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盘活古都资源，提升文化空间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访谈

　　作者：秦俭

　　秦红岭，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建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级建筑伦理学学术创新团队带头人。第14届、15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15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专委会委员。著作包括《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理学引论》、《城市规划：一种伦理学批判》、《她建筑：女性视角下的建筑文化》、《城魅：北京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人文路径》、《建筑伦理学》、《城迹：北京建筑遗产保护新视角》等；译著《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等两部；主编《建筑伦理与城市文化》论丛（已出版四辑）、《城默：北京名人故居的人文发现》。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

　　记者：您认为，我们的城市建筑是否体现了北京文化特色？能否与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相匹配？

　　秦红岭：我认为，理解“全国文化中心”这个概念，应把握两个核心特质。

　　一是强大的文化引领性，二是独特城市文化软实力所展现出的文化吸引力，这些都需要城市建筑等物质性文化载体的有力支撑。

　　吴良镛院士曾说过：“北京不同于其他一般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历史上不同时代凝结而成的最大古都，也是我国封建都城形制的博物馆，其格局至今明确可见”。

　　作为先规划后建设的伟大古都，北京独有的城市格局和建筑形态所呈现出的古都历史文化风貌，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人文资本，其城市建设应以古都文化为根基，与历史文化资源和城市文脉紧密相连，从而散发出林语堂笔下的吸引力：“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它的难以抵御的魅力恰如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视察北京，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出要求，为未来城市建设和遗产保护指明了方向。

　　在我看来，北京的城市建设与老城更新在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和古都建筑文化彰显视角看，还未能将北京老城独一无二的城市肌理、韵律和特色融会贯通，比如作为老城风貌重要载体的“胡同－四合院”遭到破坏，建筑历史遗存变得支离破碎，从而撕裂了城市发展中珍贵的时空延续感。一些新建筑，包括标志性建筑，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失去平衡，城市景观的连续性被一些高层建筑切割，老城曾经的视线走廊和街道对景也不复存在；而快速商业化推进的城市改造模式，将有些原本自发生长，长期积淀下来的，具有浓厚老北京生活气息的街区和建筑变成了崭新的、布景化的商业街道，从而失去了其所特有的京味文化之魂。

　　记者：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北京在城市建筑和建设领域存在哪些短板？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哪里？应该如何改进？

　　秦红岭：在我看来，我们的短板和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城市规划中未能充分彰显北京文化特征。

　　我们目前的城市规划过于看重城市功能属性，缺乏文化视野及对城市精神的深层理解，缺少对文化特色的有效维护。反观与北京具有类似历史背景的巴黎，其城市面积虽然也在不断扩大，但却通过有效规划和严格的法规，很好地营造了不同建筑群的图底关系，在不破坏城市整体风貌前提下，让新文化地标建筑成功跻身城市文化符号之列。因此，建议将北京建筑文化纳入到城市规划，包括城市设计全过程之中，基于北京特色文化定位，发掘城市背后的文化精髓，在原则性的条款之外，增加更有利于实操的内容。

　　第二，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综合品质有待提升。

　　经过多年发展，北京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人均拥有量，以及综合品质与利用率——包括文化服务能力、文化品牌影响力、文化竞争力、特色鲜明性、公众参与度、活动丰富性、空间人性化等方面，与国际文化先进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北京的文化空间层级呈现出顶层文化旗舰项目国际影响力不足，底层以公共图书馆为核心的社区文化空间服务能力低、市民认同度和参与度低的问题。举例来说，很多人仅仅把故宫当作建筑遗产，而不了解其博物馆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顶级博物馆在世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在底层文化空间方面，以纽约社区图书馆为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服务便利，功能完善，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日常文化休闲空间，还常常组织社区活动，成为人们必须的生活空间，而我们要达到同样水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的主题性整合不足。

　　北京建筑遗产的保护，不应仅重视故宫、天坛等重要的或标志性文物建筑，还要有效拓展建筑遗产保护的广度和深度，重视保护那些没有被列入文保单位目录、“藏在深闺无人知”的建筑遗产，。有些建筑遗产若从单体建筑的角度看，由于其文化价值不大而得不到妥善保护，但若它作为主题建筑遗产线路的构成节点，则可能得到有效保护并突显其文化价值。为此，应对现存建筑遗产资源进行梳理和评估，将场所、景观、建筑遗产与故事有机整合，让不同历史文化遗产相互关联。例如，可借鉴美国波士顿以展示美国独立革命历史遗迹为主题，将市中心区域 17个遗产点串连而成的“自由足迹”一个可行方案方法，是参照美国波士顿市串联起独立战争景点和遗址的“自由之路”，基于城市空间和历史遗产资源要素的分布，构建一些文化探访路线、文化遗产小道，或城市遗产足迹，将相关主题的文化资源融入整体保护与展示系统之中。例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提出，在老城范围内打造文化精品线路，实施九坛八庙皇家坛庙建筑群、王府建筑群等主题性文物保护修缮整治，就需要基于“主题整合”的城市设计策略加以具体落实。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促成北京历史建筑与当代社会的有机融合？

