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北京文化因人而生 城市魅力在于人
——访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兼策划总监曾辉
作者:张倩
曾辉,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兼策划总监、北京歌华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副秘书长。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1991年起留校任教、任《设计》杂志执行编辑。曾任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景观规划实施处处长、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部长。
曾辉
记者:您和北京如何因文化结缘?在您的成长中,接受到了文化名城北京哪些滋养?
曾辉:我父亲就是搞艺术的,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美院第一届的毕业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不同时期的艺术发展,他一直都有参与艺术创作。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如何用艺术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生活,看待我们的城市,看待我们的文化。
1987年,我来到北京就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时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我内心非常喜欢北京,并不是因为它的体量有多大,而是因为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浓缩地,具有多样化的包容性。
来自各地的优秀人才聚集到北京,为北京带来更加丰富的、多元化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氛围。我之所以愿意在北京生活,是因为我愿意在北京所具有的这种文化氛围中去体验感受其魅力,而这种文化调性是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可替代的。
记者:从北京国际设计周工作的开展上来看,设计是如何将北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的?设计在北京文化发展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曾辉:北京国际设计周从2009年创办以来,始终关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实验,以大设计观推动城市更新。从2011年开始在北京大栅栏这个历史悠久的老胡同街区,通过设计植入,对其进行微循环改造,让其有机更新,比如说雨污分流、街区环境整治、小微绿地建设、增加照明系统让夜生活更有活力等等。大栅栏设计社区计划是用时间养成的,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城市更新而非大拆大建,这种发展模型恰恰符合当代北京城市发展总的方向和原则,即通过城市更新来既保留古都文化的风貌和内涵,又让它符合现代乃至未来的生活方式、生活美学的需要和标准。
大栅栏街区原有住民1700多户,通过疏解迁移了600多户,保留了1100多户原住民。城市、胡同的魅力就是在于人。文化因人而生,保留住这些原住民,老北京胡同文化的气质、格调、内涵、生活方式才能够保留下来,而不是大拆大建之后,再盖一些仿古的街区,而没有人气了,这样就会变成一条“死街”!
此外,当时疏解后的房子并没有拿来直接商业化利用或转租出去,而是引入了很多文化创意机构,设计机构……他们先通过办展览的方式将这些空房子利用了起来,逐渐地越来越多的机构进入,这些机构与周边邻里并不是彼此隔阂,而是共享街区文化。
这是一种共建共享的模式。比如,大栅栏附近一个露天的自行车修理摊搬进室内,将其改造成一个自行车零件博物馆。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把废弃的自行车零部件做成机器人、变形金刚、酒瓶起子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旅游产品,帮助修车人增加收入。修车人有了获得感、幸福感,也愿意参与到街区的更新、改造和建设中来。
通过一些创意设计的植入,文化的活力就把老东西激活了,就可以产生“新”和“旧”的一种融合,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把“新”和“旧”融合的一个全国文化中心。
来北京,不仅要看故宫、天坛这些历史上北京的元素,还要看当代的北京、时尚的北京、设计的北京,所以这就是北京国际设计周在推动北京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所发挥的一个作用。
记者:您觉得从国际视野来看,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它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态度?
