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钱，除纸币外，金币、银币、铜钱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但有一种大家今天不太愿意摸的金属，古代也常用来铸钱，它就是铅。

　　五代十国时期，多个地方政权都曾采用铅、铁等贱金属铸钱。以今广州为中心建立政权的南汉国，就曾经采用材料铅来铸钱。当时铸造的“乾亨重宝”铅钱，几十年来在广州等地大量出土，证实了它使用数量的巨大。而在位于西湖路流水井29号的岭南金融博物馆的18000多件（套）藏品中，我们还能看到一种用来铸铅钱的原料——南汉“官”字款铅锭。

　　铸量最大的铅钱——“乾亨重宝”

　　南汉是继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

　　据悉，南汉国由于冶矿业有较大规模，冶炼技术也有较大进步，冶铸的金属有铁、铜、铅等，这也是岭南大规模造币的时期。南汉的主要钱币分铜制和铅制两种，“官”字款铅锭即为铸造“乾亨重宝”的原料。目前馆内收藏有类似的铅锭数件，其中一件背后刻着“春州”二字。春州即今广东阳春市，是南汉时期铅矿开采冶炼、铸造“乾亨重宝”的主要产地之一。

　　“乾亨重宝”铅钱是南汉国时期最为流行、数量最多的钱币。如1953年~1957年，在广州市及近郊的孖鱼冈、黄花岗、桂花岗及西村公路等发现窖藏的“乾亨重宝”铅钱600多公斤，1981年在广州黄华路基建工地出土窖藏的“乾亨重宝”铅钱四五百斤；在1999年~2000年的广州光孝寺、2004年的麓湖路工地、2004年~2008年原广州儿童公园等的发掘中，都发现不少“乾亨重宝”铅钱。此外，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印坦沉船”上，2007年在阳江发现的“南海一号”上，都发现有“乾亨重宝”铅钱。

　　有广州文博考古学者指出，1949年后，在广州市区及近郊陆续出土数量巨大的“乾亨重宝”都是铅钱，尚未发现铜钱，这或与南汉实行“城以内行乾亨铅钱，城以外行乾亨铜钱，犯禁者罪至死。凡百官俸禄给铜钱者，多出自于上恩焉”有关。但目前发现大量“乾亨重宝”铅钱的地方在南汉时已属城外，这与文献记载明显不符。此外，南宋古钱收藏家、江西饶州（五代十国时先后属吴越和南唐境地）人洪遵在《泉志》里说自己费了很大周折才收集到两枚“乾亨重宝”铅钱，而“乾亨重宝”铜钱则“所存至多”。因此，有学者推测所谓内、外并不是指广州城内外，而应是对南汉国而言。或许南汉国内主要的流通货币是“乾亨重宝”铅钱，南汉国与中原和南方其他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才主要用铜钱。

　　以铅铸钱 因经济动荡和“铜荒”

　　南汉使用铅钱作为主体流通货币持续时间之长，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当时铅钱“十当一铜”，就是与铜钱的汇率是10：1，铜贵铅贱。而南汉之所以选择用铅来铸币，综合研究者的说法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沿袭唐末的铸币成分，唐末为了防止“剪凿”等行为对钱币的损伤，铅的含量上升，南汉承之，在“乾亨重宝”之前，还在唐静海节度使任上的刘隐就铸过铅制“开元通宝”和铅制五铢钱；二是五代十国是“乱世”，经济受影响很大，为了降低铸造成本，使用铅代替铜；三是由铜荒而钱荒，两广地区铜矿稀缺，加上大量的铜用来修建宫殿，制造日用品，化钱为器的情况越来越多，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也需要较大数量的铜钱作为支撑，都进一步强化了民间惜用、囤积铜钱之风，单向流通，恶性循环；四是以贱价的铅钱置换铜钱，也是南汉宫廷“搜刮民财，以供享奉”的一种做法。

　　概而言之，铅锭、铅钱说明南汉国经济状况并不是非常良好。

　　以贱金属铸钱并非南汉才有。有研究者指出：“五季之世，钱制大坏，滥铸大钱而外，铅、铁、锡、鑞（铅锡合金），一切低金属货币靡所不备，刘仁恭（唐末卢龙节度使，曾自立刘氏燕国并称帝）至于墐泥为钱（即以黏土烧制为钱），异想天开，千古奇闻。”

　　但如学者王贵忱所说，南汉的铅钱在广东货币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支付作用，“这本身就值得研究”。因为在六朝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可见当时岭南地区货币经济不很发达。再就全国而言，“用铅作币材的官铸币乾亨重宝，铸造数量之多和使用时间之长，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铅钱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应该作进一步探讨的”。

　　铅锌在古代制钱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南汉的铅钱对毗邻的今越南地区也产生了影响。据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越南历史货币》一书载：“在公元917年到公元971年，安南主要受南汉政权的控制，这一时期，在安南流通的钱币中又增添了中国五代十国政权南汉的‘乾亨重宝’，乾亨重宝，南汉于公元917年始铸，有铜铅两种，在安南流通的是铅钱。”

　　越南仿制的铅钱文字也采用了中国汉字及“通宝”“元宝”等铭文称谓，制形也是方孔圆形。但中国的铅钱以铅为主料，而越南的铅钱中锌含量更高。在1745年左右，统治者公开宣布铸造锌钱(当时称为白铅钱) “天明通宝”，并诏令民间流通，在越南货币史上尚属首次。

　　实际上即使不考虑铅钱，铅锌在古代制钱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清代铅锌统称为铅，铜钱铸造中比例最高达到48%左右，与铜的含量不相上下。最为重要的铅锌材料来源地是贵州，因此形成了一条“黔铅京运”之路。据一些学者统计，黔铅京运年均占黔铅年均外销量的65.8%。

　　黔铅京运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始至咸丰三年（1835年）中断，平均年运黑白铅450万斤以上，自黔西北大定府经四川永宁、重庆、湖北汉口、江苏仪征、直隶天津至京师，途经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九省，水陆行程万余里。铅这种很早就被人类认识的金属，在繁荣人们的商品经济上，确实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