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传承与创新结合 中国修复业将迎来辉煌期

——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

　　作者：李莉

　　翁连溪，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版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数十年来从事古籍的收藏和研究事业，著有《清代宫廷版画》、《清代内府刻书图录》、《中国道教版画全集》、《清代内府刻书研究》、《清代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清代宫廷刻书》、《中国佛教版画全集》、《古籍春秋—中国古籍善本鉴赏与收藏》等。

　　记者：您在北京生活、工作多年。您认为北京的文化氛围如何？北京的文化环境对您的工作有哪些帮助？

　　翁连溪：我是满族人，从小生长在北京，又在故宫工作了几十年。我眼里的北京，就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都。北京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文运盛。在北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

　　在这里我有幸跟随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有了很多难得的机会接触珍贵的文物和典籍。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收藏了60万册古籍，近20万册善本书，还有24万块古籍雕版，故宫是世界上古籍雕版留存最多的地方。所以在故宫做古籍保护、研究、出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很多老先生的亲自指导，比如朱家溍、王世襄，跟他们接触，确实受益匪浅。

　　当年朱老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来故宫上班，图书馆的古籍编目是他主持的，好多卡片上的字都是他写的。对朱老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只要有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他的知识太丰富了。

　　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经朱老点拨出版的。那本书朱先生给我题了书名——《清代宫廷版画》。朱老当时还负责武英殿修书处档案，他收集了一些资料之后给了我，让我继续做下去，并且告诉我应该到哪去查古籍档案，后来我就出了一本《清代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如果没有朱老的指点，我还真是摸不着门儿。

　　除了能得到名家的指点，在北京还有更多参与珍贵古籍修复的机会。退休前我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龙藏经》雕版的整理。《龙藏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完成于乾隆三年，历时五年之久，代表了当时版画艺术的最高造诣。目前汉文大藏经雕版世界上只有三部，除了中国，韩国海印寺和日本万福寺各有一套，那两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现在北京的《龙藏经》在整理之后也终于重新熠熠生辉了。

　　记者：您认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体现在哪些方面？

　　翁连溪：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大学、全国最好的研究中心、全国最好的人才以及经济条件上的强力保障,所以必然会是文化的乐土。

　　北京办了许多重大的文化活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旅游节、北京国际设计周等等。在北京能看见全国乃至全球的文化精品。

　　拿古籍领域来说，国家图书馆最近办了一个大展，庆祝建国70周年，国图建馆110周年。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古籍大展，把宋元版古籍，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展览上不仅有20几个省市图书馆的精品，还有私人藏书家的藏品。看这个展一天就能把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都看见。这样的展览，只有在北京能办，如果不是在首都，不是在文化中心，怎么能调动集中起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国家要求“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只有这样的展览才能让广大民众真正看见鲜活的文字。

　　记者：您做的古籍研究工作是一种文化传承，您如何看待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翁连溪：古籍是记录人类文明的有形载体，是文化传承的关键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用创新的手段保护古籍，将使传承工作更加有效。

　　如今的古籍保护除了原生态保护还有再生态保护，对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坐在家里打开电脑就能看文物。

　　国家图书馆设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每年都面向全国图书馆和修复人员办培训班。现在的修复人员跟过去不同，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现在的修复员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他们懂自然科学，会用实验室设备，有理论基础、有科学知识，如果再加上动手能力，中国的修复肯定会迎来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目前古籍修复也面临因传承不利造成的问题。我参与了很多古籍修复的工作，感觉现在中国古籍修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修复材料不过关。国外博物馆修复中国古籍用的不是中国纸，而是日本纸。为什么？因为日本对古代造纸技术传承得比较好。传统造纸法都是手工制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造纸成本很高，但质量过硬。过去说“纸寿千年”，敦煌的纸现在拿出来还跟新的一样。如今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纸虽然效率高，但用机器生产，用酸漂白，纸张质量大不如前。几十年就变脆、霉变，无法保存了。

　　造纸术原本是中国的发明，但因为市场化的冲击，古法造纸已经鲜有人为。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应该有人来传承。

　　记者：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提出首都文化包涵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四个方面。在首都文化的四点内涵中，您对哪一点比较有感触？

　　翁连溪：北京是千年古都，历史积淀深厚，不仅有看得见的建筑。还有看不见的文化。北京的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数量全国第一；北京藏的文物、传统文献、古籍、善本数量都是全国之首，古都文化在北京有深厚的土壤。

　　因为是古都，所以有皇家气象，体现在书籍上就是“讲究”。我在故宫看过很多档案，发现清朝的皇上对书籍装帧事无巨细地做指示，用什么纸、什么墨、什么字体、什么版式、装订方法、印刷技术，什么书皮、丝线、包角、书套、书匣、书箱，一本书在修书档案中会有几十条记录，每个细节都有案可稽。

　　我给大家讲课常会讲到典籍装潢艺术。有一次来听课的美院教授感慨说，如果没看过故宫的古籍装潢，就别妄谈书籍装潢了，因为宫里的古籍装潢得太漂亮。

　　现在很多人也做手工制书，但跟以前的书籍装帧相比，并不新颖。其实很多书籍装帧形式古人早就创造出来了，只是当代人没有见过，还在闭门造车、冥思苦想。我们既然有这样辉煌的古都文化，就应该好好保护、学习，如果能在古人积淀之上创新，那样的成就才不可限量。

　　记者：您觉得在您从事的领域内，还需要政府出台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来扶持发展？

　　翁连溪：文化建设人才是关键。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更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从我研究的古籍领域来说，现在很缺修复人才。修复古籍的人不仅要有理论，还要能动手。现在修复领域能动手的人太少，理论上的东西，大家都懂，真要修复的时候，没人能干。北京应该大力发展校企联合式的办学，高校与图书馆、博物馆一起培养学生，让人才更实用。

　　另外我认为，出版博物馆也应该做起来。中国四大发明，出版业就占了俩——印刷和造纸，所以应该建一所博物馆，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很重要。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政府对私人藏品应该关注，拍卖会出现20多年了，在拍卖场上出现了多少重要文物？有没有流向记录？私人藏家的收藏，也是文化印记的一部分，应该有普查，有档案记载，关注保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