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万志英教授《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行，引起了广泛反响。李伯重先生赞叹道此书是继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过去的模式》后，四十多年来又一本“既能反映当时的经济史学重大成果，又能够适合从大学生到专业研究者的广大读者需要的中国经济通史”（序言，第6页）。作为海外汉学家，万志英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书写，有不少独到的视角与细节，笔者读后深受启发。
一、历史学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史书写的两个角度
经济史研究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共同关注的交叉学科。经济学的经济史和历史学的经济史都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历史学家重视实证研究，运用史学方法对史料进行分析，对历史事实作概括梳理，终极目标为无限接近或还原历史场景；经济学家重视理论探讨，把史料作为工具，运用理论模型对史料进行分类和补充，最终目标是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事实，实质上为论证该理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适用性和正确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经济学出身的专家学者也开始大量参与讨论，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在撰写中国经济通史著作这一方面，还是以历史学家为多。从历史学科的角度来看，通史性质著作的撰写是一项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下笔者寥寥。目前学术界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著作主要有200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经济通史》（10卷，全12册）和2007年经济日报出版社的《中国经济通史》（9卷，全16册）以及郑学檬先生的《简明中国经济通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国内研究长时段的经济历史著作通常有一个划分历史阶段和分卷的问题，遵循惯例，一般都不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对没有充分依据作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判断的历史阶段，淡化社会经济形态的判断与描述，即既不作经济形态性质的结论，也不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作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分析。历史学家以朝代叙事为主要形式作历史阶段的分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经济史的书写强调的是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不应该用政治形态去作经济形态的分期，而忽视了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另外，这类专著更多的是作为工具书存在，除面对历史工作者外，其他受众有限，普及性较低。
《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万志英著，崔传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88.00元
而经济学家擅长从经济本身去看待问题，重视历史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前有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如今有万志英教授《剑桥中国经济史》，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在万志英著作中，作者从公元前1045年（武王伐纣）一直写到1900年（清末新政），前后横跨3000年历史，不仅吸收了现有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精华，并总结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色，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很有帮助。作者通过平实、流畅的语言，使非专业人士都可以从中了解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剑桥中国经济史》的特色和贡献
如果从史学方法论角度予以观察，与其他国内外经济史著作相比，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中国通史著作、教材相比，《剑桥中国经济史》在体例章节方面别具一格，具有典型的经济史色彩。中国学者在经济史研究中习惯上以朝代叙事为主，通过概括一朝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侧面来集中反映某时期的经济情形，注重前后政策的连贯性、承续性。这与国内学者重史料有关，毕竟历朝历代有着浩瀚的正史记载，学者们有着天然的语言、地理、资料方面的优势。而国外学者在资料、解读方面有一定的不足，早期的汉学家更是以旅居东方的传教士的见闻、回忆等二手资料来进行中国研究，不过，他们以全球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的长时段变化，总体理论概括能力较好。万志英教授的新著即是代表，不仅在体裁上突破了朝代叙事的限制，以重大经济事件为主要时间分期，而且系统概括时代经济发展主题，这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详见表1）。
如第3章和第4章以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之辩”划分开，作者试图说明，汉武帝时期实行的财政经济政策是指令型经济（第3章，第100页），并倡导所谓积极的政府干预市场策略，以盐铁专卖最为出名，这是自战国以来统一帝国形成所必须经历的经济举措，国家作用的不断强化是不同经济形势下应对举措的趋势，到后期伴随儒学的兴盛，儒家政客（反桑弘羊的派别）政治得势，胜利后逐渐形成“豪族”，财富和投资从商业向土地财产的转向成为第4章的主要经济特点。国内学者对“盐铁之辩”的研究依然强调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如束景男在2005年发表的《盐铁会议的本质》一文，认为盐铁会议“是专权的霍光通过开会的形式利用儒生对桑弘羊施以打击的政治运动”。
