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用现代理念守护传统文化

——文物保护专家詹长法访谈

　　作者：秦俭

　　詹长法，文物保护专家，研究员。2004年在中国文物研究院创立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曾任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中心主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保护与修复技术和工程分卷主编，主持70多个教育培训项目、6个国际合作项目，发表文物保护与修复相关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十余本，并首次把世界著名修复哲学大师布兰迪的《修复理论》翻译并引进中国。其主持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抢救保护工程中期修复试验获“2011年度全国十大维修工程”表彰，重庆潼南大佛本体修复项目获“2012年全国十佳文物维修工程”表彰。

　　记者：您觉得应该如何利用北京文化资源，展现首都文化特色？

　　詹长法：北京文化是多元的，有很多层次，我想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先文化是主体，是最基本的，主体之外，还有很多由此衍生出的东西，例如工作移民带来的五湖四海的文化元素，应该引导不同的人去品味不同层次的文化。

　　当然，多元化不等于大杂烩。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北京现有的资源，通过深度整合与梳理，把从前割裂的文化重构起来，将北京的特色展现得更为清晰，这背后需要一种超越实体的城市设计。

　　比如，近年来，北京市提出的“三个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就是一种资源整合，三个文化带处于北京的西、北、东三面，与我们熟悉的北京老城中心区域交相呼应，共同讲述着北京作为历史大都市的发展脉络。说到老城，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是当下北京市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北京城的中轴线很伟大，但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它的整体性建构在一个个具体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组合上。那这里势必有所取舍。未来可能申遗的对象还会有所变化，这个都可以进行广泛的讨论。我只提一点，那就是中轴线涉及到的坛庙文化，天坛在1998年就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天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全称是“北京的皇家祭坛：天坛”。注意这个前缀，北京的皇家祭坛，如果从系列遗产的角度来看，这就为我们整体考虑天、地、日、月、社稷、先农、先蚕等等建立了框架，这种最高等级的坛庙祭祀文化毫无疑问是古都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北京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曾经的宫廷造办处，虽然属于皇室文化，但是艺人大都来自华北地区和北京周边。故宫里不少青铜器，都是明清时期造办处制作的仿品，技术非常高明，且具备自己的风格。

　　如果能把这些元素进一步梳理出来，北京特色也就显现出来了。通过由古老符号构成的新体系，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北京文化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而不再局限于逛故宫、爬长城、看京戏、吃烤鸭等表面化、碎片式的体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较困难，需要专业队伍和专业人士进行策划，也需要许多热爱北京文化的身处不同岗位的人士共同挖掘，今天的自媒体这么发达，有太多我们熟悉又陌生的事物被以新的方式演绎出来。

　　此外，现代文化也是北京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年建起来的奥运场馆、以及天通苑、回龙观等超大型住宅区，都已成为这个城市独特的景观，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城市地貌”，如何让它们保留一些北京地域文化特色，这在整个规划中非常重要。北京在不断发展，文化不是只有“老”，还有“新”，不同版块都带有其自身特点和时代烙印，我们应该慎重考虑它们之间的有机配合与呼应，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北京文化的多元。如果说只有到了北京中心，才能看到北京文化，我认为这是个误区。

　　另一个北京特有的文化资源是各国使馆，他们对于北京发展国际文化、都市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展演万国景观，也是对主体文化的衬托。这块资源，目前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记者：在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修复方面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

　　詹长法：面对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北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还是应该划一条不能碰触的刚性底线，大楼什么时候都可以盖，但文化遗产没有了就永远消失了。

　　从文物保护以及历史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建议今后将一些考古发现更多地保留下来。我们现在是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回填一处，只是把发掘出来的文物放进博物馆的展柜里，真正应该传承下来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太少，以至于很多时候谈文化，看不到位于原址的实物。

　　这些年为了保持北京风貌，做了很多重建、复建工作，意图是好的，但是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恢复，是否把很多问题过于简单化。从遗产保护本身来讲，重建的东西并不是历史原貌。

　　找准方向之后，为了保证政策的延续性，我们应该把文物保护做成全民参与的事业，形成守护文化遗产的共识。在西方，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非常强。英国政府每年投入文物保护的经费约为20亿欧元，社会层面募集到的资金则高达40亿欧元。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每年国家拨款约为20亿欧元，社会层面的捐赠也有20亿。在欧洲，企业捐赠文物保护项目可以抵扣30%到35%的营业税，我们目前只有12%。如何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把文化遗产变成全民资源，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记者：文物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北京的文物古迹数量众多，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詹长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这是一个重大命题，回答这一命题，也是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结合国外留学的经验、国外案例，以及回国几十年的实践，我认为，要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就要触动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比如说制定于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曾提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在抢救过程中，为了保留主体，往往会毁掉真正的文化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变成仿古一条街，只剩下几个抢救下来的建筑物。到了21世纪，如果政策还是以单一的“抢救为主“，显然是滞后的。

　　另一个传播很广泛的错误理念是“修旧如旧”。这大概是源于梁思成先生当年修古建时讲到的“整旧如旧”，整，就是整理、维修、整顿，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仿古法、古工艺、古材料。我们现在的“修旧如旧”，严重曲解了梁先生的本意。没有考证，没有标准，这个“旧”就很容易变成主观臆断，变成做旧，变成赝品、复制品、仿制品，从而严重影响我们对真实历史文化的认知。

　　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我们的理论建设仍然有很多空白，无法指导实践。究其原因，除了缺乏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之外，教育的滞后也导致了专业人才的匮乏。尤其是理论研究，需要在学校里形成一个教育体系，结合传统“师承制”，培养技艺实践与理论研究并重的人才。

　　此外，多学科协作、交叉学科建设，也是当下文物保护和修复理论与实践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我们太需要以开放的心态连接古今中外，连接行业内外，太需要吸引不同学科的人才参与文物保护，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本就是关于古代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记者：您认为，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我们应该落实哪些工作，使北京与“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相匹配？

　　詹长法：目前，中国的文物的保护修复理论教学尚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与我们这样一个文物大国的地位还很不匹配。而对于高校、人才集中的北京而言，就很需要在这个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因此，我建议集中多学科力量，在北京创办一所真正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

　　在国外，不仅有这样的学校，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进步。目前欧盟的职业修复师必须是硕士以上学历，我们这里还是工匠。工匠意味着不学理论只学手艺，从政府制定政策的高度来看，如果不打破这种模式，后果堪忧。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大学多，交叉学科的老师多，汇集了大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物古迹，且在对外交流和文化输出方面发挥着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作用，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北京应该有自己的品牌。因此，在北京创办文物保护与修复院校，就相当于搭建一个汇集专家学者智慧和经验的平台，一个与国际交流接轨的渠道，一个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窗口。国际友人可以到这里来进修研读，参与北京的文物保护修复实践，通过与文化遗产的亲密接触，深度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