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中国学）、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是一个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的大学问，研究才刚刚开始，亟待更多的学者进入耕耘。

　　一

　　梁启超当年谈到研究中国的方法时，提出三种研究的视域：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这样将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之成果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价值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互鉴与激荡就成为今日中国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思想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如果从东亚算起已有千年之久，如果从西方汉学算起也有四百多年。如此长的历史，如此多国家，如此多的语言，如此多的汉学家在用不同的文字书写中国思想文化与历史，其文献浩如烟海，其人物林林总总，从何入手展开这门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博大学问？这就需要首先做好域外汉学文献学这门学问。

　　做中国学问，文献学是其基础。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为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负担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雠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

　　张舜徽先生所讲的文献学是指的中文领域的文献学。但今日中国的学问已经是世界性的学问，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也再不仅仅是由中文文献组成。如果从西方汉学来说，我们将这种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称为“中学西书”。很自然，这批“中学西书”具有双边性。一方面，它是西方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面方面，它也构成中国学术外部延伸的一部分。学术与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交错中进行的。这样对我们来说，掌握西方的汉学研究的基础目录学就尤为重要。

　　二

　　在西方汉学文献学中，目录学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而谈起西方汉学的目录学，则一定要从考狄的《汉学书目》（Biblioteca Sinica, dictionns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说起。法国汉学家考狄的《汉学书目》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汉学家做了相类似的工作，但考狄是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奠基人。考狄书目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目录有两大特点：第一，书目全，考狄书目所录入的书目是任何在此以前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目所不可比拟的，数量之大要超出以前书目的几倍，时间从古代到1921年；第二，所记录的书籍和文献可靠。由于当时在编制这个书目时，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绝大多数的汉学书籍他都能看到，因此，他在《汉学书目》中所提供的书目，绝大多数是他亲自过眼的，他利用的是一手材料，而不是拾别人之牙慧。考狄在编制目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个汉学家严格的学术态度，凡是进入目录，未经他亲自过眼的书，他均标出星号，以提醒读者。因此，他所提供的文献书目可靠性极大，这是受到学术界欢迎的重要原因。

　　任何事业的开创者都是不圆满的，考狄的汉学文献学事业也是如此。伯希和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尽管对考狄的评价充满赞誉之词，但也不无遗憾地说“尽管他已经付出过巨大的辛劳，却始终处于不完善状态，他必须再从中补入其他著作。”这是指，在考狄《汉学书目》中尚未编入俄罗斯和中亚研究的著作。考狄在他的《汉学书目》前言中说：“书目提要类著作的编排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操作方式：第一种以作者的姓氏字母排序，像在Brunet的书中做的那样；第二种以年代排序，如泰尔诺-孔邦（Termaux-Compans）的书所做的；第三种以材料本身分类，在巴黎出售的大部分书目著作都属于这一种编排方式。最后一种方式显然最具有科学性，也最方便使用，尤其是如果它有作为附录出现的一个以字母排序的作者索引的话。我们尝试结合这三种方式，把各种著作分章编排，在每一章之内，它们又按年代排序；最后以一个按字母排序的索引来为这部有条理的书目提要收尾。”

　　由此看出，考狄自己心中是十分清楚的，这样一个大型书目，必须有一个索引系统，但直到考狄去世，《汉学书目》也没有出现索引系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考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人生常常是这样，有很多理想，想到了，但生命的时间却不够了，匆匆而去，撒手人寰，事业留给后人去做，一代代文人相接续，千古文人梦。

