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沈望舒：凸显首都文化核心功能当为北京发展的要义

　　【名家话文化】

凸显首都文化核心功能当为北京发展的要义

——专访文化学者沈望舒

　　作者：孔繁鑫

　　沈望舒，文化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产业，首都文化。曾参与“十五”至“十三五”时期文化专项规划。已发表文化研究著述300余篇（部），曾编写前四卷北京社科院《北京文化发展蓝皮书》、撰写北大文产研究院《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北京区域报告部分。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都强调，北京亟需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以及文化内核建设。能否请您对首都功能和文化内核做一个具体分析？

　　沈望舒：我们常说北京为“首善之区”，关注一国之都的这个核心要旨，在我们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史记》记载：“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指明要义；《资治通鉴》中匡衡一言“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直述本分；宋人陈舜俞“诸夏必取法于京师”、张方平“礼义始乎京师”，尽表职责；从《金史》“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观仰”衍生而来的“首善之区”，成为专指首都核心要旨的概念；明代梁潜“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制作之示于天下，必由内以达外，教化之渐被于四方，必自近以及远”的诠释，为我们梳理了实施逻辑；民国初期，孙科的《首都计划》序：“良以首都之于一国，固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神所荟萃”，为我们揭示了首都文化内核的表里之“应然”。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对首都的定位与功能的界定曾经求全求大。建国初期那段大搞生产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城市规划里留下了印迹。首都北京的三版早期城市建设总规中，不单有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要做工业中心、经济中心……那时的图“全”，现在看来似有偏离秉赋、不够精准之嫌。首都的建设发展也曾走了一段弯路：集聚过多功能、增加过重负担，面积与人口的“大饼”步步摊大，逐渐导致“大城市病”缠身，也使首都应承担的全国性职责使命受到影响。并且还出现了资源“虹吸效应”，扩大了北京与周边发展的不平衡。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是一个转机。“虹吸”变“辐射”，古老的京畿地区走向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首都核心功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明确精准的阐释，集中体现在总书记数度视察北京工作的讲话之中。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讲话所提五点要求之首即是，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定位，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讲话再一次以“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定向；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讲话中针对北京自身发展指出，要立足北京“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定位，不断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突出首都建设的“应然”与“必然”。

　　堪作圭臬的是总书记指导并审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具体展示了北京“应然”的政治引领、文化凝聚、国际感召、科技带动等首都核心功能，包括“代表性、指向性、创新引领、表率作用”等首都要求，“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等特质理念，“凝聚荟萃、辐射带动、传播交流”等文化效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等统合关系，以及“高度包容性和亲和力，人文风采和文化魅力”等形态指标。

　　由此，首都核心功能及文化内核集中亮相，首都功能的文化内核当在“代表”“引领”“示范”与“带动”，凸显首都功能文化内核当为北京发展的要义。

　　记者：北京正在建设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请问您认为北京如何进一步凸显首都核心功能及其文化内核？

　　沈望舒：载入新版总规的首都核心功能，是北京的本分、职责与使命。然而，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实现巩固增强首都核心功能的目标并不容易，要靠首都智慧与能量的长期积淀。并且核心功能无法自诩，需要凭借首都各方面的先进性、科学性、魅力性而被国民认知与认同。北京须以首都核心功能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成果奉献价值。

　　但比照新版总规可以看出，当今的北京无论在“城”的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目标，还是在“都”的“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均存在不少问题。北京一直以极大的决心和力度，通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当“减量发展城市”来改善发展质量。但这不够，我们知道，并没有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而自然增强核心功能的逻辑，北京还应当投入更大的力量优化顶层设计、顶层统筹、顶层统管以提升核心功能。

　　首都北京有着以政治中心为主体、文化中心为支柱、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为要素的统一结构，其余暂且不论，如果文化中心地位不振，则高度、深度与比较优势大减。首都的强势，重在文化影响与价值辐射。

