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坐拥的书城》，刘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68.00元

　　这不是一本书话。书话自然也是关于书的书，但其体性，往往是窄仄而软腻的，所谓“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钟叔河《谈书话》）。如果说世间的物事都是法不孤起、无独有偶的话，在以后的世代里，与这本书并传于东西方世界的，也可举出一本，那就是博尔赫斯的《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出于对序言这一文体的的钟爱，博尔赫斯曾将他写过的三十九篇序言结集。

　　在中国固有的文体区类里，序有时也呈现为后记、跋语、评介，这是一类有别于著作正文的“副文本”。这本书的前身，是《用书铺成的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作者将与书事有关的文字汇集在一起，呈现了自己与书籍的种种缘分。十年之间，作者与书有关的序记，不啻翻倍，于是便有了这一增订本《坚守坐拥的书城》。“丛书序言”“著作序跋”“评介导读”“出版文化”“生命印迹”五个板块，则有如书城所推开的五个窗扇。若单是从“物之序”来看，这些序跋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丛书序言”，作为编者来说明编撰的缘起与涵义；第二类是自序，在序言中缕述与运思过程有关的“前因”和“后果”；第三类是像博尔赫斯那样为他人之书写的序跋，在本书中被归为“评介导读”。这些书的作者中，有相知甚深的同辈学人，也有只是神交、未及谋面的晚辈后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文字中，反而更能见出心灵的自由交流。

　　如果说《用书铺成的路》客观上为我们营造了向前后延展的二维平面视角的话，那么《坚守坐拥的书城》呈现的，则是立体的三维空间，形成一种副文本的集合包围之势：书城的砖瓦，体现的是作者的眼光与决断，导引阅读，同时回应读书人的“期待视阈”。与普通意义上的书城不同的是，作者所坚守的书城，不仅仅是在空间意义上，其厚重更是在时间向度上得以显现：“这些厚重的书，能够帮你挡住外面的风，使得无论外边春夏秋冬，反正在四壁之间的方丈中，都保持了恒常而安然的温度”（p535）。

　　苏轼曾有诗曰：“非人磨墨墨磨人。”诚如本书的作者刘东所说，在动手写作序跋后记时，反而能体验到一种特殊的难以名状的安宁，这大约与这一类副文本的收束、结穴功能不无关系。从文体的本位而言，序本来就是论体文的一种；以序跋论学运思，发抒其“互文性”的功用，也可以写成“专门学问的尖端商榷”。无论是一套丛书、一部专著，还是一本译作，其文字经过作者心智的淘洗与脱壳之后，会在序文里留下一枚蝉蜕——序言中述说的本事和缘起，框范着那些书本初的样子。当然，文本之旅就如同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在丛书、专著的书首书尾，是作为一种副文本的存在；一旦作者将其编次于一集之中，则又是不折不扣的正文本了。当然，话说回来，序言自不同于正文本的导言，当我们绎读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时，可能会因为浩荡的导言而生出遥遥无期的烦闷——作者何不把导言别裁成单独一本书呢？实际上，刘东在撰写序跋时也曾有过不止一次的文本跨越——即将付梓的《前期与后期》《我们共通的理性——向着公正的中西竞逐》便都是由序言的初思廓充成了单行的著作。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与博尔赫斯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序言的对话，费拉里评价博尔赫斯是“通过为人写序而发明作家”（《关于序言》），我们也可以接着说，《坚守坐拥的书城》一书则通过写序而“发明”思想。作者曾对学生讲“此生有幸以思想为业”（p138），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恰能在书中追寻一位以思想为业者四十余年间的思考历程。关于思考与书写的细节，都是维系我们阅读这座书城的纽带，我们当能读到，一种苏东坡式的通达与背负，于深重的“不自由”中生出扎根的底气。

　　摆在这座书城最为瞩目位置上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历时三十年，接近两百种，这样一套“没完没了”的丛书，旨在引进“总体的知识领域”。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中，刘东特别拈出“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这一重义谛，而在晚近撰就的《欣赏他们生命中的每个细节》中，作者又对清华国学院的“故事”三致意焉。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都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人，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再回头来反观本土学术文化”，便对故国传统有了并不冷漠的理性与温情，返本开新：“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p45）推而广之地说，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有多么了解西方，其关怀之落地点最后都还是在中国，“一个中国人去论说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件隔靴搔痒的事，所以，如果搔不着别人，却竟万一反过来搔着了自家的一点儿痛处，那也可以勉强算是千虑一得了”。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可以说是作者书城中一道厚重的他山之石，而刘东之所以主持学术翻译从未中辍，有一层很重要的动力是他对学术出版“民间品格”的欣赏（p10）。这套丛书滋润着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心智与运思，“到中国之外去发现中国”。刘东在书中数次提及对中古佛经翻译现场的景慕，在主持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著作的过程中，他也时刻对海外学者“以西格中”的立场保持清醒的警惕，从而特地表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p381）。同时，他也专门撰文，分疏海外汉学“外部研究”与禹域学人“内部研究”的森严界限（《清华国学和域外汉学》）。