第二，与国外中国经济史著作相比，《剑桥中国经济史》不仅继续吸收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对国内经济史领域相关专家的代表性观点多有借鉴，也说明国内学界的进步逐渐得到国际的认可。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运用新史料、新方法的新著层出不穷，以至于对中国历史中任何时期、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们都难以达成共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介绍这些观点时尽量追求平衡性与客观性，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论证。如第8章第5节《商业组织与信贷市场》中，对传统合伙制的描述时，不仅参考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美国汉学家曾小萍、科大卫等的成果，也吸收了国内史学界刘秋根、刘永成、陈支平、范金民等的最新研究（这些学者也代表了国内传统合伙制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谈到“股份制企业”的出现时间时，尽管作者依然承袭主流观点，认为“实际上到了16世纪才有此类性质企业确切存在的证据”，但依然述及，“部分学者认为股份制企业自宋朝时就已经出现”（第8章，第284页）（国内刘秋根教授在2002年发表的《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合伙制》一文认为，最迟在宋代，中国古代合伙制已经形成而且发育比较成熟）。
第三，万志英教授在史料与理论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在书中，作者并未提出一种关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理论，没有用理论模型来生搬硬套历史事实，而是从细节处去观察中国传统经济的长期演变。一直以来，给人形成的固有印象是国内学者重史料、国际学者重理论，作者独辟蹊径，以史料为经，理论为纬。在史料方面重视考古发现、出土文献、民间契约等新发现的材料，吸收现有研究的精华，如运用北京万全堂药铺和徽州马氏的万全号布铺的账簿等民间文献来讨论明清时期合伙制企业的商业组织形式。在理论上，突破了以近代经济的基本范畴和问题向前追溯的范式，而是以古代经济的运行与演变为出发点，重新建构中国经济史发展的长期变迁理论体系。作者对中国经济及其历史发展进行整体性的宏观认识，继承并发展了“加州学派”。作者“反对任何关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线性的和分期的观点”（引言，第6页），不以朝代更迭进行叙事，从经济的角度重新书写和观察历史细节，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而是重视国家和制度因素与经济扩张的关系。
三、几点商榷
综合上文所述，万志英教授最大程度地借鉴国内与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将历史材料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在对中国传统经济的长期发展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背景下，对各时期经济形态有了一个较为明确、清晰的总结，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可能由于时间跨度之长，所述内容过于繁杂，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瑕疵。
第一个问题，作者将全球性视野集中于第8、9章，也即明清时期，而忽略了明清以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如在第8章中，认为16世纪以后（1540年代）的中国以白银为中心，货币经济得到扩张，私人经济兴起，导致“第二次经济革命”，明代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已经大大加深，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8章，第265页）。作者将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放在全球化视野下，与欧洲的全球发展联系起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该书明代以前也只是就中国而论中国，缺少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似乎近世以前的中国与世界甚少联系。与之相反，如唐代作为最具开放性的朝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文化，长安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疆域空前辽阔的元代是与外界交流更多的朝代，与西亚地区甚至欧洲交流极为繁密；上溯到秦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影响也极为重大。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而是具有开放心态的文明古国。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对传统开放中国的回归，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第二个问题，对传统中国金融体系的评价过低，尤其对山西票号的一些叙述存在观点陈旧、以近代银行为参照的问题。述及钱庄、票号的地位时，作者认为，“尽管钱庄在出口贸易融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本质仍然是地方金融机构”。认为“票号专注于政府汇兑业务有保障的利润，回避了为私人企业提供融资的固有风险”。“这两种制度都不重视通过存款来增进银行资本。”（第331-334页）。诚然，传统的金融体系并没有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但这并不是中国金融出现了问题，而是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清代民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并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需求，传统金融业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全国性金融机构存在，依赖于张家口（以及之后的祁太平地区）和上海的经济地位发挥着全国性金融中心的作用。而山西票号在晚清并不是集中于对政府的业务而回避商业融资，纵观票号的发展史，票号一直是为长途贩运贸易提供资金支持，只是在某一时间段业务重心因应形势发生变化，并不是作者所说的“专注”与“回避”，在大量新发现的票号账簿中也可以证明，客户群体还是以字号和商人为主，虽然在量上不占优势，但从客户数量来看，票号主要服务于商业是没有疑问的，与清政府的联系并非那么紧密。
第三个问题是中文版的引用文献没有完整给出，也存在某些印刷错误。中文版在文末注释中只给出了作者、年份、页码，而忽略了最为关键的文章、著作的题目，可能是漏印或者其他原因，对于国内研究者来说甚是不习惯。再有，其中有很多印刷错误，如前文述及的，第1章和第2章以西周结束作为分期，时间却是公元前707年。我们知道，西周的结束时间应该是公元前770年，此类印刷错误是不应该的。（王治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