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让古建筑和遗址类博物馆在北京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访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豹

　　作者：陆旅星

　　郭豹，现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书记。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首批学术带头人。北京数字科普协会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长。长期致力于北京历史文化的挖掘、展示及博物馆学研究。先后策划举办过“德胜门军事城防文化展”、“正阳门历史文化展”及“帝京气象——乾隆时期北京的城市和生活”“丰碑不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北京地区红色石刻展”等多项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主编有《巍巍正阳》《河南安阳木版年画》等书，并发表过北京史地和博物馆学方面的多篇论文，做过多场关于北京历史文化的讲座。

　　记者：郭馆长您好，请问您个人的成长经历、工作内容、研究领域和北京有什么渊源呢？

　　郭豹：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但是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了20多年。我大学是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在叫考古文博学院）上的，1996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北京市文物局下属的博物馆工作，算是典型的科班出身。毕业至今，先后在6家博物馆工作过，包括香山脚下的八旗练兵场——团城演武厅、北京城建城最早的地方——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德胜门箭楼）、正阳门，一直到现在所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五塔寺）。期间，我还曾于2001-2004年援藏三年，任拉萨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物局局长，算得上是经历比较丰富了。

　　尽管不是北京人，但我和北京的渊源非常深。因为我不仅在北京工作，而且还是在北京的文博单位工作，承担着收藏、研究、展示、宣传北京悠久灿烂历史文化的任务。而且这6家博物馆都还有另外的身份：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保护好这些古建筑和遗址，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拥有这么多的经历并能为保护、宣传北京的历史文化做一些工作，是我人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在这么多家博物馆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这些经历既让我能够了解到更多不同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内涵，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头疼的问题：每到一家新的博物馆，都要放下以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从头钻研，这就需要我去搜集大量资料，切换方向重新学习，不仅要掌握新单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还要尽快成为行家里手。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博物馆馆长都是水平非常高的，对本馆的文物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我的研究领域只能笼统地说是北京的历史文化。因为在德胜门、正阳门这两座古建筑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共有11年之久，所以在城门城墙的研究上花费的力气更大一些。到了石刻馆这两年多，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真觉寺的历史和石刻文化。

　　记者：您曾在北京的多家博物馆先后任职，您觉得北京的文化特色与博物馆的收藏内容之间有哪些联系？您所在的石刻艺术博物馆有哪些特别之处？

　　郭豹：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北京有哪些文化？北京的文化特色是什么？

　　2017年8月，蔡奇书记在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首都文化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魂，主要包括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和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这四个方面。”这个论断，把首都的文化细化为四种类型，更明确提出了这四种文化类型的不同特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截至2018年底，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已经有5354家。其中，北京的博物馆数量达179家，位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北京的这些博物馆，收藏并展示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说都是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荟萃之地。

　　以我工作过的6家博物馆为例，作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最早的一家是北京建城时，即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都遗址，最晚的西山健锐营演武厅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也有270年的历史了，她们都在历史长河中见证着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其他几家博物馆也各有特点：正阳门地区的京味文化非常浓郁；大钟寺庙会在民国时期非常有名；石刻馆收藏的一大批会馆碑也记述了京味文化的形成。永乐大钟的铸造、真觉寺金刚宝座的建造，都体现了古人的创新、创造精神。林徽因在《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中盛赞:“（西直门外五塔寺塔、德胜门外西黄寺塔和香山碧云寺塔)这三座塔虽同属于一个格式，但每座各有很大变化，和中国其他的传统风格结合而成。他们具体地表现出祖国劳动人民灵活运用外来影响的能力，他们有大胆变化、不限制于摹仿的创造精神。在建筑上，这样主动地吸收外国影响和自己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例子是极值得注意的。”正阳门见证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当时解放军入城式就是在正阳门箭楼前举行的，所以这里也是一处红色文化景点。

　　石刻博物馆的馆藏以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文物为主，包括碑碣、墓志、造像、经幢、石雕、石质建筑构件等类别，共计2600余件。东汉元兴元年（105）的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构件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文字石刻；潘景晖等七十人石造像体量巨大、雕工精美、铭文保存较好，历史艺术价值极高；馆藏寺庙碑、诰封碑、墓碑、会馆碑、唐至清代墓志等众多石刻，是北京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资料；原在北京正福寺墓地的34通传教士墓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诒晋斋帖》《敬和堂帖》《清爱堂残帖》等帖石是明清书法艺术的珍品。所以石刻馆的收藏对于研究北京的各类历史文化都有着重要价值。

