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唐代仍是世族化社会。虽然科举制的实施已改变了中古世族制的政治功能,但是世族仍是唐人普遍认同的归属,他们追求的是科举才能与世族出身双重价值,科举功名唯有与世族身份相配才更有光彩。因此,研究唐代社会结构,了解唐人生存方式,仍需以世族为基本细胞。近二十年来,新出的唐人墓志数量日增,家族墓志整体出土之事也较多。利用新出石刻文献以补充传世文献不足,考述相关史实,已成为当代唐代文史研究的热点。即以世族研究一事论,已出现了如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等颇有影响的成果。近日,谢思炜等著《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也是这样的成功之作。
《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谢思炜、王昕、燕雪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58.00元
该书突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文献收集全面,材料充实。作者将传世文献与地下新出文献都作了较充分的调查,共辑得与郑氏人物有关的碑志材料365件,此外,还利用其他各种史料26篇,共录得郑氏人物近600人,见于书后索引的郑氏人名近800人。此前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郑氏人数(1064)为最多,本书已增补一半以上了,应是迄今为止荥阳郑氏最丰富的史料集成了。
二是本书对荥阳郑氏发展史中关键点有较深入的发掘,如作者关注到李肇《国史补》所述“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发现所谓山东四姓很早已将居住地与郡望所在地分离开了,高门世族都是乘世乱各自经营的结果,而非凭自身高贵血统自然形成的。郑氏家族在魏晋后几次鼎革之际,都能抓住时机,通过联姻,加大家族在权力结构中的比重,提升了家族的地位。乱世中,他们还与崔、卢、王、李及皇室联姻,形成了稳固的世族联盟。作者提出:“郑氏家族始终保有北方世族强大的宗族关系和乡里基础,作为荥阳当地的强宗豪族势倾一方。与北方范阳卢氏等传统强宗相比,在北魏移都洛阳后,荥阳由于接近南北对峙的前线地带,为北魏统治者着意经营,郑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也因此有很大提升。”他们是控制一方的豪强,掌握了一定规模的私人武装。世族不仅仅依士族影响,还需有势族的实力。当然,世族也为参与政治付了很大的代价,北魏郑胡墓志出土地有成批的郑氏墓志,作者推断很可能与尔朱荣河阴屠士事件相关。
三是本书写出了荥阳郑氏在唐代世族文化中的特色。荥阳郑氏在进入新朝后,一面继续保持与皇室的联姻,多家世代为驸马,仅《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就记有八位公主嫁荥阳郑氏。同时,也益发重视科举功名,如《唐摭言》所说:“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荥阳郑氏顺应了进士科文化上升趋势,家学传统较早完成了由经学到辞赋之学的转型,累代皆有进士科人材,甚至出现了郑虔这样的专门教授辞科的广文博士。本书第二章关于各房支系的叙录以及第三章“荥阳郑氏宦历与生活”多有这一内容的说明。现知唐代郑氏科举及第者凡158人,其中进士114人(状元13人),提升这一家族的社会声望,以至其时流行的科举故事也多以郑家子弟为素材。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专章分析了《李娃传》原型问题,揭示了这一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又如,新近出现的郑鲂墓志、鲂与妻合葬墓志,比较集中反映了郑氏家族文化特征,本书也作了专门论述,指出:一方面如郑鲂父以门风标榜:“吾世家能读书为文,保素业,老足矣。焉能求名辈耶?”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之,郑鲂由江南到长安求试了四、五年才及第。作者还由此连缀出李景让事,“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弟考试失利兄则被母打,并以此出名,博得宰相同情而使弟及第。此事既说明世家家教之严,又表明世族也极重进士科功名。取材典型,饶有趣味。
四是以荥阳郑氏姻亲为中心,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会关系网络。本书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郑氏与皇室、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及其他世族的婚姻关系,列表展示,分列人名、科举、年代、职事官及官品等类目。这应是宋前世族社会形态最直接的揭示,甚有价值。世族在唐代并不是一个制度性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发生着影响,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联盟社会。虽然,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权法令打破这种联盟体,但是,积俗难改,终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沿不断。这种姻亲关系就是世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唐代士人社会的活动空间,每人都可在这种关系网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如书中论及杜甫与郑氏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关系网入手深究其事。杜甫有《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一文,约作于天宝元年。其时,杜甫三十岁,既无官职,又无科举功名,何以能为当朝皇帝淑妃作此文呢?一方面,这是因为三王子事件后,皇甫妃作为瑶王母,尊位已有下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杜家与郑家的姻亲关系。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孙子义阳王李琮的女儿,下嫁到崔氏家,有二女,一女嫁杜家,生杜甫母亲,一女嫁郑家,生郑宏之母,故杜甫与郑氏子弟有姨表亲关系。之前,他与郑宏之曾合写过一篇《祭外祖母文》,“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宏之等从母昆弟,两家因依。弱岁俱苦,慈颜永违。岂无世亲,不如所爱?岂无舅氏,不知所归?”由文看,郑宏之与杜甫都有早年丧母的经历,故多得外家同情。可能即缘此关系,杜甫与郑家人郑虔、郑潜曜交往颇多。由本书所列《郑氏北祖平简公房世系表》看,郑虔、郑潜曜是堂叔侄关系。潜曜妻是皇甫妃与玄宗的女儿临晋公主,杜甫文中说:“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以白头之稽、阮,岂独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见托;公子泛爱,壮心未已,不论官阀,游、夏入文学之科;兼叙哀伤,颜、谢有后妃之诛。”虽然自认是无名无位的野老,又说他是郑氏清客。对照《郑氏北祖平简公世系》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发现杜甫与郑氏及皇家之间的关系。杜甫的姨妈嫁与郑九辩,与郑繇、郑审、郑虔、郑万钧、郑蓋同辈,其子郑宏之与杜甫、郑云逹、郑潜曜、郑济同辈,而元稹是郑济女。在世家社会观念里,外家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显然,仅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无法看出这些沾亲带故的姻亲,唯有将地下史料与传世文对照,才可理出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作者由此表还考证出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原因: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言:“故郑京兆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所赋呈献京兆翁,深相骇异。……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未尝旁备矣。”元稹母是郑家女,此郑京兆即郑云逹,为郑虔之侄,与杜甫为同辈,是元稹的外祖父辈人物。可能就是缘于这层关系,元稹才接触到数百首杜诗,了解杜甫,并能为杜作墓志。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事,元稹在杜甫墓志铭末写到:“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杜嗣业为祖父迁坟途经荆州,就能以寒士身份,求得当时科场名星元稹作墓志,显然,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叙知其好杜诗,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姻亲关系。
如此看来,本书不仅是郑氏家族史的史料补充,还是研究中古社会史的专书,既有全局性历史陈述,展示荥阳郑氏在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又能对文献作深度发掘与分析,对一些关节点进行了专题研究,有由微知渐、由小视大的史家意识,不仅长于辑录新文献,而且能从新史料中发现了易被忽略的盲点,纠正了传世史料的讹误,恢复了历史真相。因此,无论从资料性、工具性还是从知识性、思想性方面看,本书多有值得称道之处,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度。(查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