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末、庚子初，新冠肺炎肆虐吾市、吾省，又播及全国乃至域外，一场罕见的生态危机降临。武汉封城月余，老朽如吾者，无力无能投身抗疫实战，禁足在宅，惟思虑、读书为务。而身历时艰，读书别有体悟，今择先贤书语（列书名、篇名）并略附浅议如次，供同在封城的诸君参览。
“中国的脊梁”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934年，鲁迅感于社会危难之际，有些人一味指责国人丧失自信力。鲁迅反诘：“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援引古今实证后曰：“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诚哉斯言！
以本次抗疫为例，我们的白衣战士犯难而进，向社会预警疫情，可谓“捨身求法”；本市和来自全国各省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奋不顾身，抢救患者，诚然“为民请命”，挽狂澜于既倒。而农民工、社会捐助者、义工、志愿者蜂起云涌，以布衣之身，尽天下之责，他们正是撑持中国坚挺的脊梁。
鲁迅说得深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月24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说：“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份情。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
“上医医囯”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医生治病救人，乃高尚职业。而古贤以为，医者使命尚不止此，唐代药王孙思邈有金句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囯，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此语原出晚周典籍《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认为最上等的医生为国除患祛弊，其次是疗疾、医人。近代有力行此卓论者——孙中山、鲁迅皆学医出身，而毕生尽力于疗治国家弊端，诚“上医”也。今次疫情初现，有司顾虑稳定，限抑信息传播，而有医者犯难而行，向民间报告疫情，以引起社会警觉，此为“医国”之举，堪称“上医”。吾辈礼敬医人疗疾之大夫，尤敬医国除弊之上医。
张继先、李文亮等医生早期发现新冠肺炎传染，即时向社会报告，便属“医国”之举；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两批专家组称没有“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之际，钟南山院士1月18日来汉考查，宣布已经“人传人”，疫情严重，应立即封城，亦为“医国”之举。“上医医国”乃仁心侠行，堪为世范。
商贾救亡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淮南子·人间训》《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大辞典》
吾国有“重本抑末”传统，此“末”指商业、商人，四民排列秩序“士农工商”，商贾屈居末座，在雅俗两层面往往不受待见。这其实是有失公道的。我们暂且按下商业、商人重要的、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不表，即以历史上商人的卓异表现而论，便令人肃然起敬，衷心礼赞。
春秋末，秦军欲偷袭郑国，正在周地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恰逢秦军，当即假借郑穆公之名，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师，并派人返郑报信。弦高犒师之举，使秦将以为郑国知晓秦军偷袭计划，便立即班师，郑国免去灭国之祸。郑穆公欲重奖弦高，而弦高谢辞不见，自此隐于东夷，不复面世。
读抗日战争史，又见中国商人伟绩。
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大量军工设备、大批军公教人员退集于长江三峡口的宜昌，民营航运巨擘卢作孚率民生公司数十艘轮船，不惜巨大牺牲，冒着日本飞机反复轰炸，将物资和人员运往四川。人称：卢作孚主持的宜昌大撤退为“东方敦刻尔克”。我以为此一比拟，有道理而又须加修正。言其有理，是宜昌撤退与敦刻尔克撤退都是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著名的战略大撤退，成功地保存了中英两国反侵略的有生力量，东西两大撤退可谓并辉千秋。然而，称宜昌大撤退是“东方敦刻尔克”毕竟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言说，余以为，以历史实际而论，此一比拟的主体应为宜昌，当称敦刻尔克撤退为“欧洲的宜昌大撤退”。因为，宜昌撤退在1938年，敦刻尔克撤退在1940年，当然应以前者为比拟主体。而且，就撤退人员、转运物资的数量和延续时间长度而言，宜昌撤退都在敦刻尔克撤退之上。卢作孚及民生公司已然彪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卢先生昭显了中国商人的崇高精神。
令人感奋的是，在时下的抗疫人民战争中，多方豪杰慷慨，各路人士竞力，而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武汉大学校友会中的企业家为例，便足显弦高、卢作孚后继有人。
“封城”之际重览
先哲“生态前见”
余自1980年开始研习文化史，文化生态是40年来始终关注的要处。拙作《中华文化史》（1990）上篇专论此题，合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1999）、独撰《中国文化生成史》（2013）再作探讨，却皆言未尽意，遂有近两年病中续写《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庚子岁首，出版社送来小书校样，余修订之际，恰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武汉、湖北、全囯乃至外域，令吾辈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平添切肤感受。
今次大疫的肇因正在研讨之中，是天然病毒还是人工合成病毒作祟，病毒的中间宿主是蝙蝠、穿山甲还是其他野生动物，尚无定论，但我们面对一场生态危机，则是朝野、中外的共识。故从生态学角度反思大疫是必要的。