　　考狄书目另一待改进的是他的分类体系，考狄是第一个开辟西文汉学文献分类体系的人，但他当时的分类体系是依据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来展开的。现在看来，这个分类体系并非完整，尤其是将西藏等列为中国之外，将朝鲜和越南作为中国所属国，这些分类显然受到当时思想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如何做好西文汉学文献和书籍的分类至今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接续考狄事业的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袁同礼先生。袁同礼主持北平图书馆以来就十分重视西方东方学之研究，认为“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东方学图书的收集是一个重点，在新建的北平图书馆开馆之时，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一文中就指出：“外文图书方面，举凡东西洋学术上重要之杂志，力求全份；古今名著积极搜罗，而於所谓东方学书籍之探究，尤为不遗余力……”所以，从国立北平图书馆建馆起，袁同礼就将西方东方学书籍作为重要的收藏内容，这自然包含着西方汉学的著作。1932年收入了汇文学校所藏的，美国毕德格（W.N.Pethick)所藏的关于东方学之书500多册，“1934年，先生乘赴欧洲之便，在西班牙购入Santa Maria先生旧藏东方学书籍，内有200余种十七八世纪出版的书。”同时，他组织北平图书馆编制东方学和中国学书目，“如1935年至1936年度，《馆藏图书馆西文书目》和《馆藏中国问题西籍分类目录》出版，后一目录共收录书籍6000种，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书末并附有人名和书名索引。专题目录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学术的发展。”1957年袁同礼受聘于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在此期间完成了一系列汉学书目，从而奠基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地位。

　　1958年他出版了《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袁同礼的这本目录是“接着说”，书名全译应是《西方文献里的中国——续考狄之〈汉学书目〉》，全书收录了从1921至1957年间发表的西方汉学专题著作，包括英、法、德，后来又添加了葡萄牙语（关于澳门）的作品。全部书目共18000种。这是继考狄后西方汉学界当时最全的汉学研究著作目录。“袁先生的这部著作是20世纪西方汉学研究的必读书。难能可贵的是在编辑这本书时，袁先生还亲自阅读了书中收录的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的18000种著作中的大部分书籍，走访了美国和欧洲的许多重要图书馆，并和许多作者进行了交谈。他的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一直为人称道。”

　　袁先生后来又编辑了许多重要的西方汉学研究专题书目，例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目录》《新疆研究文献目录：1886-1962》《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中国音乐书谱目录》等，这些专题汉学书目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中国音乐书谱目录》中他收集了英文、法文、德文发表的中国音乐研究论文目录三百多种，后梁在平将Richard A Waterman ,William Lichtenwanger 等人编辑的Bibliography of Asintic Musica 约三百多种编辑在一起出版。这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袁同礼先生之后，尽管也有一些学者为此做了新的努力，例如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等，但总体上无法接续考狄和袁同礼两位前贤的书目。这种接续表现在对其的继承与超越。应该看到，中国文化始终是在与外来文明的不断交流中发展的，它的传播和影响是世界性的。如果说考狄书目和袁同礼书目的不足的话，就在于这两大书目主要是对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编目，从语言上来说两大目录涉及到的语种只是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汉学研究成果的编目。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而言，成就最大是西方国家。但必须同时看到，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国际性学术事业，并非只是在西方。两大编目没有将中国学研究的第一大国日本包括在内，就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当然，韩国，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的中国学研究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两大书目缺少俄罗斯汉学书目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袁先生也因为在自己的书目中没有收入俄文汉学书目感到十分遗憾。为此，定居美国后重新学习俄文，编制两部书目《俄文汉学书目，1918-1958》（Russian Works on China,1918-1958: a Selected Bibliography,1959）;《美国图书馆藏俄文汉学书目，1918-1960》（Russian Wor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 ,1918-1960,1961）。

　　三

　　在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今天，中国学术界应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建立全球中国学研究总编目，为中国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书目，这既是当年袁同礼先生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任务。

　　上个世纪90年初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在任继愈先生带领下开始从事域外汉学研究，创办了《国际汉学》，当年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完成袁同礼先生的遗愿。很高兴，沿着袁同礼先生开辟的道路，从任继愈到詹福瑞，几代馆长不断努力，现在国家图书馆也开始定期编制海外中国学研究书目，受到学界好评。

　　2007年我在时任北外校长郝平带领下成功申请到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当时我能拿到这个项目实在有些意外，因为这个重大项目原来的提出者是希望做中国古代汉籍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我则是从海外汉学的角度切入选题，自然也符合申报题目，但是剑走偏锋，这使专家组感到意外。当时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是李学勤先生，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推动海外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认为我对课题的设计更有远见，对学术发展有利，经过他与项楚先生、张宏生先生、张涌泉先生等的商议决定把这个项目给北外来做。2019年本想在项目全部出版后去看望李先生，但他2月就驾鹤西去，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遗憾。这篇短文也算是对李先生深切的怀念。

