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世东（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李锋（十堰市茅箭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牧誓八国”源于著名的“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军与商王朝军队在牧野决战，决战前参加周武王“牧誓”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这就是“牧誓八国”的来历。

　　千百年来，关于八个方国的地理位置有数十种说法。单从某一个方国或就单一课题来说，似乎很像，但课题一交流，相互一印证，八国一结合，全局再审视，则相互冲突、矛盾，难圆其说。

　　笔者利用大数据比对，对300多本书籍、2000多条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初步认定：牧誓八国位于今十堰及周边地区，古髳国的中心区域在十堰茅箭。

　　山东离殷都朝歌太近，云贵川距殷周太远

　　西周王朝的始族周族，本在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发祥于关陇地区，商朝后期成为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部的大邦。

　　商王武乙在位时期（前1147～前1113年），周族首领季历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商王文丁（前1113～前1102年在位）执政后任命季历为“方伯”，成为西土诸侯长。为了遏制周族势力，文丁先是软禁季历至绝食而死，然后再封季历儿子姬昌为“西伯”，位列“三公”（西伯昌、九侯、鄂侯）之一。

　　公元前1056年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后称周武王）继位，连续几次出兵，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至此“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这一时期，商纣王（前1075～前1046年在位）穷兵黩武，社会矛盾尖锐，战乱一触即发。姬发反复试探后，认为时机成熟，决定起兵伐商。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姬发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从丰镐出发，一路向东。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西土八国”会合。2月26日联军布阵，史称“六师”。六师冒雨东进，27日清晨在牧地集合，周武王庄严誓师时说：“逖（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徽、卢、彭、濮人，……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师的发生地在“牧”地，《尚书》记录时称为“牧誓”。

　　28日拂晓，周族六师进至牧野（今河南新乡卫辉）与商军对垒，商军倒戈相向，兵败如山倒。夕阳西下，商纣王眼看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身亡。《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就是牧野之战的简要经过。三千年来，历朝历代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专家学者，对牧野之战的战前动员、战略制定、兵力部署、作战时间、作战经过等多个环节，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完成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许多历史悬案水落石出。比如，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青铜器，32字铭文记载武王克商一事。解读铭文后，确定灭商日期为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2010年《改变中国的历史文献》根据《金文总集》发现，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与武王从镐京出发的“癸巳”日相符，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与攻破朝歌“克殷”的“甲子”日相符。

　　但是，有一个历史悬案悬而未解，这就是为周参战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方国，地理位置分别在哪儿，三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说，主要有“山东山西说”“陕西说”“云南贵州说”“四川说”“汉水说”五种说法。

　　“山东山西说”地理位置太偏，与“西土”相悖

　　比如蜀国，1945年胡厚宣《殷代之农业》认为蜀在山东泰安南至汶上。1988年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认为蜀在晋南一带。1993年蔡运章《武丁伐缶方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所伐诸方国的地望问题》认为蜀在山西永济县附近。

　　再如髳国，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1985年《新法编排汉语词典》：“髳国，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南部。”2003年《中华远古史》认为，髳、羌、微在山西省。再如羌，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认为，羌在山西南部。

　　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商代，曾把自己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称为‘商’或中商、大邑商、天邑商，而把它的封国按其方位称为东、西、南、北四土。”牧野之战时期，山西属于“北土”范围，从地理位置上说不属于“西土”。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山东属“东土”，距牧誓八国中汉水流域的“庸国”几千里之遥，空间上不可能。

　　“陕西说”混淆了“西土”“西戎”

　　牧野之战过去了一千年左右，到了汉朝时期，部分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位置不在东方朝歌附近，而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1997年《陕西通史》：“八国绝大多数在陕西境内。”还有学者把牧誓八国命名为“西戎八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许多学者混淆了“西土”和“西戎”。

　　如前所述，殷商时期的“西土”，指商朝都城朝歌以西的势力范围。牧野之战时，周武王战前动员大会《牧誓》的第二句有“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辛苦了啊，西土的兄弟们”！

　　“西土的兄弟”有哪些呢？其实，牧誓时周武王讲得很明白，主要分五个层次，一是“友邦冢君”，即“西土”内助周伐纣的方国国君，所以首先提到；二是“司徒、司马、司空”，周族内部的管理高层；三是“亚旅”“师氏”，指上大夫、中大夫，周族的管理中层；四是千夫长、百夫长，周族的基层将领；五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这五个层次都属于“西土”范围，而八国地位低，实力弱，位列最后，史称“西土八国”。