　　记者：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在展示首都特色文化、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不足和可以改进的？

　　郭豹：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各有特色，在展示首都的特色文化方面，一直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也为文化发展和传承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以宋庆龄故居、李大钊故居、老舍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等“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合作开展各种活动、西城区文委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引入专业化的社会力量来承担郭守敬纪念馆的日常运营等等，都是在努力激发博物馆文化活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我们石刻馆为例，中央《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中指出：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在资政育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树碑立传是中华民族褒扬和纪念先贤的传统。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有革命石刻200余，包括纪念碑、烈士墓碑、摩崖石刻等。石刻馆是石刻类专题博物馆，过去馆藏有一些革命石刻拓片，但数量不多。2019年9月25日，我们举办了“丰碑不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北京地区红色石刻展”，本次展览分为“立革命潮头”“作中流砥柱”“为人民解放”三个单元，精选石刻拓片7组13件、图片99张，共有图文展板91块，系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过程，以及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事迹和不朽功勋。这个展览是首次利用北京地区的红色石刻资源，通过对京华大地上众多纪念碑、烈士墓碑的搜集、整理和展示，做到用文物说话，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缅怀革命先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教育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先烈遗志，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目前各家博物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再加以改进。一是要持之以恒地研究如何不断深入挖掘博物馆自身的文化内涵，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把更多文物的历史和人文价值精神展现给当代观众；二是博物馆之间如何进一步联合起来做大做强，吸引更多的游客。现在这个社会不能光靠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把一颗颗珍珠串成项链，把各个博物馆最珍贵的收藏汇聚起来，以各种新颖的方式呈现给世人。没有观众，或者参观者寥寥无几，文化不能得以广泛传播，馆藏的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博物馆的功能也得不到有效发挥；最后就是博物馆自身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我们拥有众多历经岁月沧桑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但是守护这些遗产的工作人员也必须有合格的资质，才有能力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传承好我们的文明。

　　记者：在“让博物馆活起来”的今天，您所在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作为一座展览历史文物的博物馆，如何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走近历史？

　　郭豹：这些年来，我国的博物馆建设和发展势头迅猛，“博物馆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突出亮点，到博物馆参观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美好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不可否认，“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情况在很多博物馆依然存在。进了博物馆，但是展览看不懂、内容枯燥、没意思，观众转一圈就出来了的问题仍然很突出，特别是一些古建筑、遗址类的博物馆、纪念馆更是如此。“让博物馆活起来”，是群众的呼声，也是时代的命题。

　　我们石刻馆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努力。

　　首先是深入研究馆藏文化资源，举办高质量的展览。2015年12月石刻馆完成基本陈列改陈，“贞石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展”结合明代寺院遗址的环境特色和石刻文物体量庞大的特点，以露天陈列与展厅陈列结合的方式进行展出，展览面积3900平方米（室内1400平方米，室外2500平方米），上展文物745件（套）、模型4套、图片及照片1200多幅,多媒体23项,观众参与的互动项目16项。特别是专门设计的儿童展厅、院子里绿篱做成的迷宫，都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可以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博物馆的魅力。绝大部分的展品与观众之间也只用绿植或散沙稍作分界，消除了生硬、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理感觉。此外，我们每年都会策划推出丰富多彩的临展、巡展，作为固定展览的补充。

　　其次是深入挖掘本馆资源，在端午、重阳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当属“五色五香——五塔寺端午文化嘉年华”活动。该活动自2011年举办第一届以来，除了2014、2015年因为闭馆修缮改陈外，年年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每次的活动内容都非常丰富多彩。除了有端午民俗文化展览外，还包括“五彩连台”民俗文艺演出、“五谷丰登”包粽子比赛、“五子登科”五子棋小棋王争霸赛、“五彩缤纷”拓片现场展示与互动、“五彩斑斓”书法绘画笔会、“五行八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展示与互动等内容。打造重阳文化活动是我们的又一个发力点。清代乾隆皇帝曾两次把五塔寺作为为其母祝寿的场所，并有宫廷画师绘制的《崇庆皇太后万寿盛典图》《胪欢荟景图册》描绘其盛大场面。明清到近现代，北京还有重阳节在五塔寺登高的习俗。因此，这两年石刻馆以“孝老爱亲 五塔赏秋”为主题，每年与北下关街道联合举办展览、文化讲座、送“寿”字拓片等丰富多彩的五塔寺重阳节活动。我们的这些努力使石刻博物馆成为了周边社区居民喜爱的一个文化活动中心。

