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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对文学的期待,不能像收庄稼似的

来源:北京青年报2022-08-10 10:17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评论家,孟繁华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即引起关注。自9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众神狂欢》《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等主要著作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坛。

  一直以来,孟繁华以朴素的评论之笔,开掘当代写作的更多可能,他的不少文章令众多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

  前不久,在《草原》举办的生态文学论坛上,孟繁华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聊了聊关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那些事儿,并回忆了过往求学、读书的人生经历。

    不再写诗,认认真真读书写文章

    北青报:您1951年出生在吉林,在那个年代,最初是如何开始从事文学批评的?

    孟繁华:我的祖籍在山东。爷爷那一代人闯关东走到了吉林敦化市。爷爷一生坎坷,一辈子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非常卑微、非常耻辱地活着。他去世后第二年才被平反。我是林业工人子弟,父亲是一个普通的林业工人。1968年我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了。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报了三个中文系,结果被录取到了东北师大历史系。后来转系转到中文系。过去我很想搞创作,写诗。系主任却告诉我,中文系不是培养诗人和作家的,是培养学者的。听了老师的教诲,我就不再写诗,认认真真读书写文章。学术研究,走进去之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开始发表了文章,周围同学都很羡慕、惊奇。那个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写了很多,心里飘飘忽忽。但确实逐渐对文学评论产生了兴趣。

    北青报: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还是有不小跨度的。

    孟繁华:我被录取到东北师大历史系,亚述学的创立者林志纯先生就是这个系的教授,他在学界人人皆知。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67岁了,上课没有教案,也没教材,举着个粉笔就开讲。但林先生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我一句听不懂,听亚述学就跟听天书似的。我中学学了几天俄语,到历史系是学英语,那时一个英文字母我都不认识,老师就在课间休息时教我认字母。对我来说,专业课困难、外语也困难,那段时间完全是创伤记忆,打击非常大。

    于是我去找教务处,那个时候学校特别负责任,教务处处长劝我说历史系是教育部的重点科系,想考上都不容易,你怎么还要转呢?我说我听不懂,他说听不懂就对了,来大学就是学习的。我又坚持了一个月,还是听不懂,我又去找他,“老师,你要不给我转系,我准备退学了”。他很惊讶,“都到这种程度了,坐下我们聊一聊”。他问我热爱中文为什么报了历史系?我说我报的北大中文系、吉大中文系、东北师大中文系,可能是我的考分较高,就分到了历史系。可是学校没有转系的先例,我垂头丧气地走了。我感到非常绝望,就拿着曾经发表的诗歌和文章找到中文系主任冯先生,他也认为历史系比中文系还有影响,我说,“老师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我听不懂,不能转那我就退学了”。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说得很决绝。一个星期以后,学校通知我转到了中文系。

    转到中文系,又改成学日语,我还是一个字也不会。老师又在课间教我平假名、片假名。不过到中文系就踏实了,中文系的课程对我来说不是难题。等到期末考试,我们年级二百多人,日语我考了第一,满分。任课教师非常惊讶,经常讲我这个例子。东北师大有一大批老教授,学术氛围非常好,图书馆藏书也很丰富,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变化。

    北青报:您刚才说到1968年下乡,那十年的插队经历对您来说有哪些深刻记忆?

    孟繁华:回过头来看插队经历,和当时的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一旦进入叙事,就有很多虚构成分。现在回想起来,刚刚下乡的时候我们兴高采烈,觉得自由了。那时候的农业生产就是前现代的锄头、镰刀、牛车、马车,刚到乡下我们认真向农民学习生产劳动,非常辛苦但很虔诚,大家几乎都是全勤。

    过了一年之后心态就发生变化了,觉得前途非常渺茫,大家几乎同时在一个早上消沉了,平时交流说话明显少了。特别是两年以后开始陆续招工、参军,每次我都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每个同学离开,其他同学都非常难过。离开的同学虽然很高兴,但心情也复杂。

    几年之后,我们集体去了林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林场的生产劳动更艰苦,长白山冬天的极端温度能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但是心里总升起一些希望性的东西,比如身份变成了林场工人。其间我曾被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但因为家庭出身去不了。那一段对我来说是人生比较艰难的时刻。

    写一本书三个月,一篇文章写三年

    北青报:您后来进入北大学习,也是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吧,有哪些难忘的人和事?

