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传奇》，卞毓麟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68.00元

　　诗人尹东柱曾有“要以赞美星星的心，去爱正在死去的一切”的句子，我在读到它们时想起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的一段趣闻：英国诗人坎贝尔有一次与威廉·赫歇耳交谈后对后者的诗意颇感意外，因为就在那次会面时，赫歇耳说到许多遥远的星星其实可能在几百万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当人们仰望星空时，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实况，天空中充满了幽灵，“星星已经没有了，但光却仍在行进着”。一些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感受，诗人和天文学家用他们各自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件事告诉我们，天文学家和诗人在某些时候可能只有一步之遥；这件事还告诉我们，当望向星空时，天文学家想到的可能不只有数字公式以及银河系的结构与尺度，他们想到的可能远比天文学多得多，因为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的真实的人，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我在读《追星传奇》的时候想起这些诗意的人们，因为这本书记述的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像我们一样真实而有热情地生活，但可能与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更加长久专注于一件事——“追星”。而作者卞毓麟先生也是这样一位追星人，专注“追星”数十年，于是就有了多年前的《追星》和今天的《追星传奇》。

　　卞先生是我相熟二十余年的前辈，有着我心目中好长辈的所有特质，认真温厚有趣有童心。文如其人。回望天文学发展至今的过往，卞先生的讲述平和而不失趣味。不过，与其他基于科学史的科普书不同，《追星传奇》中并不只有“史”，或者说在作者关于历史的追溯中更将其叙事线索一路延伸到了距离我们不远的昨天甚至此刻；而那些以往只活在历史记录中的人们也因此变得更加生动。

　　比如海王星的发现是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验证之一。来自英国的亚当斯和来自法国的勒威耶一前一后各自独立算出了未知行星的轨道，但英国的两位天文台长却因漫不经心而与成功失之交臂；而勒威耶的计算虽然比亚当斯晚了几个月，但他幸运地投书给了靠谱的人：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既有合适的星图，又有发现的热情，他用望远镜证明了勒威耶的计算，也使发现新行星的荣誉最终花落法兰西。此事过后，英国人一度提议由亚当斯和勒威耶分享这份荣誉，但这个提议在巴黎不只遭到冷遇，法国的漫画家还灵光闪现地画了漫画。作为科学史教师，我也在自己的课堂上很多次讲到这段往事，不过每一次的讲述都结束于法国人的漫画。那是天体力学崛起的年代，有太多发现都还来不及讲，而我也的确从未想过要更进一步去探寻这个重要发现背后的鲜活人物。因此，当我在《追星传奇》中读到更多关于人物的细节时，很自然就被吸引了。

　　“亚当斯181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很谦虚，从不参与两国科学家围绕着自己的争论”，当女王要为在新行星研究上的贡献而授予他爵位时，他婉言谢绝说：“这是科学巨人牛顿曾经获得的荣誉，我与牛顿是无法相比的。”“勒威耶1811年出生于一名小公务员之家，父亲变卖了房屋让他上学。勒威耶起初从事化学实验工作，但事实一再证明，他是一名真正优秀的天文学家……他和亚当斯在共同的事业中各自做出了贡献，后来成了好朋友”。关于亚当斯和勒威耶，不过几十个字便勾勒出两位天文学家的成长，他们的温润与谦和也跃然纸上，而这个原本很有些竞争意味的故事则因此变为一段佳话。

　　尽管亚当斯并不计较，历史却不肯辜负这位曾付出心力与智慧的天文学家。1998年10月，一份能够证明亚当斯的确将其有关海王星的计算寄送给皇家天文学家艾里的文件——亚当斯于1846年留在艾里信箱里的短笺（给出了新行星的轨道根数）——在智利天文研究所被找到。至此，这个关于海王星之发现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更完美的结局。

　　追踪事件的后续，不断更新进展，这是此书尤其突出的特点。比如阿雷西博望远镜，熟悉现代天文学的人大概对它的名字都不会陌生，比如它装在山谷里，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有赖它才得以完成，它还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固定式射电望远镜。但读此书时我忽然意识到，上述所有我对阿雷西博的认识几乎都停留在至少十年甚至二十年前，而在《追星传奇》中，有关它的故事并未止步于此。阿雷西博在此后十数年间获得的发现以及历经的“风雨”书中都有讲述，而在此书出版半年前的阿雷西博“退役”的消息也得到及时更新。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来说，这些后续追踪的文字如同一封遥远朋友的来信，不但连接起过去与此刻，也让我重新记起旧日那些关于星星的美好梦想。

　　阿雷西博作为世界最大固定式射电望远镜的地位于2016年被“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所取代。作者在此书中不仅讲述了“中国天眼”的建造及其原理，而且天眼背后的人物自然是故事的主角。不过，作为南仁东的昔日同事，卞先生讲述的故事自然与其他报道有许多不同。那些关于他所认识的南仁东以及与南仁东共同工作经历的追忆温暖亲切，也因此拉近了读者与科学家的距离。（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