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您在中戏读书，“名著选读”是作为必修的内容。能否谈谈这里包括了哪些名著？当时的老师对于阅读这些名著有没有指导？

　　铁扬：必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为考试记分，一种为考察，只记及格。授课形式一是导师讲授，如莎士比亚，由孙家琇先生讲授。孙先生是中国当时“莎学”界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还有张君川先生也是莎学的著名学者。记得在张先生的授课内容中还包括了希腊悲剧乃至意大利喜剧家哥尔多尼的作品，至于中国元曲及晚清戏曲的盛行，由著名戏曲理论大家周贻白先生授课。周先生是完整戏曲史著作的国内第一人。另一位是日本的青木正儿。除几位先生个人的授课外，学校还会安排大量的中外名著让你阅读。阅读书目如俄国的、德国的、英国的和中国的。由任课老师为你开出大量书目，限期读完。随时抽查提问。其间还约请过著名作家、理论家如曹禺、田汉作讲座，还有解放区的作家沙新、石丁先生及一些年轻任课教师指导阅读。

　　从俄罗斯的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到苏联时期的高尔基和肖洛霍夫……您都喜欢吗？是否也有读不进去的名著？

　　铁扬：阅读俄罗斯（到苏联）作家的作品，当然是最大的阅读量。但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莫泊桑、狄更斯也在“选读课”内。当然，阅读这些作品，并不是都喜欢，有些属于理性认识，如果戈理等。如你所知，最有兴趣的还是契诃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莫泊桑，他们的某些篇目留给我的印象是终生的。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有读不进去的时候，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但我不会放弃。从另一个角度如从历史背景去再认识，哪怕是理性的，因为不了解作家所处时代，就不可能读懂其作品。读其他作家也同样。放弃的也有。我体会，读书有三种形式，面对大量的读物，只有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一是研究，二是读，三是翻。

　　今天的中学生也有课外阅读的书目，这些书目褒贬不一，很想请教您的观点？

　　铁扬：目前在我所处的大学，这现象也不奇怪。我觉得一些学子们对名著连褒贬都谈不到，因为褒和贬要了解在先。我做过实验，在讲座中提问，大多学生都知道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的“人物”，一小部分学生知道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但他们认为吴承恩是宋代人。如果再问贾政是哪部书里的人物，却无人举手。

　　如果再让在座的学子对巴尔扎克、狄更斯有兴趣，怎么可能。怎么对待目前这种“贫读”现象，是摆在目前我国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吧。从教授的角度只能从某个作品的细节使他们对全部著作感兴趣，就像对幼儿园小朋友讲故事一般。这是目前我唯一可行的做法。比如我说《聊斋》中有个道士，当众把一个梨核中的种子种在地下，瞬间长成一棵树，瞬间又开花结果，长成果实；有个变成人的狐狸，能和一个人同骑一根竹竿飞上天……这样或许才能引导他们去了解《聊斋》，对契诃夫的《万卡》我讲过无数次，目前只能用这一办法激发出同学们的读书兴趣。但我自觉收效甚微。目前我们所提倡的美育教育或许也能使年轻学子重视文化积淀，使自己重视起读书是文化积淀的一种重要形式。

　　读关汉卿、孔尚任也是中戏的必修课，蒲松龄和罗贯中是您久读不厌的。能否具体谈谈原因？为什么对蒲松龄和罗贯中情有独钟？

　　铁扬：我作为一位在中戏读书的学子，对莎士比亚、布莱希特乃至哥尔多尼，包括俄罗斯那些大师们，或许是以“研究”的眼光对待。中国的关汉卿、孔尚任是中国的“戏圣”，也是在自己注重“研究”之中。当然我还不是一位戏剧史家和演剧理论家。而对于蒲松龄，我喜欢他基于两点，一是他能把狐狸和鬼写成中国的狐狸和鬼。那些善良的、狡猾的、有心眼（儿）的和缺心眼（儿）的特点，都是中国式的。一个鬼和狐狸的世界，能和人类社会共同自然生存。二是，我常常提到优秀的文学作品大约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选题严，一是开掘深。我在做讲座时每次都讲到《种梨》这篇只有几百个字的小故事。蒲松龄在这篇作品中的选题和开掘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典范。

　　至于罗贯中，从他讲述的三国故事中能看见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是由中国人的性格形成的。刘、关、张的桃园结盟：不是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关公的“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诸葛亮能把周瑜气死。黄盖作为东吴老臣甘愿挨周瑜的打……都是在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中国式的故事。其次我赞成罗贯中的逻辑性。逻辑性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基础。《三国演义》中的逻辑合理是作品耐看、传世、久读不厌的重要特点。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尤其赤壁之战，就能发现罗贯中的逻辑的严密。