　　所以，周武王介绍了队伍组成后高呼：“不御克奔，以役西土。”意思是：“在战斗中，不要攻击制服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为我们西土效力。”又一次强调了“西土”。

　　而“西戎”呢？殷商时期有“戎”“犬戎”“鬼戎”。1986年《西北历史研究·西戎八国考述》的第一句话：“西戎”一词，西周时开始使用。西周以后，镐京“西方”的戎，叫西戎。

　　“云贵说”地理位置太偏西

　　唐代部分学者认为牧誓八国来自中国西南部云南、贵州各地的蛮夷。唐李泰（620～652年）《括地志》：“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盖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鬈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雾州、微、濮州、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周夷诸州伐纣也。”

　　按1983年《昆明简史》，唐代的姚府、戎州以南地区即今云南省。按1985年贵州《大定县志》，“戎府之南”，即叙州府（今四川宜宾）以南。这远远超出了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1990年《简明中国古代史》等资料，“商以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其势力所及，西到陕西西部，北到河北北部，南到湖北和湖南北部，东至海滨”。2004年《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等研究认为，商朝中后期，“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云、贵、川在商朝时期属“西土”之“西”，不在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内。

　　八国不在四川

　　西汉的经学家孔安国（前156～前74年）认为：“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羌、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

　　唐代以来，少数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在四川。观点一出，备受争议。陈梦家1937年《商代地理小记》：“武王伐纣，誓至牧野，其所率西南夷凡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此八国见之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不可考，大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也。”

　　2007年《中国区域发展历程》：“《尚书·牧誓》中提到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包括蜀。如果我们按传统观点认为蜀国位于四川盆地，则早在西周初年周人的势力就已经到达今成都平原了。……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远在四川成都平原的古国能发兵随周武王到安阳作战是不可想象的。”

　　八国多位于十堰及周边，唯“髳”国难精准

　　“牧誓八国”位置到底在哪儿？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甲骨文及诸多考古成果面世后，许多专家、学者倾向于汉江中上游。1931年钱穆《周初地理考》：“八国多在周之东南，大河（汉江）两岸，非西南偏远之蛮夷。”“多在湖北境内。”建国后，专家、学者认为牧誓八国的确切地理位置在汉水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

　　1957年尹世积《禹贡集解·九州沿革表》，牧誓八国在禹贡梁州此范围。1963年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庸大约在湖北竹山西南。蜀大约在陕西汉中东南。卢大约在湖北宜城西南。彭大约在今湖北谷城、房县之间。濮大约在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州之间。这五国均在汉水流域。羌、微大约在渭水流域，髳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

　　1984年，顾铁符综合半个世纪研究成果，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楚国民族述略》结论：庸在竹山东南，蜀在郧西、旬阳之蜀河，羌在河南淅川，髳在河南南阳，微在竹山县西，卢在南漳县东北，彭在武当山南彭水。濮分布较广，北起豫西南，经两湖，南至云贵以南。八个方面大都在今豫、鄂、陕三省交界附近，就是汉水中上游一带。

　　1997年管敏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更明确指出，庸、卢、濮、彭、蜀五国在汉水流域。

　　结合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参照《十堰地名志》《十堰通史》《十堰移民史》等书籍，牧誓八国地理位置在十堰及周边地区。

　　庸国在十堰竹山

　　庸，古国名，出自帝颛顼，“牧誓八国”之一。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国、秦国、巴国三国所灭。

　　蜀国在安康蜀河与十堰景阳一带

　　公元前1046年，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是牧誓八国之一。自此以后，史书没有记载。直到东晋常璩348～354年撰写《华阳国志》时，才记载了四川蜀国的历史和传说。这之间前后距一千四百多年。这两个蜀国是同一个蜀国么？

　　甲骨文学家胡厚宣(1911～1995年)考证，甲骨文中就有“蜀”存在，“蜀”并不在四川，而在山东汶上：“自今之泰安南到汶上，皆蜀之疆。”四川的“蜀”是山东的“蜀”一路向西南迁徙到达的。在迁徙的过程中，在十堰郧西景阳与陕西旬阳蜀河一带停留过很长一段时间。甲骨文学家董作宾也持同样观点。蜀河、小蜀河、蜀河里地名沿用至今。蜀王坟保存完好。

　　《郧阳古国》《汉水文化史》《十堰移民史》等持相同观点。2011年7月27日在十堰日报发表《古蜀景阳三千年》后，被多家报刊、媒体引用。2018年《非文字书写的历史》曾转述使用。

