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刘先生泽华恩师永远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先生，犹有初听先生去世消息时的震惊、悲恸之感，内心隐隐作痛，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先生的书房称“洗耳斋”，取洗耳恭听之意，这恰恰符合先生的人品和气度。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常在“洗耳斋”问学受教，承蒙先生不弃，耳提面命，多有所得，而今感念先生，遂散记“洗耳斋”问学经历片段，以为纪念。
刘泽华
未曾见面的相识。我最早知道先生，是从书本上。在大学时，读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觉得这本教材和其他教材不一样，有很多新的东西。于是萌生想成为先生的学生的想法。在准备考博过程中，每有疑虑和困惑，我便冒昧给先生打电话，先生亦不厌其烦，悉心解答。有一天，先生竟然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准备的怎样，那亲切劲儿，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就是先生的学生啦！有了这种感觉，我更加努力备考，信心十足。至此，虽与先生未曾谋面，但却有了相识的感觉。
考试小插曲。经过充分准备,我信心十足奔赴南开赶考。在没发试卷前，我让自己平心静气，把战国秦汉史的大事在头脑中过了一遍，自忖有一定把握。但打开试卷时一看题目，顿时目瞪口呆，人都“懵圈”（东北话，惊呆状）了。试卷考试科目上写着“中国思想史”，下面是五道大题。当时我脑袋一片空白，两眼发直，头上冒汗，心想，这下完了！我站起来向监考人员说明情况，可监考人员说他们只管发卷监考，别的不管。说话时那眼光流露着质疑，意思是你不会也别找这样的借口呀。我从小学到大学，经历无数次考试，可谓身经百战，管他答好答坏，从未害怕。可这次是“题不对文”，我毫无准备，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年我落榜了。
考试结束后，我给先生打电话，把情况告诉先生，先生大惊，在电话里一连道歉，好像是他做错了事。先生说他要去找学校研究生院说理，为何把考生试卷弄错，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劝先生不要去，可先生还是去了。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找到研究生院有关人员，强调问题的严肃性，并一再叮嘱不要再出错。先生笑着告诉我说，他们承认有问题，表示以后绝不再出现此类问题，你好好准备吧，来年一定会成功。我原以为先生出于安慰我，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先生真的去找研究生院，这种负责精神真的令人感动。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这种人品学品都是上品的老师的学生。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当然，考试科目是战国秦汉史。
做学问要有大视野，打破学科界限。刘先生认为理论需要实证，学科从属于问题。我入学后，跟先生商量学位论文的事，先生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做选择。我决定搞汉代豪族研究，通过汉代豪族形成和形态演变这一典型案例来验证“王权支配社会”原理。我向先生谈了我的想法，先生十分支持，并希望我通过实证来说明“王权支配社会”。他说，理论是从事实中抽象总结出来的，更需要用史实去印证。先生鼓励我从秦汉史角度去探索王权与社会的关系，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汉代豪族，最终完成《汉代豪族研究》学位论文。
我的学位论文完成后，得到先生的肯定，2003年出版。后来我又用“王权支配社会”原理完成博士后课题《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也是用此理论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秦汉国家与豪族社会阶层互动研究》，又出版《汉代豪族文化与精神世界研究》。所有这些成果，都与“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密不可分，应该说，这是我在“洗耳斋”求学的最大收获之一。2015年，我回南开参加先生80 华诞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先生还向同门介绍我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汉代豪族研究从具体实证角度支持了“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得到先生的认可，我十分高兴。如果这算是一点儿成绩，也都是在先生的教导、启发和鼓励下取得的，“始作俑”者是先生，功劳也实在应该归于先生啊！
向师母请假。我觉得，受业于刘门的人，都会对师母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师母总是站在学生一边，为学生说话，按东北话说，就是护犊子。我读博士时，已经结婚多年，不习惯单身的生活，所以时常回家。可是总向先生请假，又觉得不好意思。为了给先生一个我是好学生的印象，于是便动了心眼儿，想走“曲线救国”。每次一想回家，便跟师母说，师母仁慈，有求必应，一路绿灯。有时想在家多呆几天，也只跟师母说一声就行。时间长了，胆子越来越大了。有一次我回家了，先生有事叫师弟找我，好像是让我去家里谈论文进展，结果我人不在。事情暴露，只好说实话，心中忐忑，挨批评是小事，关键是有事不跟老师请假，目中无师，这错误可大了啊！
我立即返回南开，下车直奔先生家。先生见我来了，也不理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书，我自知理亏，走到他身边小声说道：“刘先生，我回来了。”先生就像没听到一样，头也不抬，根本不搭理我。师母在一旁笑了，大声道：“刘泽华，小崔来了，没看见吗？”听了师母的话，先生说：“坐吧，你是向东往南开啊！”先生一句话，大家都笑了，气氛立刻缓和。我知道先生还是听师母的，师母一句话，云开雾散，化险为夷了。
时刻在细微之处为他人着想的“老头”。大概是2000年5月，我请先生到渤海大学讲学，师母也随行。快到锦州时，突然下起了大雪。先生看着雪地中的嫩嫩绿芽，十分惊讶，感到新奇，他摇着头连连说道：“东北、东北啊！”我明白他的感叹，说：“过了山海关就出关了，古诗就说‘胡天八月即飞雪’”，先生看着我说：“这雪下得也太长了，来年五月仍未停。”先生、师母哈哈大笑。
快到吃中午饭时，我想在火车上对付一口，下车后再请先生吃大餐。我自作主张，也没向师母请示，便买了盒饭。师母对先生照顾极其周到，怕先生吃不好，想去餐车去吃。先生坚决不去，拿起盒饭就吃，还连连说好吃。我知道，先生不去餐车，还说饭菜好吃，是不想让我难堪。谁都知道，餐车的饭菜能好吃吗？先生在细微之处体谅别人，我们这些弟子都深有感受，也深受感动。
大度的“老头”。有一次上先生的课，谈起王权对民众的人身支配，我提到先生的论文《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先生最早提出“授田”和“授田”制下的“公民”身份及国家控制问题，这对认识战国时期土地占有性质意义重大。但有个怪现象，后来的好多学者在研究授田制时，竟然不提刘先生的文章，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有意不提，在有些人的文章中，刘先生的观点竟然成为他们的首创。我有些愤愤不平，先生却毫不在意，说只要他的观点对学术研究有推动就好，一笑了之。我搜集了相关论文、著作，想要写一篇学术综述，但迟迟没有动笔。后来，有同门对此问题作了学术梳理，摆正了刘先生的地位。
刘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学问即向内又向外，一再强调学问与人生、学问与社会的关系。1989年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求是》1989年第2期），后来又发表《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他强调历史学不能只是说热闹故事，历史研究要从机械反映论中解脱出来。去年我完成教育部项目《汉代豪族文化与精神世界研究》书稿后，想请先生写序，谁曾料到，信未发出，却接到先生辞世的噩耗，真乃遗憾！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先生走了，但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士”，先生的人品风骨令人钦佩，高山仰止。先生的学问扎实厚重，透彻深邃。“王权支配社会”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最本质的揭示和极具洞察力的透视。它不是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抽象提炼出的历史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性。
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给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讲授先生的“王权支配社会”。我告诉学生，这堂课是我对恩师的纪念。这堂课，学生听的最认真，他们不仅记住了刘泽华先生的思想，更记住了他的精神。我要求自己，要尽最大努力把先生的思想和学问传播出去，更要把刘门的精神传统传承下去。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崔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