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研社大厦一楼的西北角，放着一台国防大学印刷厂赠送的圆盘印刷机，这个老物件儿还是铅字印刷时代的产物。印刷业是出版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中，在外研社的发展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下称“北外印刷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丙寅厂长（左一）、赵进魁厂长（左三）和印刷厂的老师傅们
从“铅与火”到“光与电”
早在1956年，由于外语教学需要印制大量的自编教材，北京外国语学院即成立了印刷厂。印刷厂由教材出版科领导。这时，教材出版科承担了两部分的印刷业务：一是铅字印刷，由新成立的印刷厂负责；二是刻蜡版油印，主要承担一些数量较少的印制任务。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后期，随着时代变迁，北外印刷厂既印制过不同类型的教材教辅、期刊杂志，也印制过政治宣传资料、各种行政文件报表，还曾经作为学生的劳动基地承担了教育功能。印刷厂在很长时间里为各院系印制教学资料并不收取费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作为一家企业来生产经营，正规核算，自负盈亏。
“文革”结束后，北外印刷厂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可以完成从铸字、排字、印刷到装订的系统的印刷工作。而且，除中文、英语之外，俄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资料也都可以印刷，外文印刷水平仅逊于更加专业权威的外文印刷厂，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限于设备及人员因素，北外印刷厂印力有限，外研社的印制任务要大量依靠社会上的印刷厂。
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经基本普及激光照排、胶印印刷工艺，我国印刷行业却仍在沿用铅排铅印技术。8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教委的主持和争取下，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一大笔低息贷款，以促进高校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六所院校成功申请到了这一项目。但是，这笔贷款只能用于购买激光印字机、激光照排机、双面胶印机、四色胶印机等先进的印刷机器，相关院校还需自行建造新的厂房。于是，北外拨款在西院东南角新建了一栋小楼，作为新印厂的厂房，即后来员工们所称的“小白楼”。外研社也为此提供了一部分资金。
1989年，新厂房交付使用。1990年1月，北外任命于丙寅负责新印刷厂的筹建工作。这些工作千头万绪，既要招聘新的技术骨干，又要对原有的技术工人进行培训，还要安装、调试大型设备，购置一些配套设备。另外，旧印刷厂、教材出版科也同新印刷厂合并，原有设备能够继续使用的搬到新厂，既有人员和资金也由新厂统一管理。这期间虽然出现了种种问题，但全新的北外印刷厂顺利“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成为一家能完成激光照排、双面胶印、彩色印刷、轻印刷、铅印等多种印制任务的中型印刷厂。
新厂工作步入正轨后，北外印刷厂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工作蒸蒸日上，排、印、装的水平不断提高，印刷周期也大大缩短。
1996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王福祥对外研社社长李朋义说：“根据学校的决定，外研社兼并北外印刷厂，债权债务都由外研社承担起来。”李朋义明白，外研社除了要承担起印刷厂的管理责任外，还要偿还为修建印刷厂新楼而向世界银行申请的80万美元贷款。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出版社的长远发展，李朋义服从了学校的决定，还清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并担负起了印刷厂未来的发展责任。
多年来，北外印刷厂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研社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最高时曾承担外研社当年图书印制工作量的40%。
1993年，外研社组织印刷质量评比活动。承印外研社图书的十几家印刷厂共送来了220本图书。所有图书的版权页都被撕掉后，评委们综合考察图书印刷中的各项流程和工艺。最后的评比结果显示，获评优秀的图书中有57%是北外印刷厂印刷的，由此可见北外印刷厂对质量的把控之严。1998年，北外印刷厂被北京市印刷质量管理协会授予“印刷质量达标企业”，而且还被认定为北京市市级印刷定点企业。2000年，《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了北外印刷厂，称其为“外文词典印刷业务市场上的黑马”。同年，北外印刷厂被评为北京市印刷行业的年度“十佳企业”。
顾全大局 三次搬迁
北外印刷厂共经历过三次搬迁。每一次搬迁，印刷厂员工们都顾全大局，从外研社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出了极大牺牲。