　　通过展览、活动吸引了观众进馆参观后，还需要有高水平的讲解接待服务。特别是历史类、古建筑遗址类博物馆，距离我们的时代较为久远，如果没有专业讲解，观众很难了解到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讲解工作极为重要，它是架在观众和博物馆之间的桥梁。石刻馆有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志愿者队伍，承担着每个开放日上下午各一次免费讲解服务。目前我们拥有志愿服务人员118名，去年一年志愿讲解670场次，服务总时长4978小时，涌现出了一批水平高、服务佳的明星志愿者，树立了服务品牌，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扬。博物馆的讲解内容不同于旅游景点的导游，需要传播历史文化，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在讲解时侧重于讲真觉寺历史上的三个不解之谜和金刚宝座的建筑文化价值，讲乾隆幸贡院御制诗碑上“初心”的来历等等，力图通过讲解内容还原历史，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

　　2016年起，我馆面向首都市民，创办了公益讲座活动“金石大讲堂”。讲座秉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市民人文素养、助力文化中心建设”的理念，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进行金石、碑刻、书画、篆刻、传拓等主题讲座。每月一期，一般安排在当月第三周的星期三下午，便于观众提前统筹安排时间。讲座内容广博，深入浅出，不收取任何费用，切实做到了文化惠民。每次讲座都座无虚席，覆盖面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了石刻艺术，喜爱上了中华传统文化。“金石大讲堂”发挥了博物馆的资源和优势，贴近市民、服务市民，满足了市民终身学习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为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夜间开放是我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种做法。首都夜间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需要文化深度。尽管由于博物馆安保工作的特殊性和经费等限制，我们做不到天天开夜场，但在中秋、重阳等重要时间节点、传统节日延长开放时间，举办专场讲解、讲座等活动，满足公众夜间参观博物馆的文化需求。

　　特殊人群也是我们馆非常关注的。2018年，石刻馆积极参加北京市文物局组织的“闻·悟北京”系列活动“品·鉴”专场、“文博之美点亮人生”活动，分别邀请盲人代表和自闭症儿童走进博物馆，帮助关爱弱势群体与博物馆的零距离接触。最近我们还在酝酿带着展板走进精神卫生医院，关爱精神卫生患者的工作。

　　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让观众把文化带回家，同样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之一。2016年11月，随着石刻馆成为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全国92家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之一，我们深入挖掘馆藏文物资源，设计开发了“正气歌”“知足常乐”“初心”等系列及“佛八宝指尖陀螺”文创产品，种类丰富多彩，馆藏文化特色浓郁，受到观众的喜爱。

　　总之，石刻馆和很多博物馆互相学习借鉴，通过举办展览及各类活动、做好讲解、举办讲座、开发文创衍生品等方式，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了起来，充分展示了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和节日文化习俗，丰富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在北京历史文化的发掘、保护、传承上，您觉得政府还要给予哪些支持？

　　郭豹：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传承，不仅需要我们文博工作者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当然更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于博物馆的发展和延续，政府要在战略规划、政策导向上给予更多支持。

　　《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具体到细节上，我觉得还需要两个方面的大力支持：

　　一、给博物馆及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指路牌。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公路上有棕色底纹的旅游景区指示牌，在路上开车或走路都可以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起到了非常好的指引效果。但是相比景区，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更需要这种指示牌。像我们石刻博物馆，远离闹市，环境安静，但因为不在主干道旁边，不容易被游客找到，所以观众参观量一直上不去。尽管我们这几年也在加大宣传，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在公路上设立有明显标识的指示牌。博物馆是最好的城市名片。我希望交通部门联合文物部门，把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的指路功能纳入进去，在十字路口、岔路口等位置设立一个指示牌，方便去博物馆的观众能快速找到正确位置，也可以让没有既定游览目标的游客发现该处有博物馆的存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就近参观。

　　二、在地铁、公交广告灯箱投放公益广告。众所周知，地铁和公交是现在北京市民出行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地铁站和公交站台上也有很多灯箱广告，每天坐地铁或公交的市民对广告内容应该都不陌生，所以这些灯箱广告的受众很广泛，影响也很大。如果政府能够出面，在博物馆附近一定范围的地铁站内、公交站台上，把其中一部分灯箱广告位用于投放介绍博物馆的公益广告，这样既在普通市民中宣传了博物馆的内容，让大家在坐公交车、地铁时候也能了解到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观众去参观博物馆，真正做到“让博物馆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