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帕斯卡（1623—1662），知道他的人都会认可，他是一位兼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才。在法国、美国等地，有一种人叫做“帕斯卡学家”，专门研究帕斯卡，就像我国有一部分学者被称为“红学家”一样。帕斯卡晚年隐居于波·罗雅尔修道院时写下了他最重要且最著名的代表作：《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书中，特别是第六章，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思想对于人类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在书中是怎样阐述这个观点的。

　　审视自然，反观自己：人的伟大与渺小

　　帕斯卡与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在学术上颇有渊源。众所周知，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帕斯卡继承了这个思想，但他与笛卡尔之间至少存在着两点重要差异：一是，笛卡尔试图以形而上学的理性推导来验证上帝的存在，论证物质世界的可知性；而帕斯卡则看到理性的局限，在无限的宇宙面前，体会到人的脆弱、痛苦及有限性。二是，笛卡尔用“机器”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整个世界是一台超大的机器，动物是一种自动装置的小机器，并把人的想象、激情等都看作机械反应的必然产物；而帕斯卡则不以为然，认为凡是经过深度思考的，就不再是机械的。帕斯卡的这些观点在《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述。

帕斯卡

　　帕斯卡认为，伟大与渺小是相对而言的：与太阳的巨大轨道相比，地球就是一个小点，但与浩瀚苍穹中星辰的运行轨迹相比，太阳也变成了一个小点。“整个可见的世界只是自然广阔怀抱中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原子”。（帕斯卡：《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下同）

　　帕斯卡在这里所说的“原子”，相当于“无穷小”，小到接近于零，而又不等于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称为“虚空”。那么，在无限的自然面前，人是什么？“对无限而言就是虚空，对虚空而言就是全体，他是无限和全体之间的一个中间项。他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都无穷远，对他来说，事物的起源和结尾都藏在一个绝对无法看穿的秘密之中，他既看不到他从中而来的那个虚无，也看不见他深陷其中的那个无限。”换言之，人的伟大“不是走向一个极端，伟大是同时触及两端，并充满两端之间的全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通过空间囊括了我，吞没了我，使我犹如一个原子，但通过思想，我囊括了整个宇宙”。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人的“短促的一生被吞没在两个无穷之间，前面是无限的时间，后面也是无限的时间”——这就是作为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帕斯卡，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永恒的哲学问题的回答。

　　人之所以伟大，不能单纯地从空间与时间来理解，不在于他是无限空间与时间中的“中间项”，而在于人不同于“机器”。动物是机器，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能够思想。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没有思想，那他就成了一块石头或一只动物”。即使他所发明的“计算机器得出的结果，比任何动物行为更接近思考，但这无法让我们认为它有意志，就像我们不能认为动物拥有意志一样”。动物的行为出于本能，人有思想，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帕斯卡指出：“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不需要整个宇宙武装起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剥夺他的生命。因为宇宙要毁灭他，他也比致他于死地的宇宙要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死亡，他知道宇宙相对于他的优势，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所有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因为它，我们才可以鼓舞自己，而不是通过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所以，让我们努力好好思想，这是道德的原则。”

　　总之一句话，“人因为有思想而伟大。”

　　理性与情欲：人的双重属性

　　既然人是有思想的，那么，思想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性又是什么呢？

　　帕斯卡说：“思想以其本质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思想的本质固然是极其伟大的，但同时，他又指出思想的缺点，得出了思想又是“何等的卑贱”的叹息！何以致此？这就要从人性方面去寻找原因了。他认为，人有两重属性、两个灵魂。“理性与情欲的内斗把本来可以和平共处的人群一分为二。一派想放弃情欲，变身成神，另一派想放弃理性，化身为兽。”“人既非天使，又非野兽，不幸的是，想做天使的人往往会变成野兽。”“人的本质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人性的终点来看，人就是伟大的，无与伦比的；而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是不幸的、可鄙的。”而且“人性并非永远在前进，它有进有退”。

　　在对思想的本质与人的两种属性作了分析之后，帕斯卡对世人提出了这样的劝告：“在证明了人的伟大和卑微之后，现在应当让人认识自己的价值。让他爱自己吧，因为他内在拥有可以成就美好的天性，但不要因此热爱自己的卑贱。”

　　帕斯卡还认为，既然人的尊严在于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上帝造人时为了让他思考，这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价值，他全部的义务就是去思考”。其顺序是：先思考自我，再思考“创造了思考的作者”（上帝），最后思考“思考的目的”。

　　至于“思考的目的”，帕斯卡认为，理解无限大与无限小这两个极端都无穷远，是不好办的。“万物生自虚空而趋向无穷，谁能领会这神奇的过程？”“人处在不明白事物的起始也不明白事物的归宿的永恒绝望之中，唯一可做的只能是研究可见的那部分中间事物”，这就把话题锁在了人类自己身上，思考起“自由意志”、正义与权力这些了。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英文版书影

　　他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并指出：“自由意志是信仰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论证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时，他揭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遵循正义，这是应当的；而服从权力，也是必要的。没有权力，正义就是无力的；没有正义，权力就是暴政。”所以，“应当使权力变得正义，或使正义拥有权力”。

　　理性与感性／数学思维与直觉思维

　　帕斯卡所说的数学思维与直觉思维，也可以理解为演绎与直觉。他有时把“演绎”称之为“几何的精神”，把“直觉”称之为“微妙的精神”。他指出：“数学家总想用数学方法处理直觉问题——从定义出发，套个定理，推导出结论，但这根本不是直觉思维的运行方式，于是数学家们往往显得很可笑。这并不是说直觉思维不做推理，它只是默默地、自然而然地进行，不遵循任何技术性规则，这种推导超乎所有人的理解能力，只有少数人可以感知到。”

