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沈湘平：发挥人才优势，加强创新引领

　　【名家话文化】

发挥人才优势，加强创新引领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访谈

　　作者：秦俭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一般哲学理论、马克思思想、价值与文化问题。出版《唯一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哲学导论》《全球化与现代性》《理性与秩序——在人学视野中》《邓小平的思维世界》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16、2017、2018）、《社会热点解读》（2003、2004、2017、2018）。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

　　记者：在整合北京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展现首都文化特色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沈湘平：我的建议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加大首都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在化整为零地分析清楚四种文化内涵之后，还要化零为整，设立大课题，综合研究这四个方面之间的本质关系，挖掘文化层理，构建意义链条，使首都文化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文化是分层的，不仅包括年代的分层，还有结构的分层。就文化结构而言，除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之外，心理文化也应该包含在内，人们对北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属于文化心理层面。目前，我们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工作比较显著，但对其他层面，尤其是文化心理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而所谓构建“意义链条”，就是修一条“路”，把北京散漫的、碎片的文化单元连接起来，构成他们之间的文化逻辑关系，使之成为系统有机的文化整体，并在此基础上对北京文化形象识别符号进行再思考。

　　第二，文化资源整合要注重虚实相生、活态存续。

　　目前，在文化建设过程当中，物质形态方面的建设最易铺开的、最见成效，但如何能让北京人具备与“全国文化中心”定位相称的文化素质，将首都文化观念自觉外化，是颇有难度的。除了物质与精神并重，在人们越来越习惯依赖网络认识世界的时代，我们也要注重现实与虚拟的结合，在现实层面上有难度的文化资源整合工作，不妨先在虚拟世界中做起来，比如我看到北京方志馆就已经开始应用VR技术，立体化的展示北京的历史与文化。

　　说到底，文化是人们生活的样态，只有活起来，才能继续存在。文化资源不应该成为玻璃罩子里的盆景，而是要靠人气注入活力，靠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可以通过在老城区发展文化产业等方式导入新的业态，而不是出于保护目的将其与世隔绝；与现实隔离的文化是古人的，但不是我们的，更不是未来的。

　　第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支柱产业之一，2019年，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9.6%，比全国高出5.4个百分点。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全国第一”，而要瞄准世界最高水平；最终检验产业成果的，不是“走量”的规模，而是能否生产出高品质的高端文化产品；其衡量标准，就是产品蕴含的创意创新程度。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仍然习惯于模仿、同质化倾向严重，创意创新相对匮乏。建议政府在为相关企业减负的同时，着重于“把方向”、“管成效”，改善环境，制定规范，提供服务，其他方面则充分尊重个人和企业的主体性。

　　第四，在展现首都文化特色方面，必须突破把首都仅仅理解为北京这样一种概念，厘清“都”与“城”的关系。作为首都的北京，在展现自身文化特色时，应兼具世界格局、中华特色和首都风范，以世界一流的历史文化名城为参照，向世界展现华夏魅力，使人们透过这个窗口，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以及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通过爱上北京而爱上中国。

　　在进行文化展示时，生活方式、精神面貌比器物空间更关键，也更难操作。我们能否通过某些方式，为人们提供关于首都文化、行为规范方面的教育培训，包括推荐一些“必去“的地方，帮助人们系统了解北京文化，从而生发出首都公民意识、首都公民素质？这样的工作，目前做的还不多。比如前面提到的北京方志馆，就是非常精彩的、能切实了解整个北京文化地理历史的地方，但因为知名度不高，所以去的人很少。

　　记者：国家对北京“四个定位”之一是“全国文化中心”，您认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难点在哪里？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

　　沈湘平：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须要具备凝聚荟萃、辐射带动、创新引领、展示交流和服务保障五大功能。五大功能的落实，个个是难点，其中，我更关注辐射带动和创新引领。

　　做好自己，那只是城市职能；而辐射周边，引领带动全国，才堪称“首都”。面对上海、深圳等创新文化走在前列的城市，北京政府应有危机意识，构筑宽容的文化氛围，保障自己在文化方面，特别是文化创新方面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将辐射、带动、引领作为文化工作的重要考核参数。辐射带动全国的工作任务很重，不是北京市能独立完成的，应当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地方的互动政策。