    孟繁华:1982年我毕业时,系里曾动员我留校,但我内心潜在的理想还是去北京。我后来检讨,虽然1982到1984年我也发了很多文章,接触到很多景仰已久的比如谢冕、洪子诚等学术前辈,以及李陀、郑万隆、陈建功、贾平凹、路遥、张抗抗等知名作家,但那时我还是在专业的外围写文章,不能进入文学讨论的核心话题。严格意义上说,80年代在整个文学场,我是个围观者,还不能称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1989年我到北大中文系做了两年高级访问学者后,考取了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这三年对我人生的改变非常明显,我理解了学术和批评是什么,也逐渐融入到核心话语的讨论中来。

    当时谢先生以“北大批评家周末”的方式来组织他的教学,除了博士生,访问学者、外校教师等来参加的人非常多,大家就专业的报告展开讨论。这个学术沙龙从1989年开始一直坚持了十年,我毕业后到社科院工作还经常去参加活动。

    北大和谢先生这种完全开放性的教学方式,让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交融碰撞,同学之间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所有参加“批评家周末”的人心无旁骛,一心向学。它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这些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北青报:您成名在90年代,包括获得鲁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是有怎样的机缘呢?

    孟繁华:1995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去了社科院文学理论研究室,后来又调到当代室。可以说我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社科院时完成的。当时所里面有一批非常好的理论家,蔡仪先生是第一任室主任,还有王春元、钱中文、杜书瀛、何西来、毛崇杰等先生,他们的学术成果、治学态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当时还有像汪晖、陈晓明、蒋寅、李洁非、靳大成等很多很好的学术朋友,大家见面基本都是在谈读书。所里经常有来自世界或全国各地优秀学者讲学,这种学术环境是别的地方所不能够拥有的。在国家核心的研究机构工作,那种精神状态、自我期许是不一样的。

    我在学术上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文学史,一个是当下文学批评。当下批评也包括当下文化,比如《众神的狂欢》那本书大众影响比较大,国内有三个版本,今日中国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被翻译了英文、法文、日文、韩国文、越南文等。其实这本书我三个月就写完了。我更花工夫的还是文学史,包括学术史。比如当时我参与做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我写的第三篇,在社科院图书馆、教育部档案室查资料,花了三年多时间。

    北青报:现在不少学者、作家都在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如有“文学黄金十年”的提法,您是如何回望的?

    孟繁华: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顾和检讨,我现在觉得学者和作家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更怀念的是80年代的文学环境和气氛,以及为一个观念或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诚恳和坦率,而不是说那个时代是无可挑剔的,这种想象是不切实际的。80年代最迷人的不是说文学的读者多,文学多么重要,而是说80年代有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学环境,大家对文学怀有一种信念。

    上世纪90年代、具体地说是1993年,上海学者发起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于厘清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主要问题和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创作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陕军东征”为表征的文学。

    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或乐观情绪,后来逐渐开始沉淀,对研究的学术性的强调开始逐步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这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非常热的文化热点出现,比如陈寅恪、吴宓、王小波、顾准等人物被津津乐道,出了很多书籍。这些“热”的背后隐含着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诉求。这就是,他们才是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的道路。这当然也是一种幻觉,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都是自由的。

    真正的文学批评,需要与“高端”对话

    北青报:具体到文学批评,您有哪些比较深刻的体会,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

    孟繁华:关于批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比较诚恳,作家的承受力也比较正常。那时候有的作家面对很严厉的批评,会很苦恼、很痛苦,但不会因为文学批评而产生个人之间的恩怨。

    后来,我觉得文学批评有两个现象是不正常的,一是文学批评变成文学表扬,大家都是在表扬;还有一种是恶意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我们都经历过。这两种现象对我们批评的伤害非常大,特别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强。

    现在非常学术化地去批评一个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几乎没有。我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公开说哪个作家哪个作品有点问题的话,那个作家不是说痛苦,可能会是一种愤懑,一种极端的不快,这个文学环境太不正常了。要是没有善意的批评或者实事求是的批评,那文学批评的存在还有价值吗?

