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示威者被警察逮捕

　　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就弗洛伊德之死所暴露问题举行紧急会议

　　一个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黑人死了。

　　这个偶发事件如一点星星之火，落到了一堆干柴之上。美国普通民众，尤其底层民众压抑已久、累积已久的不忿、不满和不服，冲着“种族歧视”和“执法不公”熊熊燃烧，迅速蔓延全美各地。而我在美国工作、生活近三十年，对“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一度是缺乏切身体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警察有相当程度的好感。我见过他们从大树上将邻居的猫抱下来，见过他们帮助抢救突然晕厥倒地的路人，我自己某天被医生送去住院，也是警察到家里去照料我那个当时只有八个月大的幼儿……。因此，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是由纳税人供养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群体。

　　直到某个秋日的中午，我被一辆警车半路截下来。

　　他们有他们的圈子

　　新泽西州，三线并行的高速公路，我开在最左边的线上。一路秋空澄净，视线之内没有任何障碍，我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到最大，踩在油门上的脚不自觉地越来越重。

　　等我意识到后面尖锐的警笛声是冲着我来的，才脑袋里“嗡”的一声，下意识地觉得应该立刻停下来，于是减慢车速，顺势停在左边的路肩上。谁知后头的警笛不仅动静更大，还加上了高音喇叭，警察吱哩哇啦地对我喊话。我六神无主，好不容易才弄明白那些语调十分严厉的祈使句，是在重复地命令我：“停到右边去！！”

　　我赶紧把车重新发动起来，横过公路，到右边路肩停下，打开车窗。到那一刻为止，我已是一个有12年驾龄的老司机，连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见到过。

　　当那个威风凛凛的年轻警察

　　一下子递给我两张罚单——“超速驾驶”，加上“妨碍交通”，我依然反应不过来，只是忍不住问他：“刚才，我为什么不可以停左边？”

　　他说，听到警笛，本来就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到道路右边停车”！并质问我：“你怎么考的驾照？！”等到确认我是真的傻，并没有“存心和警察作对”的胆量，他沉吟了一下，要回那两张罚单，在其中一张上作了一点改动，然后特别交代我说：“记住，不要付这两张罚单。按上面的指示，联系指定的法院。”

　　好吧，我老老实实地照做。和法院联系的结果，是安排我一个多月以后，去上交通法庭。开庭那天，是圣诞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法庭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点心和饮料。

　　法庭上，法官用很重的纽约黑人口音，指示我先去和公诉人协商，不必等候他本人亲自审理。又等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之后，我才见到了那个公诉人，他和几个警察一起，坐在房间正中的长方形大桌后面。那公诉人的脸型狭长，头发灰白，蓝灰色眼睛看人非常专注，但持续的时间非常短——你还来不及捕捉那目光里的喜恶，他的视线已经转移了，让我立刻联想起一个词：狐狸。

　　“我想为自己得到的两张罚单作出若干解释……”我在狐狸对面坐下来。

　　“你的确需要解释。既然是‘超速驾驶’，怎么会‘妨碍交通’？你是怎么做到的？”狐狸问，打断了我还没开始的陈述。

　　警察们闻言先笑了起来，问他：“够可以的！她撞上谁了？”

　　“布莱恩·斯蒂文森，”狐狸说，“州政府那边的人。”

　　美国没有统一的中央警察机构，从各州到各市、郡、县，警察局直属地方政府，不存在垂直的上下级关系。这里是市政府法院，狐狸他们和那天逮着我的州警不是一拨。狐狸从罚单上抬起头，问：“你的确没有藐视执法警官？”

　　“没有啊！”我哭丧着脸，刚准备再解释，狐狸已经示意我不必罗嗦，说：“你看起来也不像”，而且，“眼看到圣诞节了”，宣布取消那张“妨碍交通”，同时把另外那张超速的罚款金额减到最低。旁边的警察同志们取笑我：应该罚你再考一次驾照！

　　而我心里只是嘀咕，不是都说涉事警察不到庭，罚单就自动作废的吗？可我不敢再追问。脑子里隐隐约约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之内，他们彼此之间不管是否相识，是否有合作关系，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主动互相维护。面对这个圈子以外的人，他们判断是非黑白的尺度并不总是很理性、很客观的，也并不见得完全遵循制度或规则，而掺杂了很多个人的、主观的，有时甚至可能是情绪化的因素。

