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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记》:刘跃进笔下的师生情

来源:北京晚报2022-08-10 10:17

  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的回忆性散文集《从师记》记述的是一位七七级大学生在时代浪潮中勤奋读书、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特殊时期的文学梦想,黄湖农场的“干校”生活,1977年12月的高考经历,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求学与工作岁月,在作者笔下一一展开,感情充沛,引发读者深深的共鸣;追忆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隐儒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彰扬俞平伯、王伯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定格了几代学人的渊博与风雅,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感念之情。

《从师记》 刘跃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篇文章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尹玉珊所写,她是刘跃进的学生,学生写老师如何写老师,温情感人。读者可以感受到代代师生之间,传承不息。

  将近22万字的《从师记》,书本不甚厚,内容却很厚重。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与文学两个方面。出版社与学术界多看重前者,因为写作者以及写作对象皆为著名学者,本书之作,为有心问学的读者指引一条“大时代下的问学之路”。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可以触摸的学术境界,一种可以贯通的学术精神”,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拓宽学术的影响力。

  《从师记》的文学价值固然离不开学术,却又在文章学上,站出了自己的独立姿态。《从师记》一方面汇入了学者散文的历史长河,成为具有“真实、细致、耐读、内敛”的学者散文的代表之一;同时,因为《从师记》的大多篇章皆以人物为中心,开创了学者散文的“纪传体”模式,从而成为“非虚构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收获也有两个:首先,个人学术新路的开创。这一点我想细致地谈一谈,因此放在后面再说。先说说第二点,即文学写作对于文化学者、生活实践与人生思考的宣导作用。这些实践与思考或许基于学术思想的积淀,或许与学术无直接关系,但都无法及时、全面地呈现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之中。它们既然在学者的精神世界里孕育,必然需要一个载体转世,学者的文学创作也就应需而生了。

  “不务正业”的文学写作

  学界对于学者的文学写作,似乎不很认同,常被当成游戏,甚至被看作“不务正业”。就像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后记》中所说的,似乎只有抛弃了“作家梦”之后,才能真正做好“学者梦”,当然这是老师早年的感受。即使,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学者与作家的合体,学者的文学写作都很难被看好。所以,作家与学者变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读《从师记》之前,鱼和熊掌的矛盾一直在折磨着我。读完之后,我心里的矛盾涣然冰释。刘跃进是我的老师,虽然我的写作远不如老师的“硬核”,无论是与学术问题还是学术之人的关系都不那么切近,但它们的确为我的部分抽象情思赋形,支撑了我精神世界的一只角。假如说,学术研究是“读书得间”的成绩,那么文学写作也算是“学术得间”的成绩。

  我想要详细谈的问题是,我读《从师记》所体悟到的,老师在大时代下,对学术新路的开创精神。老师对学术新路的开创精神,仅从“跃进”到“缓之”的更名,我以为即可见其一斑。“跃进”是时代意志的体现,虽然是借助师长所赋予的。它是先天的,也不一定是顺遂老师心愿的,但老师默默承受了,并学会从中汲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料。

  老师也能苦中作乐

  但“缓之”是自命的,顺从老师内心的。老师在《“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一文中对此自述道:“我对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诽,觉得激进色彩较重。四十八岁那年,我用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诗意,给书斋起名叫‘爱吾庐’,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岁以后,自号‘缓之’,意思是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品味平淡之美。”“爱吾庐”与“缓之”的意思,的确如老师自道,但我从“更名”这一举动,还看出了老师的潜在意愿,即在时代的、学术的与师长的“大意志”之下,努力找到自己的“小意志”,形成自己的个性与节奏。

  黄湖干校时期,虽然年纪尚小,老师也能苦中作乐,向贫苦的生活寻找自己的“小意志”。老师用大头针做鱼钩钓黑鱼,认识了水蛇、花脖子蛇与蝮蛇,这些都算作《诗经》中的“草木虫鱼”;“黄湖农场水多,我们从小练就了较好的水性”,利用自然优势提升自己。老师学会如何对付蚂蟥,还学会了打草,用稗子、柳条编织草筐,用自制的工具摘鸡头米、菱角,逮青蛙、钓鳝鱼。这些既是个体求生的技能,也似乎带有孔夫子少年“多艺”的演练。

  密云山区,做回农民,大局几乎不可扭转。但因为学识与梦想的支撑,老师对自我“小意志”的寻觅更加迫切和积极。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借口到县里开会,悄悄地翻墙头,走小路,就像小偷一样,溜回家中寻找复习材料,还抽空拜见了来北京改稿的复旦大学王继权、潘旭澜老师”,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参加小队批斗,“每天晚上几乎要到十点以后才开始复习,困了就和衣而睡,凌晨三四点用凉水冲冲脸,继续复习。”每天的睡眠不足三小时。处于大时代的“广阔天地”之中,“自我”是多么的渺小,又是多么的强大。

  南开求学时,文学专业的优秀老师那么多,当时的文化焦点也在当代文学。老师在听完叶嘉莹先生的讲座之后,却开启了对古典文学的求索大门。这难道仅仅因为古典诗歌与叶先生的强大魅力,而不是老师寻觅自我“小意志”的水到渠成吗?