　　您曾买过《契诃夫论文学》——从契诃夫那里受到怎样的影响？

　　铁扬：我买《契诃夫论文学》是在1960年，我大学毕业那年。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的新书。书价2块1角5分，厚厚的一本。在学校期间那么“迷”契诃夫，刚看到这本厚厚的400多页的新书，如获至宝。书中大半是契诃夫的书信和日记。我喜欢契诃夫当然不是从这本书开始。但是这本书里的只言片语都属于契诃夫的艺术主张。我曾在书中画过不少“红线”。认为是警句。每当在我拿起一支属于文学的笔时，某些警句就会在耳边响起：“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他们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

　　当然契诃夫给予我的不仅这些，他的伟大在于他对于俄国的责任感，在幽默中的严峻。让您感到了不起的是哪本书？有什么书值得您一读再读吗？

　　铁扬：《诗经》，虽然我对它的了解是只言片语。一读再读的书，还是契诃夫和其它一些精致的中短篇，如《看不见的收藏》（茨维格）、《羊脂球》（莫泊桑）、《珍贵的尘土》（帕乌斯托夫斯基）、《上尉的女儿》（普希金）、《少年鼓手的命运》（盖达尔）、《哈泽穆拉特》（托尔斯泰）。

　　您的枕边书是什么？您喜欢怎样的枕边书？

　　铁扬：很难举出一本我翻来覆去读的书，多是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传记，如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欧文·斯通《梵高传》、柴可夫斯基《我的音乐生活》、罗曼·罗兰《米开朗基罗传》。还有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村上春树的散文。

　　如果有可能，您最希望和哪位艺术家或作家对话？

　　铁扬：还是契诃夫和蒲松龄吧。我想和他们谈的是：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你们在构思某篇故事时，就自认为它们已经是文学了吗？平凡和庸俗的区别在哪里，你们是怎么摒弃庸俗的？

　　能否回忆下您的童年阅读？有特别喜欢的人物或主角吗？

　　铁扬：童年的读书接触的是一些通俗的少年读物。对于书中那些“模范”人物只是理性地崇拜，谈不上多么喜欢。如“曹冲称象”“李密挂角”“司马光砸缸”……但对于“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者，我不赞成那样的虐待。

　　您小时候最珍爱的书是哪一本？女儿小时候，您会引导她们阅读吗？

　　铁扬：读小学时，有一本当时民国教育部编的《实用国文》，虽然谈不上多么珍贵，但我喜欢它那半文言的文体，课文巧妙地把文言文和白话文编织在一起，文字简洁、文法严谨，应该是我对文言体的启蒙。文中间有自然科学乃至地理、历史等。《三国演义》也是家庭教育必读书目，其中某些章节要通篇背诵成为家传。如“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一章，我家几代人都要通篇背诵。

　　引导儿女读书是每个家庭做父母的主张吧。

　　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有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书吗？

　　铁扬：我是位画家，大部头的文学全集都是别人赠送的吧，自己购得的藏书都是自己喜欢的，读起来不费力气的。当然我是位画家，收藏的画册倒不在少数，画册里往往有画家的自述文字，有的也写得非常漂亮。你提到的让人大吃一惊的书，我有一部线装无删节的，有插图的《金瓶梅》，或许能让人“大吃一惊”？

　　对您来说，创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铁扬：可以忘记眼前的琐碎去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铁扬：我见过的作家不少，但他（她）们大多不是来和我做交流的。我是位画家，寒暄一下而已，印象也谈不上深刻。和孙犁先生只匆匆一面，却给我留下了印象。当时我去天津看望一位抗战时常住我家的区长李立。他后来是《天津日报》的负责人之一。他和孙犁住同院，同住在天津马场道一座高大的老房子里（一人一半吧）。我走进院中，就见孙犁先生站在廊下，正面向高处仰望，显然在思索着什么。我拘束地向前问道：“是孙犁先生吗？”他问我：“你找我吗？你是……”他打量着我问。我告诉他，我是来看望李立同志的。他拍打拍打自己，像要拍掉身上的尘土（已是初冬，他穿一身旧的深色棉裤、棉袄），向着房子的另一边喊：“李立，有人看你。”李立从房子的另一端走出来，认出我，对孙犁说，我是当年他领导下的儿童团长，赵县人。大约是儿童团长和赵县拉近了我和孙犁先生的距离。他提高嗓门操着浓重的乡音说：“抗战时，赵县属六分区，和深县交界。我差点去了六分区，说不定也要去赵县。”孙犁先生说着直视着我，眼中带着无比的惊喜。又朝着自己的棉衣拍打几下。

　　我没有再和孙犁先生做过多交流，只想着我刚读过他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大概只有像孙犁先生这样的作家，站在廊下拍打着自己身上的尘土（或许身上并没有什么尘土）的作家，才能写出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且耐读的书吧。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铁扬：《伊索寓言》或（《克雷洛夫寓言》）《金蔷薇》《中国现代史》。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铁扬：伊索、沈从文、村上春树、孙犁、汪曾祺、胡赛尼、法布尔、契诃夫、莫泊桑、蒲松龄。其中伊索是位重要客人，因为他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

　　其中没有当代作家，当代作家在另一次邀请之中，因为当代作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的餐桌只能容纳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