武汉1月23日“封城”前后的一个多月期间，余“宅”在家里，围绕生态问题，翻阅中外相关篇什，如《老子》《墨子》《周易》《孟子》《荀子》《周礼》《礼记》《正蒙》《西铭》及《瓦尔登湖》《地球袓国》《敬畏生命》《罗马俱乐部决断力》《只有一个地球》《转折点》等等，以之观照现实，心绪万端，集中到一点便是——生态是人类直面的紧迫问题，切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指涉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包含“天人”和“人文”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综汇而成的“文化生态“的历史演绎，正是定稿中的拙著所要探究的范域。
“生态”的汉语本义，是生动意态，而现代所用“生态”一词是外来语，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19世纪60年代进化论者海克尔等创立生态学，探讨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20世纪中叶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又引伸为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人—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量关系作研究，这便是文化生态学。吾国使用近代义的“生态“一词不过百年，“生态学”研究更在晚近几十年间得以开展，但中华先贤很早就有关于人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认知，并有保护生态的践行，这些先民的“生态前见”，是传统文化蕴涵的宝贵财富，可供今人借鉴。
（一）“居楚而楚，居夏而夏”（《荀子·儒效》）一类环境决定人性的观点。
（二）“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全方位审视生态环境的哲思。
（三）有珍惜自然资源的谠论，如墨家谴责贵族“繁饰礼乐”，奢侈耗物，主张“节用”“节葬”（《墨子·节用》）；道家“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反对暴殄天物。《资治通鉴》指出，资源有大数，物品制造有大限，故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四）在社会管理层面，各朝设置虞、衡等环境保护机构，周代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职官，负责制定保护山林、河泽的法规，并巡视林麓，严禁滥砍滥伐。《淮南子》有休猎、休漁的详细记述。
（五）维护动植物可持续发展。《礼记》载“不殀夭，不杀胎，不覆巢”（不抓小鸟，不杀孕兽，不倾覆鸟巢）；又载“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王侯田猎时须网开一面，给野兽留条生路，以传后代。《国语》载，贤臣里革反对鲁宣公在春夏鳥兽孵卵怀孕时捕杀。《孟子》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名论。还有人建议渔网孔大，让幼小者逃生，反对一网打尽、竭泽而渔。
要求人类放弃中心意识，是过高标准，而收敛侵占自然物欲望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是可行之路，先民便有此种睿智，值得今人学习。
有哲人更从形上层面作生态议论。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参，则惑矣！”（《荀子·天论》）人们熟知荀子的“人定胜天“之说，但不要误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顺应自然使用人力的思想，乃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远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此语中之“自然”，或解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合指本然如此。“自然”又解为名词，指物理性的大自然。而余以为，“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自然是宇宙的最高范畴，是宇宙本身，此为千古卓绝之论。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旨。
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对此当念兹在兹。
然而，吾辈所生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年，“征服自然”衍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得到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更趋发达，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辩证法》）如果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
地球上产生过千万计物种，唯有人类，特别是创制核武器和生物工程技术的人类，已经具备毁灭地球上生灵（包括人自身）的能力。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毒，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行为。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而我们的生路是存在的，这便是一一遵从自然法则，在社会活动中限抑物本倾向，复归人本精神和道法自然。理性的人类应当深怀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效法自然，善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视万物为友朋，引人类为同胞。此即宋人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执此之念，人类方有远大前程。张载《正蒙》云：“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冯天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