　　大圈子外围的小圈子

　　“双罚单”事件并没有直接冲击我对警察的良好印象。在新泽西定居日久，我参与当地政府机关的一些活动渐多，上下课之余，也经常独自开车跑来跑去。

　　那天傍晚，我并没有超速。在城间公路上爬上一个大坡，我松松地把着方向盘，任车子滑下坡去，滑过红绿灯，左转。道路是很熟悉的，我心不在焉，根本没看见在我滑过去之前，已经是红灯了。偏偏紧紧跟在我后面滑过来的，正是一辆警车。

　　于是，一点儿悬念都没有，我旋即被尖利的警笛逼停在路边。全副武装的警察从我打开的车窗俯下身，发出千篇一律的指令：“驾照、保险卡和注册登记！”

　　我取出方向盘下面小格中的深蓝色小文件套，和驾照一起递给他。文件套里，除了保险和注册登记，还多了一张卡片，普通信用卡大小。正面是飘扬的美国星条旗衬底，印着一枚某市警察局的警徽，右下方标注着年份。背面，有一个大大的签名。

　　警察看了一下那张卡，问我：“女士，您这张卡是哪里来的？”

　　“XX市的XX局长先生给的礼物。”我照实回答。

　　他点点头，把东西装回小文件套，返还给我：“开车小心些，再见，女士。”

　　这是两个月前，XX警察局长在就职典礼上亲笔签发的小卡片，给为他竞选助力的人们做纪念，现场拿到的有一百多人。到此刻，我才明白这张卡片远高于“纪念”的作用。不久，我的学生卡洛琳又告诉我，这一类卡片有很多种，还有等级差别。

　　卡洛琳来自弗吉尼亚，她哥哥是当地现任警官，给了她一张“警察亲友卡”。靠着这张卡，她从未接到过什么交通违规的罚单。她说，美国各地的警察局、警察工会、兄弟会、警探养老协会等组织每年都会发放类似的小卡片，供圈内人发放给自己的亲友和关系人。

　　这些卡片表面上不附带任何承诺，却在大众的范围内画出了一个个小圈子——一个个与警界那个大圈子相勾连的小圈子，持卡人由此拥有了某种程度上被豁免的特权，凡遇到“麻烦”，可以得到逃避法律制裁的机会。这是警界默认的“潜规则”。当然，连我一个新移民都能见识到的卡片，不可能是什么秘密，也必然会引起民众对“潜规则”的质疑和不满，BBC曾经就此事公开采访过警界要人们。报道中，时任纽约市警察工会发言人的AlO'Leary强调，这些卡片仅具备“公关”作用，没有“豁免”功能。

　　可是，尽管我无法考证自己手中的那一张属于什么级别——除了交通违规之外我也没本事犯下更出格的事，无法确定那张卡片到底能“豁免”到多大范围，但我知道，它的的确确是“管用”的。我的那张卡，有效期两年，两年后XX局长再获连任，我又拿到一张新的。每次开车违规被拦下来，得到的都不外乎警察们客气的微笑：“小心开车，女士，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我因此开车相当嚣张，前后四年有余，直到遭遇卡尔特警长。我习惯性地超速，被拦下来以后，习惯性地递上那个深蓝色小文件套。他取出小卡片以后，沉默片刻，对我说：“我叫卡尔特，是XX区的警长，请您记住我的名字。您是警察的朋友或亲属，就更应该懂得遵守规则、尊重法律，是吧，女士？”

　　陡然间，我满脸涨得通红。如果说最初拿到那张卡，我并不确知它的效力，但后来把着方向盘猛踩油门，有恃无恐，无疑是因为拥有“特权”。所谓“特权”，指的是某种权利、优势或豁免权，仅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获取与使用。这个词作为学术概念，不论在哪一门学科的范畴内，都被用于描述社会不平等现象，我也不是不懂。当旁观别人使用“特权”，我也满心不忿，但当自己拥有了“特权”，便毫不犹豫地纵容了自己。

　　“超速是有生命危险的。”卡尔特警长说。他最后也没有给我开罚单，但收走了那张卡。

　　我明白他是对的。卡尔特是一位眼睛里不容沙子的正直警长。然而，卡尔特不见得代表了警察群体中的大多数。2018年初，鉴于小卡片牵扯的种种弊端，已经导致警察执法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纽约市立警察工会决定减少小卡片的发放数量。消息一出，现任和退役警察们一片哗然。在他们看来，“警察”是一项高危职业，附带着明显的生命威胁，因此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人，理所应当拥有并保持某些“特权”，不能被约束，更不能被质疑。

　　大小圈子的里里外外

　　搬家到纽约州以后，我进入联邦监狱教书。在这个极端特殊的教学环境里，我看到了更多大大小小的“警界特权”如何若隐若现，如何盘根错节。

　　那天清早，我开车去监狱。我自从被卡尔特警长教育过以后，开车小心得多了。所以，当一辆警车追过来逼停了我，我并不心虚，只是疑惑：“我做错什么了？”