　　与之相映相对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在应因中国问题的思考中，确认“中国问题原属于世界难题”，为此，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认为应该艰难地咬穿文化篱笆，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从而真正清醒地在世界的坐标中寻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能读到，作者一方面是诚悫的译介者，一方面也是盛气的批评者。有如此气魄与规模的丛书压阵，我们置身其中的知识人，似乎才得以有思考的支撑点与对话交锋的底气。随着刘东主持的多套丛书的汉译，禹域学人通过对这些翻译著作的研读与挑剔，有了探寻“自家面目”的心气——“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开始苏醒了”。

　　一个学者用书铺成的路，或者由他所搭建起的书城，自然会带有十分明显的个人印迹，这里可以借用中国传统所特有的书写形式“年谱”来进行一种形象的阐释。也就是说，书路与书城，即是用书记录的自订年谱——按编年的形式展开生命的咏叹。在这本书中，作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一直未曾中辍的便是对传统的言说，当然，借用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理论，可以说，作者在一次次讨论“传统是什么”的时候，其所指则是“现实不应是什么”（p79）。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刘东的很多访谈，都有一个宗旨：劝学篇。（p345）他从无书可读的“文革”走过来，一边阅读古书，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一边翻译洋书，跟世界建立起“对话性”。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一千多年，压缩到短短一代人的生命中去完成”。

　　我们的汉文化传统中，有着沁入心灵习性的由来已久的著述传统和阅读传统，而这种传统书香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近于“光秃秃的荒芜”（p334）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于完成“代偿文化功能”的自觉，刘东一手著书，一手译书，接过了“走向未来丛书”那样一种“由学者和出版社通力合作的新型生产方式”（p317）。刘东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工作，有着两重的意义，一层是“遵循学术的内在理路，去追求知识的自身生长”，另一层则是“在维护知识生产严肃性的前提下，恢复理性思考在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威信”，“重新探寻和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使命”（p322）。能够架构这样的书城，与作者坚守学术出版阵地不无关系，作为“出版业中的学术人”，作者经历了教化领先出版到出版领先教化的转变。随着八十年代的远去与知识生产的变迁，作者始终不曾放弃当初白手起家攻下的阵地，甚至在这个阵地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阅读路径：发现好书，推荐给出版家，形成阅读风气，开辟出新的学术方向，从而可以在课堂上为此设计一种课程，集中学生来研读讨论，“从这种图书到那种图书，从这种阅读到那种阅读”。作者自道，这是“熬成传统”。在汉语的语境中，足够长的时间加上足够坚韧的耐力才能称其为“熬”，在苦熬之中，阅读传统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默默延续，对于教育界和出版界而言，至为珍贵的“读书种子”在这样的平衡合作中得到滋养。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曾说：“他年金匮如收采，来叩空山夜雨门。”书房中的写作，未必自动地具备合法性，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则需要去追问，写作者究竟写出了什么。如书中自述，刘东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对刘东而言，他并未把坐拥书城看作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他的写书、评书、译书、编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和学理，“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p327）。作者所坚守的这座书城，从源头的思想产生到末端的书籍生产，这里蕴藏着作者一直以来的期待，这些慢慢成长起来的知识的苗圃，能够逐渐改铸文化，凝聚共识，“恢复理性思考在社会生活中的威信，探寻和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使命”。他不反感理论，但更看重心智，正所谓“在史家思接千载的博大襟抱中，自会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在”。

　　作者由美学而至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又转向国学，颇有廖平“六译”之风，而宗旨所向，则是孜孜探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与之因应的，《坚守坐拥的书城》中涉及到的内容，从国学到汉学，从历史到哲学，从美学到政治学，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工在此失去了界限，这样的于书无所不包，而又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的阅读和反思中，去步步为营、渐入佳境地打开自己的心智”，正是“古之学者为己”在现代社会的坚守。作为现代学术环境下的传统儒者，作者未曾，或者说是有意识地不受“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分工的割裂。这样“未被决定”的命运实际是作者的主动选择：“从一开始想要征服的就并非任何外在的东西，而只是自我精神世界的界限。”这样选择的深层内因，我们可以在作者的另一本独出机杼的著作《天边有一块乌云》中找到印证，正是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不确定性和人生的无常，才要把目光转到现世，赋予这一段终有大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这个无限的意义可以被认识也可以被言说，从而也可以被选择与追求。无论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在对人的本质界定中，儒学与存在主义，对我们的规诫竟然是相通的。作者在这“不被决定”的践行中，坚守的是一位学者自觉的本分，也是从内心里所认定的“福分”。（侯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