　　这个项目的核心学术能力是语言，语言能力决定这个项目的命运。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全国外语院校的龙头老大，语言能力正是它的强项。恰好那时我担任亚非学院院长，对亚非语种的情况较为了解，而当时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院长丁超教授，长期从事中欧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学术理解上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有了亚非学院和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这两支学术队伍，我的心放下了一半。但这个项目是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必须有汉学家的合作。我找到了法国汉学家何壁玉与安必诺夫妇，为此事，我在巴黎访问期间专程到他们家拜访，请二位“出山”，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又找到了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教授，他是我的老朋友，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找到了韩国高丽大学著名教授崔溶澈等等汉学家。同时，在国内，我邀请了北大的严绍璗先生和福建师大的葛桂录教授参加课题写作，由此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队，为完成这个项目奠定了基础。当时北外也是第一次拿到教育部的重大攻关项目，郝平校长、金莉副校长、当时的科研处长张朝意给予项目全力支持，项目一批下来，学校就给了45万的配套资金。当时郝平校长对这个项目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认为长期以来外国语大学都是以介绍外国语言文化为主，但在新的形势下外国语大学应该以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作为新的使命，这个项目正是对北外这个新使命的具体落实。为此，历时12年时间，在北外几届领导的支持下，在中外50多名学者的共同合作下，2019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19卷终于在大象出版社全部出版。

　　四

　　从学术上来讲，如何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与影响研究，这也是个新的课题，尽管朱谦之等前辈早已开辟了这个研究方向，但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很少。经过思考，我决定整个书系应由导论、编年和专题研究三部分组成。就我写的导论而言，希望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为切入口，从历史、理论与文献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做一个长时段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所谓长时段，就是从源头的16世纪开始写，一直写到20世纪。就历史研究而言，就是要梳理出中学西传的轨迹与路径，中国古代文化是如何传出去的，经过哪些环节等。就理论研究而言，它涉及到对中国文化世界性意义的认识、对中译外翻译形态的分析，对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的使用等问题。目前在这个研究领域相当多的学者的学术背景是外语学科出身，他们长于语言而缺于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知。这是整个外语院校的问题。做中译外翻译研究，如果研究者自己没有读过中国基本经典著作，对自身的文化没有深切认知，仅仅把中译外当作一门知识性学问来做，那样肯定做不好，这样的研究是无法和汉学家们对话的。所以，我在理论篇中用了两章来写中国文化的价值，只有外语背景的学者读到这两章时会理解我的苦心。同时，就赛义德的《东方学》，就汉学研究的跨文化方法我也做了初步的尝试。文献也是我导论写作的着力点。为给学者提供充足的文献，我在书中做了12个附录，提供多语言的文献目录和基础文献的翻译，希望为今后年轻学者展开研究提供帮助。在写作中我将机构、刊物、人物作为展开研究的三角基点，这样就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避免空洞理论的讲述。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传播是一个国内外互动的历史过程，并非只是由国外汉学家完成，书中在介绍国外汉学家的研究的同时，我也研究了中国人的努力，从民国时孙科支持的《天下》到新中国的外文局，我对他们的基本成就和问题做了初步的总结和分析，从而使这一研究对今天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个导论我写了130万字，后感到16-17世纪部分与课题关系不大，我就拿出来于2017年在北大出版社单独出版了《儒学西传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这本书现在已被英国Routledge出版社选中，不久会在英国出版。而2015年在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导论的节选本也列入了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久会在美国Springer Nature出版社出版。

　　8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海外传播编年”是这套书的重要贡献。这8卷编年在学术上的特色有以下三点。首先，以编年体做百年国别汉学书目，这在海外汉学研究史上是一个创新。因为考狄与袁同礼先生的书只是汉学著作的编目，从单纯的目录变为编年体目录，这是一个提升。编年体目录要比单纯目录丰富得多，可以将每年各国关于汉学研究的大事、重要著作列出加以说明，从而更为具体地展现出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具体形态与过程。将汉学史的研究与文献目录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了。关键在于，为便于中国学者阅读，所有目录均为外文与中文对照，这是考狄书目和袁同礼书目所没有的。这是世界学术范围内，汉学史上第一次编年体的汉外双语编目。其次，在语言范围上大大超越了考狄和袁同礼书目，因为他们的编目主要集中在西方几个大语种上，而这次我们扩展到27种语言，被他们所忽略的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韩国汉学研究成果、东欧汉学研究成果、东南亚汉学研究成果都包括其中了。可以说，这是世界学术范围内第一次有27种语言、涉及到43个国家的汉学研究文献编目。这无论在汉学史的研究上还是在中国文献学的研究上都具有开创性。最后，从时间上来看，这套编年从1900-1999，跨越一百年。在学术上接续了袁同礼先生的目录。这也是在世界学术范围内第一套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与影响做整体性、系统性目录整理的汉外双语编年目录丛书。