　　秦红岭：其实，历史建筑和历史区域不是完全不变化的“古董”，它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动态发展的文化遗产，关键是要处理好保护与变化、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当代社会生活有机融合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超越对建筑遗产或历史区域进行静态、孤立保护的方法，将其视为层积变化的有机体。比如，北京中轴线就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是不同历史时期生命印记“层叠”的产物。中轴线“打包”申遗中确立的14处遗产点，便是新旧景观、新旧建筑有机组合成的一个整体，如其中的永定门城楼为2004年复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这两处遗产点为当代纪念建筑，天安门广场则无论形态还是功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下“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所强调的“层积性”视角，强调建筑遗产初始价值向联系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进程中的价值转变。城市建筑文化是不同历史时期层层积累的结果，同一条街道可以呈现不同时期的典型建筑，展现更丰富的城市层次。以北京为例，50年代的“苏式建筑”，既曾经作为“新建筑”与老建筑共存，又作为20世纪历史遗存与当代建筑交相辉映。时代永远在发展，保护老建筑不必排斥新建筑，特别在新老结合区和新区，不妨尝试新老建筑交叉结合，既在总体风格上实现和谐共生，又能体现时代特点。

　　对于一些不适合现代生活的老建筑，改造利用时也不必完全隔绝当代方式，就像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最初也让巴黎人感到突兀，如今则成为新旧结合的典范。我很欣赏吴良镛院士的有机更新观点，他认为对于北京老建筑应进行有机更新式的改造，他形象地用“百衲衣”来比喻。老城区那些构成城市肌理的破旧了的老建筑，可以修缮改造的需要顺其原有的纹理加以“织补”，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它成了“百衲衣”，但还是一件艺术品。这里的关键是新织补的“补丁”一定要让新旧元素有机融合。习总书记考察广州市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改造时时曾指出，要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因此，在进行古建筑、老街区保护利用时，我们不必执着于整体修缮翻新这一种方式，而应凭借现代理念探索让“旧”和“新”充分有机结合”的新路。

　　此外，传统建筑与现代社会的融合，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辅佐。这里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某人传承某项技能，而需要社会大众广泛参与，比如——仪式。在这方面，日本做的非常好，全国各地一年四季都会举办很多传统仪式，许多古老建筑因为这些仪式而“活”了下来，因其道具、服装、活动不仅原汁原味且富于美感，这些仪式吸引众多年轻人前来参与，他们的文化认同，对于古建筑保护，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都至关重要。比较而言，我们的仪式不仅少，而且缺少持续性和美感，也就错过了吸引年轻人关注传统文化的的机会。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充分利用北京高校资源提升城市文化建设水平？

　　秦红岭：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无疑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其空间分布结构是否合理，极大影响着公共文化空间的服务范围和市民参与度。

　　总体上看，北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公共文化设施分布相对来说不太均衡，中心城区相对密集，郊区及城区边缘则较为分散，尤其在承接中心区居住、产业功能拓展之后，城市边缘区域公共文化与服务设施明显滞后。

　　例如，我所在的北京建筑大学主校区从西城区迁至大兴区芦城之后，明显感到周边公共文化设施匮乏。作为图书馆、科技馆、体育场馆等文化设施得天独厚的高校，应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周边群众，发挥更大的文化效力。对此，应该鼓励高校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让高校文化空间资源“活”起来，有机融入到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去，尤其是一些保有建筑文化遗产资源的高校，更应积极从研学旅游或文化旅游视角探索文旅融合的有效路径。比如一些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不仅对市民开放文体设施，还定期举行文化活动，吸引周边居民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参与。例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历史悠久，作为英国哥特式建筑的代表，曾作为电影《哈利·波特》的取景地。该图书馆每年推出大量的特色展览和参观活动，并向造访图书馆的公众提供不同时长、不同主题的讲解和游览参观线路，公众根据自身兴趣选择。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大学文化资源，也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提升了城市文化形象，因为面向各地各国游客，还起到了特殊的文化输出效果。

　　记者：如何通过建筑和城市建设，助力文化“走出去”？

　　秦红岭：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一张金名片。文化要“走出去”，“金名片”的助力至关重要。

　　今年五月，巴黎圣母院大火引发了世界性关注与讨论，短短几天就募集到 10 亿欧元捐款，其修复方案也成为焦点，从侧面反映出巴黎圣母院这一法国文化“金名片”的世界影响力。这一影响力，是建筑物本身卓越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以法国文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及相关影视作品共同建构起来的。

　　北京也有不少这样的城市“金名片”，如果我们能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以北京著名文化符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甚至动漫产品，再通过有影响力的传播渠道将其传播出去，那么这些符号在人们心中就会变得日益生动和具象，附着其上的文化也就可以随之自然而然的“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