同的主题，邀请某个民族有特色的表演团队甚至国外比如非洲、美洲的表演团队，展示异域文化和人文风情，吸引力就会大大提高。也可以搞世界各地的美食节，比如意大利、马来西亚、印度、法国。当然国内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节可优先举办。

　　礼仪和礼教有区别，国尚礼则国昌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的礼仪制度，礼仪和礼教有什么区别？

　　萧教授：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丰富而宝贵的礼仪文化传统，但是区别开礼仪和礼教是十分必要的。

　　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几乎都要制定礼仪制度，有的朝代形成了礼典，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开元礼》《明集礼》《清通礼》等。除了官修礼典之外，还出现了一些私人编撰的家礼和乡礼，比如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

　　中国礼仪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准法津”的作用，梁启超曾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中国礼仪以周为最，中国古代一般推行周礼。古典礼仪可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用在国家政治与军国大事上，比如敬天礼地；日常生活类礼仪主要包括生、冠、婚、丧、祭五种。宋代时，礼仪与伦理道德说教融合，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方式。直到近现代，礼仪出现重大变革。

　　钱穆在《湖上闲思录》里写道，“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礼以人情为基础，又反过来对人情加以节制，是让人情以恰当、适宜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并不像礼教束缚、压抑人性。辜鸿铭认为礼是一种生活的艺术（art），西方人将礼翻译成rite让他大为光火。礼仪既关乎个人修养，也关乎家国建设。

　　19世纪20年代，周作人和江绍原在《语丝》上开展了关于礼的一系列讨论，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当作为宇宙观、道德观总体呈现的“礼”沦落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刻板礼教时，如何重建维系人心的道德和恢复生活的艺术？礼教是糟粕，礼仪是精华。古礼若不用现代的科学智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审美，好好地提炼、改造，绝不能合我们今人的用。

　　我们的人生因为有礼而充实自信，我们的国家因为有礼而享誉世界。随着我国国力的日益增强，社会的日趋富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继承包括礼仪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颜元曾说，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

　　开展礼仪教育，让言行符合社会心理预期

　　记者：您认为目前北京的礼仪教育现状如何，我国应如何加强学校礼仪教育?

　　萧教授：教育部曾出台《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对小学至高中阶段文明礼仪教育的内容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各阶段具体目标。在小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掌握常用的礼貌用语，学会餐桌、接电话和集会入场等交往礼仪；到了初中阶段，要学会着装大方得体，掌握使用电话、邮件等沟通礼仪，了解涉外和公共场合发言的礼仪；在高中阶段，要让学生掌握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掌握各种场合介绍和自我介绍、演讲和辩论的礼仪等，还要掌握基本涉外礼仪。

　　礼义是礼仪的道德文化内涵，礼仪是内在文化、道德、思想素养的外在表现，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中小学是青少年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对他们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学会如何跟人打交道，在各种场合举止得体，如何做人、待人接物、立身处世，将受益终身。如果没有接受过礼仪教育方面的训练，当你与他人交谈或者合作的时候，他人的反应无法预期，这会让人缺乏信心。大家都文明守礼，言行举止都能符合社会的心理预期，就是和谐有序的社会。礼仪教育是社会有序的重要保障。

　　北京市一些学校开设了校本礼仪课程。重建礼仪文化、开展礼仪文化教育从中小学生抓起，十分有必要。现在很多中学恢复了集体成人礼的仪式，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虽然跟古代的以家庭为单位不一样，但集体成人礼的举行可以让中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人，对家庭、社会、祖国都有了自己的责任。

　　礼仪教育，需要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两个方面来入手。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应该接受礼仪方面的训练。再根据指导纲要的要求，在各个阶段有意识地培养中小学生的礼义精神，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尊重生命个体和保持人格尊严。内在有礼义的修为，外在才有得体的表现。除了重视各科成绩、分数和知识文化的学习，还要强调道德的完善，警惕以自我为中心、修养不足的现象出现。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家长们需要言传身教，发挥示范作用，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文明人。正是沉淀于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赋予传统礼仪文化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