  改变自己要冒风险

  另外,老师的问学之路,既是从师之路,也是探索自己的学术新路。“离开南开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门径,陷入相当苦闷的境地。雨宵月夕,废寝摊书,在艰苦的摸索中,我逐渐看到了古典文献学的意义,明白了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要有自知之明。”文中的“苦闷”与“徘徊”,无不在昭示老师对自我“小意志”的打量与把握。

  但是,在学术上卓有建树之后,老师想的不仅仅是追求自我,还有超越自我:“改变自己,有时要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总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超越自我,也就是对自我“小意志”的推陈出新。其中自然不乏时代的影响,学术自身求新求变的内核驱动,更是老师内心燃烧着的“小意志”的不懈攀升。

  如果说对文献学重要性的特别强调,是老师自己的孤独求索,加上问学路上多位先生(尤其是姜亮夫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那么强调文学经典的细读,则主要是老师自我探索的结果。他上溯到宋人朱熹,从《朱子语类》中提炼出熟读经典的意义“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并以“大家”为镜,总结出四种读书法:一是开卷有得式的研究,钱锺书为代表;二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陈寅恪为代表;三是探源求本式的研究,陈垣为代表;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严耕望为代表。老师说:“无论哪一种读书方法,我发现上述大家有一个学术共性,即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这不就是无休止的追新求知吗?在这里,学术研究的“大意志”与老师自己的“小意志”合二为一。

  老师不仅在学术之路上追求做出自己,教学之路也努力做出自己,而其中的“自己”既是教师的,也是学生的。给清华学生讲古诗,就是这一努力的充分体现。

  讲课的时候“不回避自己的观点,不忌讳自身的弱点”,就是在做出教师的自己;出题的时候多探求“我心目中的某某”,就是教会学生做出他们自己。同时,无论是教师的“自己”,还是学生的“自己”,都是在古代诗人映照下的,被文学经典洗练过的“自己”。

  正如书海无涯一样,学术研究也是无限的。怎样以有限的人生,来面对这一个无限?这个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从《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到《中古文学文献学》,再到《秦汉文学编年》与《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老师每走一步,都能砌出一段阶梯,劈开一条路径,硬是在无限的学问中做出了“有限”的自己。

  《从师记》一书,以散文之笔写学术,既用“山中人”的视角,又兼“山外人”之笔触。老师对于学术,看进去,又走出来,将学术与文学锻造成人生的双翼,开拓出人生的更高境界。

  书摘·选自《从师记》

  1979年春天,我们开始上现代文学课,从“五四”运动讲到“左联”,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

  开始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时,我并没有多少兴趣。杨成孚老师、郝志达老师讲先秦两汉文学。杨老师刚从山西大学调来,腿有残疾,年纪不大,看起来很威严。他对作品很熟,拿着一本油印讲义,慢条斯理地讲解《诗经》《楚辞》,很多诗句,脱口而出。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发问:这本书读过吗?那本书翻过吗?绝大多数同学和我差不多,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一次,杨老师说到先秦某一典故,问道:“《墨庄漫录》看过吗?”现在知道,宋人笔记中常有关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那时当然不知道,纷纷摇头,觉得这么有名的书都没有看过,有点汗颜,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讲,不敢应付。不过,我虽然敬佩,却不羡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

  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国讲学,我们七七级、七八级是叶先生回国讲学的第一批学生。

  查日记,叶先生在南开的第一讲是1979年4月24日,在第一阶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吸引过去。那天,先生整整讲了一天。那周有两个半天自习课,也都用来讲课。此后,先生白天讲诗,晚上讲词,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讲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词。讲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堂课,学生们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先生的诗句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叶先生的课,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此后,我便成了叶先生的忠实粉丝。先生到北京讲课,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听。我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诗词,也模仿叶先生的讲课风格。先生的重要著作,自是案头常备,也是常读常新。

  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僵化,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叶先生的讲座,如春风化雨,让我对古典文学之美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尹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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