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周正兵：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应以人为本

　　【名家话文化】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应以人为本

——文化产业学者周正兵访谈

　　作者：秦俭

　　周正兵，博士、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系主任。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年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系任教，主要教授《文化产业概论》等文化产业类核心课程，研究的方向为文化经济与政策等，在《经济地理》、《读书》、《山东大学学报》等CSSCI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中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十余篇，出版著作《文化产业导论》、《文化产业投融资》（第二作者）、《文化经济学》（译著）等。

　　记者：作为文化产业方面的专家学者，您如何理解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作用和意义？

　　周正兵：其实，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来自历史，回顾北京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变迁，其中最大变化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1978年北京市工业产值占比71.1%，而到了2018年，工业产值占比下降到19.0%，而服务业产值占比高达80.6%，与此同时，北京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4.7%，这意味着北京已经从生产型城市转化为消费型城市，而这个任务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往往用了几百年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追溯北京作为城市实现了这场伟大转型的内在动力，我想文化产业显然是重要的引擎，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 2004-2017年间，北京市文化产业年均增长16.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6%，继续保持全国首位，比全国高5.4个百分点。最新的数据显示，2019年1-7月，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6803.7亿元，同比增长9.3%，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引擎的作用就更为明显。我想这就是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的作用，不仅引领经济中高速发展，而且推动城市现代化转型，这恐怕也是自2006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始终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记者：国家对北京四个定位之一是“全国文化中心”。您认为，北京具备哪些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优势，又有哪些不足？

　　周正兵：在我看来，“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和国家首都的城市功能相融合，是国家首都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与政治功能相辅相成；二是和现代城市的城市性质相融合，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文化建设的引领与示范区；三是和国家的国际交往密切相连，具有开放性和国际化的特点，是我国国际文化交往的先行区。

　　其实，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我想我们大概不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中央为文化中心配置所需资源，自然不会有什么竞争压力。如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城市之间开放竞争的格局基本形成，我想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压力或者不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其一，就首都定位而言，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具有积聚资源的先天优势，比如说全国重要的文化机构都坐落在北京，但是，这也会造成一种路径依赖，我们常常依赖政治资源来聚集文化要素与优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文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这种路径就成了短板，文化市场化发展程度会有不足，其市场竞争力就会减弱； 其二，就现代城市的定位而言，北京作为具有丰富历史底蕴的现代城市而言，也具有先天优势，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世界性遗产最多的城市，但是，这些资源如果不能科学保护与可持续性开发就会变成一个负担，比如说，首都功能区与历史遗产保护区高度重合，如何做好保护与开发，特别是建立一种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其三，就国际交往中心而言，北京是具有很强的向心凝聚力，如全球重要国家的使馆都在北京，但是如何通过市场化竞争推动中国文化向外辐射，北京在这个方面的功能似乎就有些差距。

　　记者：在北京市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与困难？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

　　周正兵：就我个人理解，北京建设文化中心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恐怕就是十九大报告所表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关于文化的需要，和文化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个人也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做过一些研究，认为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比较起来，北京的开放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略有不足，北京文化的发展还有较为明显的行政或者政治路径依赖，导致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主体发展不平衡。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化领域的消费者主体性已经建立起来，他们能够根据其偏好自行选择文化产品，但是，生产者作为市场主体的发展并不平衡，相对滞后于消费者主体性的发育程度，很多生产者主体尚不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就更缺乏根据消费者需求提供产品的意识与能力。

　　我想这些生产主体不仅包括企业，也包括掌握大量文化资源的国有企业与公共机构，它们尚不能根据消费者需求提供产品的能力。比如说北京的国有文化企业，特别是演艺企业，处于后改革的阵痛之中，出现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的现象，很难适应市场需求；另外，很多公共文化机构，缺乏消费者服务意识，导致有些公共机构进行体制性空转，既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也闲置了大量的资源。

　　最后，如果要给出什么对策的话，我要说的是，在文化管理方面，要尊重市场的主体性、消费者的主体性，政府要有容错机制。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就要“以人为本”，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面向公民或者消费者的市场主体及市场化生产机制。我们要基于这个理念反思两个方面的问题，并为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其一，我们还有多少存量资源，特别是文化资源，由于体制的制约不能成为自主决策的主体，不能满足公民或者消费者的需求；其二，我们还有多少增量资源，特别是人才与创意资源，由于首都功能的约束不能在北京发展，制约城市的发展活力。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高科技领域和文化产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据我了解，纽约与伦敦的文化发展政策中都将如何吸引与孵化青年创意、创业人才作为其优先的政策工具，如今北京市“一刀切”户籍管理政策，年轻人除非能够进入体制内，否则你就只能“漂”着，我想这个问题的负面效应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欧美发达国家给外国留学生还有个延长签证的政策，北京针对每年20多万国内优秀毕业生连这样的政策都没有，这显然不是一个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

　　记者：您认为，目前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哪些亮点？

　　周正兵：目前，中财的文化产业系主要是在文化产业管理和文化产业投资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我们参与的工作包括北京市有些文化政策的制定、论证，也包括文化专项基金和财政绩效的评审，文创大赛的案例整理等等。

　　在工作实践过程中，我认为北京市最近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两大亮点值得一提：其一是文化创意大赛，对于营造良好的创意、创业氛围功不可没；其二是文化艺术基金，不仅有着重要的体制创新作用，而且有着不错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对于这种效益，我这里不妨举一个例证。众所周知，我们在文化走出去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也闹出不少笑话，如维也纳金色大厅曾经就是中国演员的打卡地，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果。而如今通过补贴的方式，让很多非营利民间文艺机构走出去，包括参加顶级水准的国际艺术节，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进行真正的、全方位的文化流交流，取得了喜人的效果，这种经验就值得总结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