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四年（1097年），命途多舛的苏东坡接到朝廷“复贬昌化” 的诰命，终于被一贬再贬到了海南岛。

　　虽然海南岛地处荒远，东坡先生又遭迫逐，不得已只能在椰林中建起茅屋“桄榔庵”勉强栖身，但生性豁达的苏东坡却在“民黎杂揉”的这里结识了众多黎民，沉醉于黎法酿酒之甘美的同时也和黎族同胞结下深厚友谊，写下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的名句。

　　苏东坡如何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他的民族观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中国民族报“道中华”邀请曾明教授和大家一起重读苏东坡，一起关注苏东坡的民族交往及其文学影响。

　　记者：苏东坡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但文学无疑是其收获众多喜爱最关键的因素。那么，您认为苏东坡创作的独异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明：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道：“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这句话似乎有些绝对。当我们穿越历史的厚重幕幔，来看苏东坡逝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他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评价，钻皮出羽，揄扬升天。中国人对苏东坡的喜爱，除了他豁达人格之外，也与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卓越成就密不可分。要说文学的独异之处，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豪放风格的文学。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的代表，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一扫五代以来婉约奢糜的文风，作品风骨卓然、旷达乐观、情感真挚、天然率性，表现力极强。二是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苏轼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苏轼的诗文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积极有为、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在他的笔下，常常表现出一种刚正宏大的浩然之气，体现出对历史、社会、自己负责的担当精神，是对生命体验、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的融合贯通。三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实践者。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从而使“旧体”别开生面，使“新体”更加成熟，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众体兼备，使不同的文学体裁在句式和风格上相互借鉴和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大象无定形，大文无定体，好诗无定法。

　　记者：苏东坡的作品中有不少篇章涉及民族交往，尤其是其在儋州流放期间，创作了诸多表现民族风习和民族交往的诗文，您认为这些作品体现了苏东坡怎样的民族观？ 曾明：苏轼的民族观大致经历了由前期朴素民族观到后期平等民族观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也体现出苏轼的民族思想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并趋于圆融。

　　早年，苏轼进京城不久参加秘阁直言进谏科考试，曾作《王者不治夷狄论》，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他强调，“《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苏轼认为不宜以中国之礼仪来治边疆之民族，其精神实质是严华夷之防，反对夏变于夷。可见其早期民族观仍然是传统文人士大夫所秉持的那一套，未脱离封建文人的思想窠臼，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因为这种传统的民族思想，因此当苏轼自己初入边远之地时，自然抱有某种成见。这种成见得以转变，我觉得缘于他登上海南岛并在岛上居住了近四年时间后。苏东坡在海南与当地的黎族百姓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他慢慢地融入黎民，继而以自己的才华回馈他们，最终完成了自己平等民族观的构建。

　　▲刘运良作《椰子冠图》局部。苏轼《椰子冠》诗云：“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图片来源：海南省人民政府网）

　　初贬海南，因受到种种严苛对待，苏轼及子苏过只能自立更生，不仅自己尝试种早稻，而且也学当地人吃山芋充饥，衣食缺乏之时，更是常常受到儋人馈赠。其诗云：“叩门有佳客，一饭相邀留。舂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偷。”又云，“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儋人靠着手语比划赠送苏轼吉贝布以御寒，这是多么温馨感动的场景。

　　正因如此，苏轼自觉放下负担，很快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他本是极好相处之人，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海南的生活，艰苦但不乏乐趣。苏轼善饮，而儋人黎法酿酒，更深得他的欢喜，以至于经常喝得面红耳赤。他曾赋诗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又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苏东坡在微醉微醺之际去拜访黎族朋友，却在林间迷失了方向。怎么办呢？那就跟着牛粪往前走吧，找到牛栏那离家也就不远了。黎族的小朋友吹着葱叶围绕着我欢闹嬉戏，此情此景，尽管我身处天涯流放之地但又有什么可遗憾呢？这儋州山川之间也自有一股风雅之气。

　　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十五夜，在儋州作《书上元夜游》云：“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峻灵王庙碑》诗云：“琼崖千里块海中，民夷错居古相蒙。”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中说：“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和陶劝农六首》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

　　苏轼从朴素的华夏本位民族观到汉黎一体的平等民族观的转变，正是由于他本人政治失意而被贬蛮荒边疆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在无法挽回自身的政治命运时，他不得已来到了蛮荒偏僻的海南岛，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当地人打交道。因为不了解而怀有偏见，因为了解而放下成见，苏轼民族观的形成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海南岛上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之后，苏轼彻底修正了以往对边疆民族的狭隘偏见。“华夷合同、汉民一体”，正是这些认知上的改变，使苏轼的民族观思想变得圆融无碍，也使其人格形象更加丰满高尚。

