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是个热门领域，尤其京津沪港等大都市，更是备受学界关注。随着口述史学、公众史学的兴起，城市史研究视角日益下移，为微城市史研究的整合与深化提供了契机。近读城市文化学者张元卿、尹引合著《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对水利专家汪胡桢及其乐居房产公司开发的南京复成新村，从历史街区角度作了深度人文探讨，或可作为微城市史研究的有益个案。微城市史研究并非始自这册二百多页的小书，但这册小书的确有着多方面意义。

　　首先是明确的学术理路。《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是“微南京”丛书之一种，而“微南京”又是更庞大的“微城市文库”组成部分，与之并行的“微上海”“微香港”“微天津”等都在有序推进。张元卿作为文库总策划，虽未必有开宗立派之想，但确实是有意引导一种潮流。他曾在天津工作多年，孜孜于这座城市的文化，不但参与建筑遗产保护活动，我们还共同创办《天津记忆》民刊，保存有上千万字民间史料，其中逾半数都属“微天津”研究范畴，它们从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企业史等角度，深耕历史的细枝末节，全方位深化了学界对天津的认知。“微城市文库”的推出，显然可视作这种实践的升华——既包括形式和内容的提升，也包括思想和理论的总结。提升就不详说了，形式上由内部资料到公开出版，内容上由松散随机到科学规范，这都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在提升形式和内容过程中，张元卿有自己的思考，他在《微史：个人史新范式》（2019年4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第7版）一文中说：“今天要了解城市的历史，宏观史志只能提供概貌，并不足以让普通人找到进入历史的通道。这个通道，不是概念，而是具体的食物、街道、商场，有时代划痕的老物件、老票据，这些相对微观的内容，宏观史志不大能照顾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进入一个城市的历史，必要有个微通道，这个通道有个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社区，有单位，凡在此生活过的人都能找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这样的历史才和个人的血泪和欢欣有抹不去的牵系。有此牵系，历史就不虚无，反思历史就能有个立足点，才能由微观上达宏观，由个体及于社会。”

《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张元卿、尹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第一版，42.00元

　　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制造专著存于图书馆、档案馆，而是使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入公众传播领域，在传播中接受受众批评、时间检验，在服务当下的同时，不断强化硬核，从而惠及将来。大历史固然重要，可如果不能成为个人的思想力量，那它与个人基本无关；一座城市的历史，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贴近性则近了一步；具体而微的社区历史，与居民就有了“血泪和欢欣”的联系，从而激发他们阅读兴趣，对社区的理解，对乡土的热爱，最后会固化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进而转化为建设家园的内在动力。而微城市史研究，就是张元卿发现的让居民进入城市历史的快速通道。

　　第二是实用的研究目的。抛开“微城市文库”的庞大计划，作为“微南京”一种的《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下编虽然不足万字篇幅，但对复成新村作出“从民国高官住宅区到谍报小区”的新功能定位，提出“整体保护与特色开发”的宏观思路，而且给出建设“韩国临时政府南京史料陈列馆”的长远设想，最后才借居民之口说出“希望永远保留”的建议。

　　张元卿的这个操作思路，亦源自在天津的建筑遗产保护实践。当时我们有志愿者团队，明确提出“以研究推动保护，以保护促进研究”的理念。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大量有故事的历史建筑，然后通过会议讲演、学术研讨、报刊宣传及编印刊物、出版书籍等形式广泛传播。这些被确认身份的历史建筑，如今已有逾百处挂上各级文物铭牌保护起来。与此同时，我们找到了张爱玲旧居，专家学者专程前来考察；我们发现刘云若是扶轮中学校友，学校建起刘云若纪念室；我们确认水香洲园林遗址，结果附近出现水香洲书院……当年朦胧的实用的微天津史研究，不但守望和重塑着城市的物理空间，实际也浸润和丰富着城市的文化生态。

　　本书出版之前，复成新村是作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风貌区”存在的，保护的理由是“国民党要员邱清泉曾在此居住过。这里也曾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办事处、韩国抗日办事处所在地，现存44幢院式住宅，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高级住宅区之一”。这里挂牌保护的建筑中，标注身份的仅有金九和邱清泉的寓所，加上杨小苑等编著《南京名人故居史话》所记，历史身份清楚的建筑计有16幢。《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在此基础上深入考索，新确认建筑身份16幢，总量一下子翻番。而且，本书对杨书的疏失多有重要订补，如以周密史料证明金九公馆应是今复成新村10号而非8号，其准确身份为韩国驻华代表团旧址，金九只是临时居住；陈杰公馆原是伪满洲国大使馆“驻京办事处”；雷国英公馆原是陶守伦办事处，负责多支国民党军队的后勤采办，房产仅是登记在陶妻雷国英名下；又如所谓余凯文、文超杰、文明思三处公馆，房主名字应是余凯之、文朝藉、文鸿恩……对建筑身份的确认和订补，尤其是蒋经国寓所之发现，增强了复成新村历史的厚重感，无疑会提升对复成新村的整体认知，成为未来保护利用的础石。