1999年，北外印刷厂经历了第一次搬迁，从西院的“小白楼”迁到了通州。1998年年初，外研社整体搬入了新建的外研社大厦。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考虑，外研社决定进一步扩展办公空间，将大厦后面的小白楼改造成办公楼。另外，印刷厂的生产工作也使得周围环境比较脏乱、嘈杂，并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于是，多方考虑之下，外研社决定将印刷厂搬到通州八里桥。印刷厂在此地租了一个小院，里面的旧厂房条件很差。从西三环到八里桥，有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为了在八点前到岗，员工们每天起早贪黑，天不亮就要起床坐班车。厂长于丙寅也不得不在学校、印厂之间两头跑，经常上午还在社里开会，下午就必须去通州。
2002年上半年，印刷厂进行了第二次搬迁，从通州搬到了外研社在大兴的储运、生产和培训基地。2001年时，印刷厂厂长由童幼春接任，副厂长为张培华。在他们的主持下，印刷厂的员工们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搬完了各种大型机器和配套设备，机器一安装就马上继续生产。
刚刚搬去时，大兴还没有现在壮观的国际会议中心，只有一片正在建设中的工地。工地上有几间储运部的库房和一座生产楼，食堂则是搭建的简易活动房。生产楼的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的车间，三楼是库房，四楼则是音像社的制作车间。虽然条件依然有些简陋，但毕竟是正规、稳定的生产场所，相较于在通州时已经改善了太多。
2004年5月15日，李朋义社长主持修建的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外研社物流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新厂的落成。印刷厂有了独立的厂房，员工们欢欣鼓舞，干劲满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产，当年就创造了建厂以来最高的经济效益，产值达1000多万元。
大兴国际会议中心营业后，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参会者动辄达两千人，这么多人的食宿问题很难解决。于是，2005年，外研社决定将印刷厂从大兴国际会议中心迁走，将厂房改建为餐厅。这是印厂的第三次搬迁。考虑到员工通勤、厂房及设备维护成本等问题，外研社决定将印刷厂搬到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搬迁之前，各种大型机器已经转让给了京科印刷厂。新厂房是之前农场用来养殖各类家畜的房间，环境较差，印刷厂只好慢慢规划利用。空间不够，又在外面搭建了简易大棚。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印刷厂的员工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贡献，直至最后一刻
第三次搬迁之后，由于没有了大胶印机，北外印刷厂无法再继续印刷大批量的图书。2006年起，一些员工不得不选择离开。当时，随着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和服务形式的创新，外研社的图书印制业务基本都交给了专门的印刷厂商。但是，外研社出版的非通用语种教材、北外的各种试卷还继续由北外印刷厂印制。非通用语种图书印量较小，社会上的印刷厂往往不愿承印，是北外印刷厂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些工作。也就是说，直到2010年4月停办，北外印刷厂自始至终都在为我国外语教学与科研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甚至在2010年5月，印刷厂员工都已经被分派到储运部工作，有一批试卷着急印刷，所有员工二话不说，返回巨山农场工作，完成了最后一批印刷任务。
社长李朋义多次强调，出版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即出版工作包括“编、印、发”三大部分，对人类文明成果进行选择的选题策划和编辑工作，负责把知识和文明“装订成册”的印制工作和负责将文明成果“卖”给大众的发行工作。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传统出版产业环境中，出版社拥有绝对丰富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处于优势地位；书店拥有庞大的发行渠道和发行市场，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也占有一定优势；印刷厂负责将知识材料装订成册，其工作虽然庞杂辛苦，但相较而言，所收获的待遇却远不如前面二者。
即使利润微薄、经营困难，北外印刷厂依然坚持严格把关印刷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从1990年新厂筹建，再到三次搬迁后于2010年退出历史舞台，印刷厂共创收7414万元。在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印刷厂的员工们展现了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在外研社的历史上，理应为他们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玉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