　　另外一个目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难点，是可持续性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说到底还是要形成一种整体文化氛围。在建设过程中，多种文化品类的选取、拆解、组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各部分之间能否达到良好耦合，形成多样化的、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从而可持续地生存下去，这是个难题，有必要基于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进行专门研究。

　　记者：作为高校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北京应该如何充分发挥这方面优势？

　　沈湘平：北京的高校人才优势，是国内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其他城市和地区都难以比拟的。但目前，这个优势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为了开展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思路梳理、政策建议等工作，政府对高校的智库和研究基地进行了等级划分。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也会无形中忽略一些优秀人才，使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是为“未尽其才”。

　　我认为，在这方面，政府要有大格局，树立“大智库”的概念，不要拘泥于智库、基地级别，通过与各高校社科处合作，将所有对北京文化建设有益的单位和个人纳入精细资源库，建立迅速、精准的人才检索和使用路径。

　　同时，要提高政府工作的主动性，在服务、激励上下功夫，不能坐等，更不能管理甚于服务，限制多于帮助；对知名专家和青年人才这两个群体，尤应予以充分重视。

　　对于知名专家，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任务去主动对接，甚至帮他们“量身定做”，设计课题、组织团队，突破北京文化建设中遇到的重点难点。对青年人才，要制定特殊政策，为他们提供成长过程中的助力，使其对北京在文化上有认同感，在感情上有归属感，将为北京建设贡献力量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这无疑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难度，但确实有助于发挥优秀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对于政府相关工作“愿意做、安心做、做了还想做”。

　　此外，要创新“为我所用”的工作机制，在完成文化建设具体任务时，不要大包大揽，而更多的去负责“把方向”、“管成效”，将过程性的工作分成不同单元、不同阶段打包，外包给诸如高校、研究所等机构。这不仅能释放政府精力进行顶层设计，同时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激活前面提到的人材资源库，通过组织管理者与具体实践者之间分工合作，让整个系统达到理想的运作效果。

　　记者：我们应怎样更好的实现文化“走出去”？

　　沈湘平：首先，我们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生产出具有“国际范儿”的文化产品，并且通过细分国际市场，精准定制和投放文化产品。不仅要用中国的方式讲世界的故事，还要用世界的方式讲中国的故事。

　　其次，我们要主办高质量、品牌性的国际活动，尤其是原创性的、能成为品牌的特色活动。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世界。为了吸引年轻人参与，可以根据他们依赖网络、习惯跨界、不愿意为一件事情花费大量时间的特点，在活动中强调混搭，比如将电影节，图书节与摇滚乐、嘻哈、网游组合，但仍服从同一主题。这需要我们摈弃以往自上而下的套路，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组织一批人才进行顶层设计，创办真正富于吸引力的活动，助力文化“走出去”。

　　第三，北京要在国际上构建自己的立体化的话语权。没有话语权，文化永远走不出去。北京应当发挥高校科研院所集中的优势，有意识地设置一些议题，力争成为世界原创性话语的策源地，增加北京的国际“能见度”。立体化话语权的构建，还要注重文化的民间交往，要有同理心，做很细致的工作，遵循对等原则，通过这种最深层的交流方式，达到润物细无声、水到渠成的效果。目前民间交往活动不少，但更像一种仪式性的运动。比如友好城市，似乎只体现在签字仪式上，缺乏城市居民之间的日常交流。很多交流活动也流于表面，没能真正进入民间。比如派艺术团到西方演出，外交部使馆领馆组织华侨去看，再报道一下，就算完成任务。

　　最后，很多人把文化“走出去”单纯理解为对外文化贸易赚了多少亿元，这是一种肤浅、令人反感的解读。所谓文化走出去，最根本的是人格化的，让西方改变对中国人的成见，认可中国人的形象，由此尊重、信赖我们，意愿和我们交流，甚至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念。如果中国人始终在国际上给人以低素质的印象，对方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文化？所以，文化输出应当从物到人逐步深化，重视文化人格化的无形价值——即使这很艰难，但就像一个哲学家说过的，任何伟大的事物都与艰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