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细化首都文化设施分工 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专访中央美院李晓林

　　作者：孙晓圣

　　李晓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任文化部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评委、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评委等。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和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等收藏。

　　记者：李老师，您是如何和美术结缘的？您的插画作品承载了《读者》杂志粉丝的无数回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是否给了您创作的灵感和启发？

　　李晓林：我从小学起课余时间在太原市少年宫学习绘画，在那里打下了绘画的基础。青年时就向往北京，北京是中国艺术最前沿的风向标，在中国美术史上很多事件和最有影响力的展览都在北京发生和展出。

　　1976年年底，我在炮兵某部队当兵，虽然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但是一直有机会接触艺术，记得被抽调到北京炮兵创作组，部队邀请中央美院的候一民先生、李天祥先生、姚有多先生来讲课。他们在军营里讲绘画，讲创作规律，给20岁出头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艺术视野和格局，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一束来自中国美术最高学府的阳光，悄然照亮了我的艺术梦想，指引我日后走向艺术的圣殿。

　　身处北京，能够接触很多具有深刻意义的展览。尤其在70年代末期，中国刚刚打破与外界隔离的状态，敞开国门，于是各种文化思潮一股脑地涌进北京。当时在中国美术馆的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美国哈默藏画500年名作原件展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时，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也一鼓脑涌进了北京，使我喜悦、迷茫、兴奋。大家知道文化艺术需要交流、借鉴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我想也只有在当时的北京才能欣赏到这些。

　　西方现代主义在80年代进入中国。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后，照相技术的出现，曾经一段时间给写实绘画带来了困惑，随之出现了印象派、立体主义、野兽派、极少主义等现代艺术思潮，这些20世纪初西方的艺术思潮隔了80年却影响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中国出现了85美术新潮，虽然现在看这场运动是粗陋和幼稚的，却为中国的艺术带来了生机。

　　中央美院作为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堂，每年都有不少专家、学者走出国门去交流。每当他们回国，都会讲得到的第一手的资料，在美院的小礼堂通过幻灯片的形式展示。小礼堂内外人山人海，对艺术如饥似渴的学生们把小礼堂围得水泄不通，争先恐后来观摩学习。可以说，正是北京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和开放的文化环境，给予了一代代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充足的养分和灵感。

　　记者：首都文化包括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和创新文化 ，您对哪种文化感触最深？请您简要谈谈对北京文化的理解。

　　李晓林：我理解的首都文化是大气、包容、创新和发展的。这里不仅有昔日厚重的皇家传统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还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传统经典文化和现当代文化的展示地。北京资讯发达，各种文化展览众多，信息量大。当然，受益的不光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百姓，还有我们这些艺术从业者。80年代，中央美院老校址在王府井，与中国美术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毗邻，重要的艺术事件首当其冲，我经常去琉璃厂、荣宝斋走走，能深切地感受到北京城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所散发的文化气质。

　　2000年以来，艺术活动就像是爆发了的潮水，一浪接着一浪，新型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或是像798艺术区这样模式的画廊像雨后春笋，无论国家美术馆或民营美术馆都会展出很多国际上重要的艺术家作品以及前沿艺术家的顶级精品，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国际间的艺术机构进行交流和学习。更让人惊喜的是，国外正在举办的热门艺术展览中值得收藏的画册，竟然可以第一时间在北京找到。我们再也不用背着画册翻山越海回国。正是这种首都文化的包容、传承和创新，才有了今天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风貌，虽然许多现象有待改进和提高，但着实已经和40年前的北京大相径庭。

　　记者：请您从学者的角度为北京文化如何更好的“走出去，引进来”建言献策 。

　　李晓林：艺术是没有国界和语言限制的精神交流，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谈我对文化“走出去，引进来”的看法：

　　一是拓展架上绘画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提到的“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我理解就是以高尚的情怀培养艺术后学，以深厚的学养传承创造艺术精品。绘画艺术在中国有着丰沃的土壤，传统的架上绘画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尤其在经典绘画的精深探究还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比如要有计划地长期陈列优秀的中国古代绘画，不间断地引入西方经典绘画，要建立长效机制，让国人看到最优秀的艺术精品，让专家学者成为大众审美的导航员。在院校，西方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当代艺术的多样形态和爆炸的信息也让他们应接不暇。我们学校每年的毕业季汇报展，都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新艺术方式。过去我们俗称“画家”，现在年轻人喜欢通过多媒体、装置、影像来表达。我想说的是在艺术上不存在老与旧，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架上绘画作为传统的艺术方式，同样可以表达作者的思想。艺术的标准具有历史相对性，但艺术并非没有标准。艺术必须见出美，优秀的艺术必须产生精湛的技艺和以人性美为理想的艺术追求。作为首都，应该把最有质量的绘画和新艺术呈现给大众，提升大众的文化品味。

　　二是搭建文化引进平台。当代艺术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想像力和多元的艺术形态，我们知道威尼斯双年展是意大利一项重要的文化战略，把全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吸引到威尼斯，并展现新的成果，从而提升国民审美和素养，也带动了艺术的产业和经济。我们也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多维度进一步搭建文化交流平台，真正办出在世界上有说服力的双年展，定期定点地把世界各国最优秀的艺术和新的成果作引进来。比如建立权威的艺术博览会平台,有说服力的国际展览平台，无论是传统或当代的艺术，只要做出质量和水平，持续良好的进行下去。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化人，见多识广才能有更开阔的眼界和艺术审美能力。

　　记者：请您从艺术家的角度谈谈现阶段如何利用好艺术载体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注入活力？艺术创作还需要哪些扶持和政策支持？

　　李晓林：除了艺术类院校，北京能够发挥美育作用的还有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以及社区文化中心等北京公共文化设施。我想谈三点看法：

　　一是博物馆专业性和系统性管理还有提升空间。我看可以借鉴西方博物馆先进的管理制度。巴黎、美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博物馆划分设置层次分明，古代博物馆从早期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现代博物馆包括从十九世纪初到现代艺术的发生，以及正在发生和演变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等，如美国的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英国的泰特美术馆和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等都具又可以借鉴的地方。同时我们不容忽视民营美术馆的作用。比如北京的今日美术馆、798艺术区等在当代美术的前沿都做得很好，不仅有专业的讲解、普及，还有现场提问回答的互动环节。

　　二是我建议定期向公众展览大量库存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提高城市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经过5000多年的发展和文化沉淀，拥有其他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各类书画作品和艺术珍品。将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经典文化艺术品不间断的定期地陈列和展出有着深远意义。每年10-11月，故宫武英殿晾画，我们每年都会如饥似渴去欣赏民族艺术瑰宝。还记得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展出时，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去排队欣赏。可以看到，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越来越高。

　　三是扶植北京现有的优秀民间美术馆。美术馆是沟通艺术家和人民群众的媒介，既是神圣的殿堂，又是艺术氛围浓郁的公共场所。比起艺术类院校和国家博物馆，民间美术馆更容易接地气。细化民间美术馆的艺术传播分工，成立专家引导机制，做好作品传播和向大众的讲解；让更多的人们热衷于走进美术馆，可以说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精华文化需求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