　　第三是独特的研究方法。历史建筑除科研价值和审美价值外，重要的还有人文价值，就是与建筑发生关系的人和事（显然越重要越好），但随着时世推移，很多历史建筑已身分不明，要想搞清当年用途，简洁办法当然是查找档案，可在历史档案残缺及开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研究者被迫寻找其他思路。我在天津调查历史建筑时，用过一种简易的门牌推理法，对寻找张爱玲旧居起过关键作用。在《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上编，作者针对片状社区与线性街道的不同，采用一种更加复杂的逻辑方法，对复成新村新老门牌对应关系进行推理复原，使之成为破解历史建筑身份的钥匙。复成新村虽有八十多年历史，但建筑身份的印痕还是有的，譬如当年电话簿、通讯录、职员录、老广告等，都会留下蛛丝马迹。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原初记录用的都是老门牌号，而复成新村门牌号1949年后有过复杂变更，因此怎样把老门牌和新门牌对应起来，是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难点。本书根据史料发掘和田野调查，最终搞清复成新村门牌编排规律，由此对诸多名人公馆作了准确定位。

　　电话簿、通讯录、职员录等史料，一般就是人名、单位名以及地址、电话等，这在多数研究者眼里属于没有价值的东西，但《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恰恰在无人重视的领域开掘出价值和意义，使缠夹不清的门牌号码变成确认建筑身份的密码，在似无学问的地方发现了学问，这本身就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虽然书中并未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更明确阐述，但实已蕴于具体操作过程中了。关于这种方法得出结论的可靠性，中编通过其他史料作了很多互证。而本书出版后读者提供的新资料，也尽皆支撑书中结论，尚未发现任何反证。

　　第四是民间的研究视角。《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虽然具有学术性和方法论意义，但作者并未将其打扮成专著，而是起了个略带世俗色彩和普及意义的名字。全书叙述平民化视角贯穿始终，它平视书中涉及的众多历史风云人物，既不仰观，也不俯窥，无论出入复成新村的高官贵戚，还是业界精英，甚至敌伪奸宄，在作者眼中都是复成新村的“村民”，三教九流都在正视之下展开他们的历史表演——复成新村就是一个舞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过客都是舞台人物。而作者功力就是通过扎实的文献和考据，让每个人物都尽量真实本色地表演，从而最大限度揭示复成新村的文化积淀与历史意趣。

　　本书中编按照历史门牌顺序，复原了各色人物的生活场景。除了金九、蒋经国、秦德纯、邱清泉等名著史籍者，还有许多几近湮灭的人物出场。如复成新村4号（今8号）、5号（今10号）的主人文鸿恩，叙事就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文旨趣。4号已挂牌为“金九寓所”，1937年是金九在南京活动时间。可本篇起首即抛出顾颉刚这年1月16号日记，说他到复成新村4号吴德生寓吃饭，这显然与金九寓所说法相矛盾，为后面澄清金九所居应在5号作了铺垫。接着作者讲文鸿恩其人，如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与上海市长吴铁城交好等。再后推断4号和5号房产继承人文念祖、文国陵是文氏之子。文鸿恩官职不算太低，可说的东西还有不少，但作者不胶着于其生平考证，而是荡开笔触描述吴德生在此的情境，请顾颉刚等朋友吃饭，与金岳霖见证徐志摩、张幼仪离婚等。这样的场景转换，既生动又有趣。但吴氏缘何住进文氏房产，而直到1949年后房主仍是文氏后人，这显然也是需要说明的问题。但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作者并不强作解人，仅据可靠资料还原历史，能说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

　　从个人阅读角度观察，《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也是有缺陷的。一是所用门牌推理方法，未能进行具体细致阐述，限制了理论意义的发挥，也易让一般读者产生迷惑。二是少数建筑身份仍是空白，此项虽属苛求，但努力一下当可完成。三是不少好故事点到即止，没有充分展开，这或许是作者之操作策略，因为前言已明说“每栋建筑的详细历史，则需另作专门研究，我们这次不作全面梳理”，而同为“微南京”丛书的《金九在南京》和《汪胡桢与乐居房产公司》，都是复成新村故事的延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书对单体建筑历史叙述的不足，也体现了“复成三书”三部曲式的布局。

　　微城市文库策划者立足微细，放眼长远，视野可谓广阔。张元卿锁定的南京以及上海、天津、香港，都是典型的口岸城市。他认为，这些城市在国际化视野中，具有各自独特位置和研究意义，其发展进程中与外界的各种勾连，存在着无尽的“对话空间”。这种立足于微城市史研究的“对话”，已不是宏观历史研究的附庸和补充，而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城市学、人口学、民俗学等打通，不仅把理论研究及时转化为服务城市建设的有操作价值的成果，也通过这种成果与公众互动，从而影响公众对所在街区乃至城市的历史认知，逐渐形成文化共识，转移社会风气，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文化动力。(王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