　　专题研究既有对专书的研究，如《红楼梦在德国的传播与翻译》，也有专人研究，如《英美汉学中的白居易》，也有国别传播的专题研究，如，《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里斯、韦利、霍克思》。这样，导论一卷，编年八卷、专题研究10卷，整个书系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列，展现出中国古代文化百年来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

　　五

　　总的看，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开拓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在中国自身的文化范围内展开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的，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很早就传入东亚各国，晚明后，中国的知识和思想已经传播到西方。同时，世界各国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开始使中国的古代思想和知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形态。中国学术和思想展开的空间大大扩大了，开始以一种世界性的学问在全球展开，走出了以前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从事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研究者大大扩展了，汉学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专业的汉学家。空间的扩大和研究主体的扩大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影响的扩大，还说明关于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已经不再属于中国学术界独有。同时，中国思想和文化开始进入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其思想文化更新和变革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开始彰显出其世界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在中国以外的中国研究形态又反馈中国自身的研究和变迁，中国近代的学术变迁是和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汉学界进入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就曾开设过《考狄书目》研读的课程，可见他对域外汉学的重视。由此，中外学术之互动呈现出中国学术和思想研究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是一个交错的文化史。严绍璗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时，对这个领域的历史及学术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递，历史古远、区域宽广，曾经在亚欧广袤的区域引发了程度不等的对‘中华文化’的憧憬、热忱和思考，在文化学术史上被称之为‘汉学’的‘学问’由此而诞生。……无论是在‘汉学时代’还是进入了‘中国学时代’，就这一学问涉及的地域之广阔，历史之悠久，积累的智慧与资料的丰厚，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立场上考察，它始终是一门与世界文明密切相关联的‘大学问’，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表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的历史性价值和意义。”

　　这个项目的完成，这套书的出版对北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当读者看到书目中的日语、朝鲜语、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维尼亚语、匈牙利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老挝语、柬埔寨语、僧加罗语等众多语言的汉学研究文献时，可以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一所语言类大学，而是一所具有多语言、多学科的文科大学，它在人文学术领域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切入点：以文明互鉴为核心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所大学将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步伐展现其新的学术风采。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套书系还缺了一些国家和语言的汉学研究编目，但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六种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传播编年作为第二辑，这也很快会在大象社出版。从内容上来说，书系中有些国家的编目做的也有瑕疵，一些卷目做的好些，一些卷目需要增补；从使用的角度来说，8卷本的编年也有些不足，因为这是按照国家和语言来分类编制的，这样从专题和类目的查询上就多有不便。这点学界前辈也希望我们在今后可以同时有语言、国别检索和专题、类目检索两套系统，这样就更方便学者。这些意见十分中肯。考狄书目的一大不足就是没有检索系统，为弥补不足，我们与德国汉学家魏汉茂合作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套有检索系统的《考狄书目》，在中华书局出版后很受欢迎。下一步我们会将这个项目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重点项目，进一步加大与各国国家图书馆东亚部的合作，扩展编年的语种与国家，丰富已有的编目，编制好可以多项检索的索引，使其成为能更好服务学术界展开中国古代文化海外传播研究的有力工具。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认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流者，谓之预流，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既是做学问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也是学者们开创学科新局面的重要原因。从晚明后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这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这种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中国知识和学问，不仅是我们反观自身研究的新材料、新问题，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了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新视角、新看法。海外汉学（中国学）、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是一个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的大学问，研究才刚刚开始，亟待更多的学者进入耕耘。我们这套书系如果能起到一个铺路石的作用，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书中会有纰漏、不足，也望读者批评指正，使其不断完善。（张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