曾辉:基于开放、包容、融合、发展的态度,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也必然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在历史上也具有国际化的特性,像北京的妙应寺白塔就是来自尼泊尔的建筑师阿尼哥设计的。但那个时代引入国际文化有其封闭性和局限性。到了新的时代,中国人的视野能够看得多了,国际交流必然会带来更多文化的交流。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必然是文化资源的“集散中心”——不仅把全国乃至世界不同区域的文化内容聚集到北京,也会在北京通过融合创新,创造出一些新的文化业态和文化内容,又面向全国做文化输出,面向世界做文化传播。不断有新东西进来,也不断有好东西输出出去,这就是北京的魅力所在。
因为全国文化中心不是仅让北京城市文化发展得好,还要通过北京文化让全国文化发展得好,甚至是推动世界文化的融合发展。因为文化产业的重要价值是产业的文化化,以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这应该就是北京作为新时代全国文化中心的历史使命。
记者:北京要建成全国文化中心,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曾辉:一是建议打通公共文化空间和设施,以时间换空间,释放更多公共文化服务能量。
现在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相对缺乏,但从总量上来讲,还有一些文化空间没有释放出来。
除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面向公众开放外,还有一些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也都有属于各个领域的公共文化空间和设施。据了解,目前全国县级以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各种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间有6800多所,比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的总量还多。
如何盘活和释放这些存量资产的公共文化服务?如何能够把它们都纳入到城市共享共建型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中来?如何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文化空间可去,让每个人都住在文化街区中、文化社区中,一出家门就可以享受到身边的公共文化服务。
我认为,像把停车场、体育设施对外开放一样,应该把各种公共文化设施打通,以时间换空间,让这些文化空间和设施发挥公共文化职能。
例如国家博物馆等博物馆尝试开放夜场,利用时间差,就可以向社会供给更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上班族下班后参观博物馆的需求。
各单位都应该充分向时间、空间要资源,利用共建共享机制,让已有的文化空间和设施面向公众开放,面向更多人开放,充分发挥其公共文化的价值。
二是增强商业空间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
我们要把商业地产等各种城市商业空间视同并转化为城市文化服务的空间。像很多商业中心,不仅仅是购物中心,也应是一个公共文化中心、艺术展示中心、生活美学中心,甚至是社会化的美学教育中心。
比如,现在很多商业空间里面有书店街区、有文化街区,还有各种艺术与设计展览,人们逛商场时就可以走进艺术公共空间,体验到文化生活的乐趣。又比如,人们现在购买商品,更是在购买一种生活方式,好商品是生活美学的载体,
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对于人们的消费观提出一个很大的转化:过去是以物的消费为核心,现在首推的是文化消费、设计消费。比如说过去买服装,看面料好就认为值得买,现在人们会首先看服装是否符合自己的气质、身份,是在买文化、买创意、买设计。人们是在消费文化,而不是在单纯消费一个物品。
将商业空间与文化融合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资源之一。要把这个文化资源挖掘出来,不仅是去建几个重点文化地标,因为我们谈的文化是一个广泛惠及的生活文化体系,是朝向美好生活的公共文化体系。基于此,北京于2019年初推出的33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很有价值。无论是在政策扶持上,还是在资源调动上,逐渐培育成文化创意样板、示范文化街区,未来将向全国推广。
三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文化大环境。
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一定是综合性、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公共文化服务本身就是综合体,不是仅靠几项活动就能支撑起来的。
比如说要推出全民的美学普及教育,当我们内心有生活美学价值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文化的滋养。十多年前我曾经策划过“我身边的绿色设计”中小学生设计活动,孩子们把旧的牛仔裤改成小书包,让旧物再利用,目的就是培养孩子们的创意思维和审美能力。让更多人成为生活的艺术家,唤醒每个人心中的美,是社会化美学传播与教育的基本方向。
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核心是北京人,不管是北京的原住民,还是新北京人,在北京的文化氛围里面受到过熏陶,价值观、文化观、美学观就会有所改变。每个北京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创意设计师,都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贡献者。
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要让人能够发挥更多的能动性去改变整个文化大环境。中国古人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源于人,也必然要服务于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文化来自群众,也必然回归到群众。
综上所述,我认为北京现在把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可以让所有人都得到好处,文化不像物品,你占有了别人就没有了。文化是大家分享,是共享共赢的。这样的城市肯定是一个人们愿意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记者: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指出,北京的文化内涵是“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古都文化”。您对哪个提法比较有感触?如何建设好它,请谈谈您的看法。
曾辉:北京作为古都,它的文化生态、文化内涵是丰富的。我们能够看到相对完整的紫禁城,能够看到天坛、日坛、月坛、地坛,也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基本肌理和架构。其中,北京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把中轴线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轴,目前也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古都是北京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定位。当代北京的发展必然要从古都这个城市形态上出发,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能因现代化的建设去破坏古都的历史和文化生态环境。
但很可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不同的发展理念,也确实给北京带来了一些破坏。比如,很多胡同消失了,城墙消失了,所以当代北京进行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是基于如何去复兴传统文化。全国文化中心本身就包含着历史观中的全国文化中心内涵和当代创新发展的需求。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不是一个静态指标,而是一个动态指标。
所谓动态指标,大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帮助中国实现了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这是基本核心目标。细化来讲,会有一个指标体系,涉及到衣食住行、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诸多方面。这个指标体系可以看作全国文化中心的发展指数。
再过10年、20年甚至50年,北京文化中心的建设方向,可能还会进一步地去创新,但是再怎么创新,再怎么去突破,它的文化之本,就是北京的古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