　　记者：苏东坡的文学创作深刻影响到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如清儒即已注意到苏东坡对金代文学的影响，称“苏学盛于北”，此后各民族对苏轼的接受更是从未停止。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曾明：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得到各族人民永久怀念。他在世时作品便已家喻户晓，并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人所熟知和喜爱。

　　元祐四年（1086）苏辙奉命出使契丹，此行让苏辙深切地体会到契丹人对他哥哥苏轼的崇拜。彼时，贾岛、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作已成为契丹人学习汉文诗词的主流。苏辙出使契丹时，正逢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刚刚刊印不久，然而苏辙在奉使途中，竟然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可谓尊崇备至。苏辙住进驿馆后，一抬头又看到墙壁上也题有苏轼的诗文，着实让他吃惊。当有人知道他是苏轼的弟弟时，便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纷纷向他打听苏轼的事情。苏辙将此事写成绝句寄给哥哥。其中说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而当辽国使者进东京办事的时候，竟然会置外交纪律于不顾，私自打听苏轼的居处，跑到住所旁一遍遍大声朗诵他的文章，非要见上一面不可。契丹人知道苏轼豪饮，在一次接待契丹使者的宴会上，苏轼对契丹使者的敬酒略有推辞，这位使者便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当场背诵他写的诗：“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以此证明苏轼的酒量。可见他们对苏轼的个人生平及作品已了然于心。

　　说到苏轼对后世民族文学的影响，我们可先以金朝为例。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金初（建国到海陵朝）文坛尚无本土作家，不得已而“借才异代”，比如由宋入金的文人主要有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张斛等人。直到赵秉文、元好问等人登上文坛，才算是真正代表金代文学艺术成就。金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前朝文化的借鉴，其中苏轼的影响无疑最大。清代学者翁方纲《石洲诗话》云：“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

　　▲元 赵孟頫 《苏东坡小像》。（图片来源：人民网）

　　作为金代文坛后起之秀，元好问对苏轼文章的态度，大致可以代表金代文坛的主流观点。元好问（1190—1257年），号遗山，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遗山先生墓铭》中说他“系出柘拔（拓跋）魏” 。元好问对苏轼非常仰慕，曾言：“九原如可作，从公把犁锄。”其《新轩乐府引》云：“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他认为苏轼的词不是刻意追求工整，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因为仰慕苏轼诗文，元好问自己的诗文风格也力求仿效苏轼，杜仁杰《遗山先生文集后序》云：“敢以东坡之后请元子继，其可乎！”杜仁杰认为元好问文章完全可以继任苏轼风格。

　　元代文坛创作主要以散曲为主，诗作则与南宋诗坛有承接关系。明代以传奇戏曲与小说创作为主，民族作家较少诗文著作传世。金代是由东北部女真人所建立的王朝，历史上与此相类的大概就是清朝了。清代满族作家群对苏轼之诗文艺术进行再认识、再发掘，再弘扬、再传播，这其中以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为代表。他的词与苏轼发自内心的主情，灵动飘逸的风格一脉相通，实属同源，他的词也代表着清词创作的最高水准。可以说北宋之后，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回荡，各族作家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间都受到过其流风余韵的沾溉，文脉书香，不绝如缕。

　　记者：您认为苏东坡的民族交往及文学影响，对于今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何启示？曾明：苏轼以民族平等观对待边地少数民族，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文教事业，教授各族青少年识字作文，仅以苏轼在海南为例，受到东坡先生教益的各族青少年就有数十名之多，有的还取得了杰出成就，如儋州的符确，成为海南岛历史上的第一名进士。有宋一代，海南共出十二位进士，苏轼的教化功不可没。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以其非凡卓绝的文学才华和恣意纵情的人格特质，成为中华文化人格的光辉典范，特别是他“华夷合同”“汉民一体”的思想，与今天所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根在中华，根深叶茂；中华文化的精髓，本在中华，本固枝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苏轼以其不凡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经学根抵，奇妙的文学创作，平等的民族观念，不断地影响着历代文坛。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13年10月至2019年0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监制 | 杨新华

　　统筹 | 刘佳 胡俊

　　采写 | 陈海龙

　　编辑 | 郭晖

　　制作 | 胡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