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新时代的北京发展最需要文化传承

——作家宗璞专访

　　作者：舒晋瑜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出生，当代作家。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既承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耳濡目染，宗璞的作品蕴含着东方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等。出版了多种小说集。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野葫芦》组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

　　记者：您在《我爱燕园》中，作家宗璞无比深情地赞美燕园。您与燕园，是怎样的感情？

　　宗璞：考究起来，我不是北大或燕京的学生，也从未在北大任教或兼个什么差事。我只是一名居民，在这里有了三十五年居住资历的居民。时光流逝，如水如烟，很少成绩；却留得一点刻骨铭心之情：我爱燕园。因为那些记忆，无论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都同样珍贵。因为那属于我自己。

　　记者：去年您完成了《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自叙，《北归记》在对知识分子与时代深在关系的书写中，展示了一位老作家艺术上的宝刀不老和思想上的历久弥新。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精粹的艺术品质，也填补了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空白。我注意到小说中对于北平也有真挚热情的书写。

　　宗璞：是有一章《北平，和我一起飞》，北平记忆非常清晰：

　　亲爱的北平，我们回来了。我们是飞回来的。本来空中就是我的天下。空中的路是胜利之路，我离开你的时候年纪太小，印象太少。记得的只是方壶，方壶后面的小溪，和小溪上的萤火虫；城里面只记得香粟斜街的住房和后花园。大人们的怀念和叙述，包括小姐姐的描述在我心中建造了北平城。北平，你是我们心中的城。我们回来了。

　　记者：《北归记》中抗战胜利后主人公从重庆坐飞机返回北平，您也借小说中人物倾注了对北平的思念。

　　宗璞：当飞机抵达北平的时候，时光已经到了下午，小说中人物的心情是真实的。

　　有人在舷窗边大喊“北平！我看见了！”，许多人拥过去看。果然远处城郭在望，飞机下面树木渐渐多起来。有人大叫“那里有一片水！”有人回应那是“昆明湖！”飞机到达北平西苑机场。飞机停稳了，扩音器里传出好听的声音：“北平，到了。”人们这倒安静下来，坐着不动。

　　机舱门拉开了，一位工作人员出现在门边，他是从地面上来的，他站得笔直，大声报道：“北平，到了。”这用熟悉的口音说出的几个字，大家听起来如同仙乐一般。

　　记者：早在1957年，您的短篇小说《红豆》即讲述了北京解放前夕，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您都将这座古城誉为“心中的城”。您无数次将北京设置为作品的背景，也无数次不惜笔墨赞美燕园之美。

　　宗璞：我1928年在北京出生(民国期间更名为“北平”)，抗战爆发时，全家人自北平南渡前往云南昆明，我进入西南联大的附中学习，在昆明一呆就是八年。我很早就想写一部反映抗战时期中国读书人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段历史，对我的童年和少年影响太深了。我想写写父兄辈的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民族风骨，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记者：北京的文化传承在您的作品中也多有呈现。

　　宗璞：我的少年时代在昆明，八年抗战，虽然生活很艰苦，却并没有人说要去躲避艰苦。因为有抗战必胜的信心，大家精神上是蓬勃向上的。在我印象中，父亲冯友兰、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生活很苦，可是他们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写作，从来没有浪费光阴，总是很认真负责地在做事。他们希望把学生教好就是把文化传承下去，我们的文化不能断。一个民族和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文化就是活的。老一辈的先生们，用他们的心血培养学生，就是要传这个薪火。

　　记者：在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北归记》中借刘仰泽和李涟的争论，引用了冯友兰《新事论》的观点。

　　宗璞：引用父亲的作品并无其它什么深意，我只是写出事实。在《南渡记》中我写了演出今人《曹禺》的剧本，这是事实。讨论冯友兰的书也是事实。因为这种讨论很有意义，我不能因为是父亲的书就“避嫌”。

　　如果我父亲写了一本《菜谱》，我想我不会把它写进小说里。写这种讨论和冯友兰是不是我的父亲没有关系。1946年《新事论》已经出版了，其中《别共殊》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文化的方向，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实际上是他们所属的时代不同。西方文化是现代的，儒家文化是中古的。我们不能照搬一个个体，就是说不能全盘西化。可是可以从一类当中吸收适合自己的东西。对于儒家文化来说，文化是生长的发展的，是可以增加和去掉的。我们可以发扬儒家的优点，改掉它的缺点。

　　记者：我们总在说当代缺乏大师，您怎么看？

　　宗璞：在小说中，我多次写到罢课，我是不赞同罢课的，因为罢课旷日持久，耽误太多学习。我在什么地方看见北大以前的校长数学家丁石孙说过，他在学校没学着什么，他的数学大都是自学的。有些人能自学成才，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学问比上一代不知差了几个十万八千里，下一代人就更不行了。多位大学校长念白字，有一位说：他们上山下乡没念什么书。我看这位校长很勇敢，说出他念白字的主要原因。这对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是多么大的损失。

　　出不了大师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要能自由地思想，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空间，对于每个人说是这样，对于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只有在整个社会很高明的情况下，才能出更高明的大师。这就叫作水涨船高。没有水船就不能高。什么都要照着一个方式就不行。我在小说里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大家还是看小说吧。

　　记者：《野葫芦引》面、细致、深入地刻画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里绝无仅有。有评论者认为，您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了“漂泊与坚守”，“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似乎都与这个主题相关”。您在作品中其实也是表达的中国文心的薪火相传。

　　宗璞：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境界与现在的距离很大，以致有人认为我写的人不够真实，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人像书中人物那样，毁家纾难，先公后私。

　　其实，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我自认为写得还不够。“野葫芦”是一段源自真实生活的动人故事，是小说，也是历史。“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精神富有，理想不灭。

　　我写这部书，是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担当，也就是责任感。在担当起责任的时候，是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的，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记者：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认为“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孤独的旗帜。近30年来，她在病中笔耕不辍的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它所描述的时代立言。”但是您的写作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宗璞：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从写《东藏记》开始，我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第四部《北归记》距第一部《南渡记》过去了整整30年，半个甲子里，书中人物的命运也经历了一个循环。我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眼睛。很痛苦，老是觉得心情沉重，有压力。但写的时候，又总是能够全身心投入。每一章要写的事情，我先粗略地大致写，再仔细地写，每一段都要改好几遍，我口授，助手打字出来，再念给我听，再改。改得还不见得到位，有的时候是不懂，有时候有错字，就再改，改好几遍。这是我最大的困难，可是我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