　　我认为，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以及文化内核建设，需要“虚”“实”并举。

　　“虚”指思想观念，有言道，想要改变世界先去改变人的观念，这点明了思想观念对谋事、成事的关键意义；“实”指奋斗行动，“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座城自燕蓟方国走来，近3100年，“国之都”自海陵王迁都计，约866年。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9月，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充分协商，改北平为北京，通过《共同纲领》确定为首都，此后又写入各版《宪法》。北京作为首都，尊重史情、合民心愿、有理有据。

　　但国家记忆的首都表达仍然是短板，首都应当更好地作为国家记忆荟萃地、民族文明辉煌城。实践一旦被历史记录下来，就会成为民族集体记忆，塑造出一种持续稳定的价值观。这种历史性的记忆需要以多种方式来建构和承载，其关键在于“有形记忆物和场所”。但北京现有的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人民奋斗的“有形记忆场所”不足，这样的短板会影响人民的认知认同与情感基底。北京在继续维护好古都文化的同时，应当着力构建国家现当代文明的首都表达高地。要通过更多富有中华价值感、经典艺术性、沉浸传播力的“有形记忆场所”，以集体作为、人人可为的可感可触的文明来重铸首都文化中心的能量。

　　在实体的“有形记忆场所”基础上，我建议北京还应做好“中华文化数据库”这一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强首都的民族文化供应枢纽地位。首都牵头甚至主导构建的中华文化数据库，以内容资源的精准、全面、有效供应，适应文化生产主体、文化消费主体的主流需求；通过数字化、时尚化、亲近化的引导，适应文化载体的发展潮流，影响和带动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还有“六物”可作为首都核心功能走强的“法宝”。

　　我将“六物”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文化消费者心仪之物。其一是“富于思想凝聚力的吸引物”，它包含着哲学价值和真理光芒，标示着文化发展空间，也是人们选择首都的前提和理由。其二是“具备文化软实力的提供物”，这是资源变效益的关键，人们受到文化吸引而来，实际有无值得认同的首都文化载体，甘愿为之买单，这是文化消费上的“真功夫”。其三是“足够价值量的获得物”，进行文化消费后心生的美誉度和幸福感，得到和留下的来自首都文化氛围的感动、和体验，事关首都文化辐射的深远度。

　　另一类属于加倍放大核心功能之物。其一是“杰出人物”，在首都文化建设过程中聚拢一批想干事、能成事、有能量、能号召的人物，才更能诞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成果。其二是“美好风物”，指具有特色区域文化气候，它由业态环境、模式机制、历史印迹等构成。其三是“精彩事物”，指魅力化的有形事物，这点容易理解。

　　记者：请问在北京发展首都文化、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首都人民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沈望舒：首都人民是首都核心功能和文化内核建设的主体，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胸怀。

　　我们说我国人民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那么首都人民也应都是首都建设者。北京这座城市需要通过更加真诚的政策机制，吸引、动员和组织起更多元的首都文化建设积极力量，特别要团结利用好中央系统、部队，以及民营企业、外国在京机构等。首先，党和国家是首都文化建设的强有力主导，北京就近接收着思想和价值的引领。再者，众多在京民营企业无论在文化发展还是经济建设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众多的在京外国人、外国机构，也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着力量，北京可以进一步激发他们的能力。

　　记者：“守正创新”是发展文化所需，请问您如何理解北京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守正创新”？

　　沈望舒：“守正创新”是首都文化发展当有的自觉。守正，指坚持首都作为“首善之区”，首都文化作为中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先锋。创新，指随着时代和情境变化，不断赋予首都文化以引领性、代表性的内容和形式。

　　“守正创新”的标志成果，我想是“近者悦、远者来”的文化魅力，具有使人情动、心动、行动的文化产品，总之，首都的生命力在于她的核心功能，文化内核在于首都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发挥的引领、示范、凝聚、组织和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