　　数学思维与直觉思维两者是可以互通、互补的。如果数学家的眼光敏锐，“就可以是直觉思维者”；而如果直觉思维“把目光转向自己并不使用的数学原理，就会变成数学思维者”。因此，他反对把这两种思维割裂开来，反对只要一个，而不顾另一个。习惯直觉思维者，“对推理过程一窍不通”；习惯于依据原理进行论证的人，则“根本不理解直觉一事”。他认为，智力正常的人，应当而且可以做到把两者结合起来。如果有人既不懂数学思维，也不懂直觉思维，“那他肯定是智力上有障碍”。和数学思维、直觉思维这两种思维相对应的两种理解力是：精准推导的能力与通盘掌控的能力。

　　帕斯卡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又超越了科学思维，毋宁说，他还是个美学家。因为在他那里，真与美、善与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他说：“简单即美，心灵判其为美。”“只有心灵愿意敞开，我们才会张开耳朵聆听。正直是判断标准。”我们的天性与美好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照此标准产生的东西都能愉悦身心”。

　　他还说：“阅读描写真情实感的文字时，我们就会感觉到那里面的真，其实它早就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爱上一个人，往往是因为他让我们有感觉，他展示的不是他珍贵的部分，而是我们自己的。因此这使他在我们眼里变得可爱，如果理智上还有交集，我们必然会心生爱意。”

　　他说，他长期研究数学、物理这些抽象科学，后来又开始研究人，“发现抽象科学不适合人类来研究”，因为在研究了抽象科学后，他“比那些不懂的人更迷茫了”。所以，直觉优于演绎，通过直觉，才能洞察宇宙的真相。

　　怀疑论与独断论／有信仰与无信仰

　　上帝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帕斯卡也不例外。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神学，但他又是用严肃的态度来质疑上帝存在的思想家之一。

　　帕斯卡认为，上述两种思维（直觉和演绎、感性和理性）都是不可靠的。他指出：“感官用虚假的表象误导理性，而理性也反过来用同样的招数误导感性感官。”“理解和感官争着说谎，欺骗对方。”

　　帕斯卡说：“用理智无法理解上帝的存在，用理智也无法理解上帝的不存在。”他举例说，比如，我们有没有灵魂？世界是否是被创造的？存在原罪吗？这些问题“理性都无法解决”。想要透过自然界来观察上帝，或是通过造物来赞美神，都是错误的。他更看重的是想象，认为“想象活跃的人，比智者通过理性可以获得的幸福要多得多”，即使如此，“想象不能赐予愚者智慧”。想象具有冒失、傲慢的特点，会“把伟大的事物缩小到符合自己的尺寸，比如在谈论上帝时”。

　　在他看来，信仰高于认识，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幸福的。信仰有很多种，“视角不同，信仰不同”。因而信仰只能是“个人的选择”。“当人忧伤时，哲学和科学并不能提供安慰，但是心中有信仰的人，可以得到心灵的安宁。”

　　帕斯卡指出，在信仰的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是怀疑主义，它怀疑一切，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可以找出一切理论中的悖论和不合逻辑的地方；但怀疑论者唯独不怀疑自己，“只相信自己”，这也是一种迷信。另一种是独断论，又叫教条主义，或盲信，它认为一切都是确定的，不允许别人怀疑、发问，只看到表面的教条，“看不到信仰的精髓”，这更是一种迷信。这两种迷信“都是愚蠢而可怕的”。他认为，信仰不是迷信，信仰不违反理性，如果信仰违反理性原则，我们的宗教就是荒唐可笑的了，这无异于毁了信仰。在这里，他把信仰与理性看作是可以兼容的。应该说，帕斯卡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信仰理性”，并把信仰与迷信加以区别的人。

　　在对待上帝的问题上，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找到上帝并侍奉他的人”，第二类是“没找到上帝而全心寻求他的人”，其余的人都是第三类，是“没找到也不寻求他的人”。对这三类人，帕斯卡的评价是：“第一类人有理性而幸福，第三类人愚蠢且不幸，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不幸而有理性。”帕斯卡是一个超级理性的人，在为什么信仰上帝的问题上，他曾经提出了著名的“赌注”之说，认为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人把赌注押在上帝身上，胜算更大，风险更小。但他又认为信仰是上帝的恩赐，说：“感受上帝的是心，而非脑。而这就是信仰：上帝被心感受到，而非被理性推导出。”显然，这些看法之间存在着矛盾。

　　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家中有很多人是一身而两任：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笛卡尔是如此，帕斯卡也是如此。西方近代哲学的任务，不是要去追求某种“超验”的本体，而是要去认识经验能够直接把握到的对象，以对“实存”（existence）的研究，代替对“存在”（being）的研究。于是，哲学就从以“本体论”为主，走上了以研究“认识论”为主的阶段。以往关于两种实体（一般与个别）的争论，就变成了在感性与理性之中，哪一种更为可靠的争论了。这完全改变了中世纪神学－哲学的信仰主义的方向，代之而起的是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包括“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基本派别），这是西方古代主流哲学理性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

　　具体地分析帕斯卡的上述哲学观点，我们发现它并不局限于其中的某一种——既不是像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也不完全像笛卡尔那样的唯理主义。作为科学家的帕斯卡，却认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皆不可靠，而当他后来把兴趣转向神学时，竟然得出了“信仰高于一切”的结论。毫无疑义，他所说的信仰，是与盲从（迷信）对立的，他所说的“人的伟大与尊严在于思想”这个命题中的“思想”，也并不限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的某一种。这个命题，突出地强调了思想的作用与价值，把思想作为人类伟大与尊严之所在，这在当时那个把动物乃至人类都看作是“机器”的年代，是非常可贵的。这不仅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而且在当今也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林可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