    北青报:批评家与作家似乎有着天然共生的关系,您评判作品时遇到人情稿怎么办?

    孟繁华:你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个人就在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的环境里面,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影响。确实有一些过去的老朋友,还有杂志社、出版社,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都认真地扶持过我,现在人家说有个作品让你给看一看,写篇文章,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评价作品的时候就不那么客观,好话说得会更多。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当下文学?

    孟繁华:评价任何时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个尺度,是看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比如现代文学我们有了鲁迅,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国家的高端成就。对文学的期待,不要像对经济的期待那样:每年的GDP要不断攀升。文学不能一年一年地看,像收庄稼似的。看任何一个时代的东西,一定要看到高端成就,就像我们看法国要看雨果,看英国要看莎士比亚,看美国要看海明威,看日本要看川端康成,看俄国要看托尔斯泰……这些文学的高峰都是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标识。

    实事求是地说,基数更大作品是消费性的东西,和处理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是两回事情,它不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成绩。高端的东西,我们要跟他展开对话,和余华、刘震云、刘恒、铁凝、苏童、欧阳江河、西川……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大众文学,跟高端成就展开对话,才能真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文学和文化成果构成关系,形成真正的文学批评。

    北青报:近几年,出现不少新的写作文体,比如近来大热的生态文学、自然写作,对此您怎么看?

    孟繁华:文学艺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新的概念、新的形式,在固有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文体不能满足文学创作要求时,有些刊物、批评家、作家就会提出一些新的概念。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概念和一种文体的提出,要靠它的创作实践来证明、来验证。像非虚构写作到现在大概有十多年,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一个文体。

    自然写作一直存在。从《诗经》的《关雎》《蒹葭》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存在。现在重新提出,是更多人看到了现代性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或者说,“现代”的实现是以自然作为代价换取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灾害频仍,提倡者意识到自然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文学能做的就是提倡自然写作。我觉得现在的自然写作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理论阐释还嫌薄弱。原因是与自然写作相关的文化理念、文学观念还没有搞清楚。其实,这个理念的本质,还是要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现在是模糊的,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待于创作实践去证明。

    还有,我觉得要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自然写作,不要抵触,也不要盲目鼓励。视野再扩大一点,比如历史上有没有这种东西,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创作实践是什么样的?当我们把这些搞清楚之后,会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的自然文学、自然写作的样态。要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经验,肯定会讲出独特的关于自然写作的故事。

    做一个正直的学者,一个尽量不讲假话的人

    北青报:您说话知识含量丰富,还特别幽默,日常生活中也如是?

    孟繁华:我喜欢开玩笑。一个做文学的人也弄得正襟危坐,实在不喜欢。当然,这也是一种自娱自乐吧。到了一定年龄,各种事务使时间变得非常零碎。我是很无趣的人,打牌下棋都不会。偶尔和朋友一起喝喝酒就算业余生活了,其他的时间基本是在读书写作。阅读积累非常重要,比如上课讲到哪个作品,写过读过的,几十年我都不会忘记。

    做学术,假如不了解新的理论,就不可能获得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所以读书对我来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21世纪前十年,我可能算是一个重要的批评家,2010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逐渐在淡化,这是客观事实。可能是性格原因吧,我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向年轻人汲取新的观念和思想,但也不是跟着年轻人跑。一面向着未来,一面向着过去,既瞻前又顾后才不至于和这个时代离得太遥远。

    北青报:进入耳顺之年,您会怎么看待生命,比如疾病、生死。

    孟繁华:没有刻意考虑过这个。我曾经得过严重的疾病,得知时有那么三五分钟是极度绝望的。但是很快就镇定了。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3月做的手术,那天我特别轻松。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还开玩笑,说总得有一个仪式吧,就这么给推进去,很不严肃嘛。手术下来,我太太说医生说非常成功。我还跟她开玩笑,我说医生都这么说:下来的,说非常成功;下不来的,说我们尽力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东西可能是命定的,未知的东西,神秘的事物,但不要用无知的方式去对待它。具体到对自我的要求,就是生活里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直的学者,做一个尽量不讲假话的人。(文/记者李喆 供图/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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