　　“没有，”他板着脸，很从容地回答，“只是查验一下。”

　　只是查验一下？！我惊讶地看着他。为什么？凭什么？他没有解释，因为毫无必要。他是执法者，他有权利“认为”我必须接受“查验”。而配合执法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们没有权利质疑他的“认为”。

　　他的“查验”，让我整整迟到了17分钟。大厅的守卫女警得知我迟到的原因，问道：“是哪里的警车？”

　　“是前面镇上警察局的。”我说。

　　“今天没什么特殊状况啊，”守卫打开面前的电脑确认，笑起来，“的确没有。那位警官大概只是一大早起来心情不好。等我来打个电话，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

　　我的所有资料在她手头有存档，包括车牌号，她顺手就把电话打了。“这是我们的人。”她说。连小卡片都不需要了，我又被划进了“圈子”的外围。然而，执勤巡警随意拦截路人，根本不需要正当理由，是合理的吗？门卫女警的电话知会，是合法的吗？我成年累月往返于这条路上，如果我车上携带有违禁品呢？如果我干脆是开过去劫狱呢？……

　　不论法律本身有多么严苛，执法者总是人，免不了有人性的弱点，还有人喜怒哀乐的情绪，并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更何况，法律条文本身并非滴水不漏。

　　教室在这座庞大监狱的最深处，教授们上下课出入的时间是固定的，时长也是固定的，通常大楼的各条走廊会为我们清场，禁止犯人走动。时不时也会出现例外，比如那天中午，有三名犯人从拘留所被转过来。

　　我们这一组人出去，他们那一组人进来，正好在最大的关卡处相遇。这也是整座大楼里各走廊交接部防守最严的一道关卡，用粗铁大栏杆分为三格，供不同身份的人出入，所有人都需要填表登记。

　　隔着铁栏杆呆在不同的格子里，我们和犯人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足两米。犯人们都双手被反铐，带着脚镣，手铐和脚镣上又有铁链连接，身体稍微动一下就叮咣作响。其中一个精瘦的小个子“叮咣”了一阵，对押送狱警说：“太紧了，请把手铐松一松。”

　　在他们近旁的狱警还没反应，铁格子外，给他们做文件登记的那一位扭过头，冷笑：“这是监狱！想要舒服自在的人都留在家里。”

　　对犯人们而言，“家”是一个极度敏感，且极具杀伤力的词。小个子自然不是省油的灯，立刻还嘴：“我到时候总会回家的，你才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呢！”

　　话音刚落，那位狱警已经扔下笔，冲入格子，照着小个子的脑袋一拳挥过去！

　　拳头重击在人体上的声音，手铐脚镣叮咣乱响的声音，在密闭的、狭小的、戒备森严的空间里，格外骇人。几秒钟漫长的死寂。我用最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动，敛声屏息，不要有任何表情。

　　给我们领路的警官压低嗓门，严厉呵斥：“够了！没看见教授们在这里吗？！”

　　他虽然是督导系统的警官，原则上管不着属于看守系统的警员，但他的位阶比较高，说话的份量自然重。那头的两名狱警都不吭声了，只剩下小个子咬牙切齿地嘀咕：“我有律师，你等着。”

　　可他的律师后来并没有接受这一次的控告委托。因为第一，现场没有人证，没有人肯为他出庭作证；第二，没有物证，闭路监控的录像在那几分钟的画面里，只有我们这一组人，没有他们。

　　照理说，犯人也是人，美国总是一个处处标榜尊重人权的国家。小个子在没有反抗能力，也并未企图反抗的情况下挨打，至少可以投诉。为了制约狱警虐待囚犯——包括言语和行为虐待——联邦监狱里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不仅提供犯人向监狱长、监狱局、华盛顿司法部和法院的逐级投诉渠道，还有明文规定，保障这些渠道通畅：一、任何人不得阻挠投诉表格的递交流程；二、各级主管必须亲自参与调查；三、不论调查结果如何，情节事由必须归入被投诉狱警的工作档案，作为该员晋级、调薪的参考。

　　不过，所有的“投诉”都是有时限的。小个子当天被直接投入“小号”，关了三个月。与世隔绝的三个月之后，他无辜挨打这件事情，自然而然灰飞烟灭。

　　设在监狱一隅的“小号”特监几乎完全密封，连看守送饭也只是从小窗口递进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狱里的监狱”。监狱方惩罚小犯规行为的方法有很多，关“小号”是最严重，也是最后的一种。至少要经过一次听证会，控方和被告人各自陈述事由，由警方官员作出裁决才能施行。我起先以为，我的学生们总不至于被送进去的。可是，陆天突然好几天没露面，他的同学们告诉我，他被送进了“小号”，因为在例行体检中，他的尿液样品被查出来含有毒品成份。

　　我觉得难以置信。这些学生们过去曾经怎样作奸犯科，我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连续三四年间，每周给他们上四天课的文科教授，我自认为对他们的现状以及当前的心态有相当的了解。我不认为陆天会这么愚蠢，用这么拙劣的手法自寻绝路。而我怎么认为显然无关宏旨，陆天就是被关进去了。

　　一个半月以后，陆天重回课堂。“体检事件”进一步调查的结论很简单：他的尿液样品被人掉了包。至于为什么掉包？从掉包到嫁祸于他的过程怎么可能发生？已超出我能够获知的范围。但是，只要用常识稍微推理一下就不难看到，在一个安保顶级的监狱里，在狱警眼皮底下，由狱方指定的医生给犯人们体检，闭路电视全程监控，要如何完成样品掉包的一系列动作？还要确认检验结果，操控听证过程，把无辜的陆天顺利送进“小号”，仅凭某个或者某几个犯人就能够做到吗？

　　陆天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上的道歉。被关个把月“小号”又如何？被冤枉三两次又如何？警界本是一个庞大的圈子。对于普通百姓，这个圈子或许只有部分优势，对于囚犯，他们拥有的是绝对优势。尿检事件最后的处理，只是监狱方终止了与涉事医生的合同。

　　这个结果让我想起某天社会学系同事告诉我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平头老百姓，即便手上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某一位检查官处理某个嫌犯的态度出于恶意——且不论搜集这些证据有多么困难——这名检察官也不会被追究。这个叫做警界圈内的“职业豁免权”。

　　从警察到检察官，再到法官，一级一级的“执法者”，都是圈内人。他们执行法律，解释法律，也操作法律。

　　尾声

　　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现场的小视频，是我那个立志上法学院的小女儿先看到的，她跑下楼冲进书房来告诉我，跺脚大叫：“愚蠢！执法者应该更懂得守法，永远不能高于法律，更不能高于宪法！又不是中世纪，现代的人连这种常识也不懂吗？”

　　时间的流逝从来没有向我们保证过，这个世界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公平、更公正。当夜，大规模游行示威首先从事发地开始，紧接着泥沙俱下，一片混乱。然后各媒体报道称纽约州和华盛顿特区、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多地的一些警官也加入了示威游行队伍。他们单膝下跪，公开表明自己反对粗暴执法的立场，祈求民众回归理性，停止过激行为，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与此同时，也还有警方强行扣押记者的公开报道；还有骑警冲撞到游行的妇女，再从她身上踏过去的实况；还有警察拉下游行队伍中五六岁孩童的口罩，往那孩子脸上喷胡椒水的视频广为流传……

　　警界圈圈勾连的暴力执法、滥用职权，是美国普通民众累积上百年的深深恐惧，而这个国家并没有一个独立机构来监督他们。他们当中，像卡尔特那样正直的警察不是没有，问题在于他们当中的少数败类知法犯法之后，所谓“职业豁免权”的适用范围，可比我曾经拥有过的那张小卡片大得多了。

　　我的电脑屏幕上，正开着一个视频会议。参会人们的脸大多都固定在一个个小方格里，只有辛迪不时离开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每次返回她自己那个小方格，总是谦然微笑着问大家：“我刚才错过什么了？”

　　没有人责怪她。大家都知道，她的丈夫在四个月前遭遇车祸，导致大脑神经严重受伤。那个名牌大学毕业、供职于顶尖科技公司实验室的高级软件研发设计师，如今记忆力几乎完全丧失，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辛迪的丈夫本来身体强壮，每天骑自行车锻炼。车祸发生时，他骑着自行车在自己家门口附近，被从后面开来的汽车撞得直飞出去。他们夫妇为了讨回公道，刚聘请了律师为这场车祸打官司。而律师和他们自己，对能否胜诉都没有把握，因为处理事故现场的执勤巡警并没有给肇事司机开出违规罚单。那个肇事司机，是现任警察的家属。

　　今年是2020年。到今年，一个拥有150万会员、300名专业律师、上千名义务律师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LibertiesUnion）整整一百岁。自1920年成立以来，这个以反抗警察暴力执法、营私舞弊为己任的民间组织，已经艰苦奋斗了一百年了。(江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