　　羌国在十堰东北部与河南交界处

　　羌族是汉水流域的古老民族。《汉水文化史》：“羌部主要甘肃西部和青海，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羌有许多分支，夏商时期，分散中国整个大部分地区。

　　1984年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河南淅川丰乡有狄戎。”童书业《中国历史地理论集》，羌、苗（髳）皆在南阳。2002年张光直《商文明》，商末周初，羌在河南西部。

　　2011年《中国古代藏缅民族源流研究》，商代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商王朝的统治。当时的羌族分布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三块，所以后世学者研究时，羌总能与多国为邻。牧誓八国时，羌国在十堰东北部、南阳西峡东。至今西峡县仍有羌、苗、黎等12个少数民族。

　　微国即麇国，在汉江羊尾、夹河一带

　　麇国的始祖是微族，与楚是亲族。据《郧阳古国》《麇子国考略》《先楚史》等研究，大约在舜、禹时代，微国居于南楚丘（山东曹县东南）北面三百里的微乡，今山东省梁山县北运河入黄河的地方。后来商国兴起，微族先是被迫西渡黄河越太行山，退居山西潞城一带，与亲族黎、路相邻；后又被迫西渡黄河，迁至渭水流域，依附同族周族；再越过秦岭迁居汉水上游，后又顺水东下，迁至锡穴，后改名为麇国。麇国的都城在汉江北岸，十堰郧西羊尾白石滩。

　　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1931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卢，古国名，在今湖北南漳东北。”2003年《十堰通史》：“卢，今湖北西部南漳、保康一带。”2009年《考释百家姓》：“卢在今湖北房县。”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卢在湖北南漳。”综合多方文献，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彭国在十堰房县古彭水，今南河

　　清王夫之《尚书稗疏》：“《春秋传》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今酉阳平茶有彭水，于地太远，故杜预曰：彭水在新城昌魏县。昌魏在房县北，则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

　　1999年《中国都城辞典》：“彭国之都当在今房县境，该地古有彭水。”2000年《郧阳古国》：“彭水即南水，南水源于房县，即今房县拦马河。彭东南为卢，西为麇、庸。”

　　2011年《十堰历史建置考》：“彭国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房至谷城县整个南河流域，亦即古彭水流域。”彭水即今房县南河，南河在谷城注入汉水，中游为房县拦马河，上游名彭峪河，三段连起来就是古彭水。

　　濮国在丹水中游

　　“百濮”最早见于《尚书·牧誓》。1987年《楚史与楚文化研究》：“百濮，分散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春秋时，楚君蚡冒才开发濮地。《民族史考辨》，汉江中游南面的武当山河谷地带居住濮民最多。

　　1988年《南蛮源流史》，濮在丹水。陕南一带有百濮。2000年《郧阳古国》，濮在陕西商县丹江流域。2011年《四库全书精华》，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

　　一会儿丹水，一会儿武当，一会儿在郧县和邓县之间，2013年《汉水文化史》才弄清楚原因。原来，濮族本在殷都朝歌的西南，迁至丹水后又迁至濮水才改名濮族，最后又返回到丹水流域。周成王时，濮方为楚人所迫，沿丹水进入汉水，徒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武王伐纣时期，百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丹江中游。

　　关于这项论断，2008年《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云南百濮为晋时百濮之所在。春秋以前，必尚居于江、汉流域。”

　　为何叫百濮？1985年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江汉百濮以其支系多、无君长统领而称百濮。”百濮之“百”，指派系多，无统领。

　　综上所述，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除髳外，其他七国都在汉水流域十堰周边。髳国在哪儿呢？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茅箭地名源自髳国

　　历史研究上，髳国总与髦国、毛国、茅国混淆，时空交错，错综复杂。但是，以时间为线，抽丝剥茧、理清源流之后，髳国源、流清晰。牧誓八国时期，髳国位于十堰。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

　　正史第一次记载髳国源于《牧誓》，即公元前1046年。髳国与十堰茅箭周边多个地名有关，每一个地名都是一个文化圈：

　　1984年《楚国民族述略》：“髳即苗，古代之苗，在河南南阳一带。”南阳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4年《湖北简史》：“髳即苗，鄂豫交界丹水附近。”丹水也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三苗活动于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之汉水流域。”2007年曹明权《女娲文化研究》：“髳公认就是苗。……丹水是苗人集中地之一。丹水即今丹江口一带。”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髳）是其地在汉水流域之北，故得从武王以伐纣。”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文化，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商代学术著作之一。研究认为：髳与商为敌，商王武丁经常亲自讨伐它。比如甲骨中的卜辞：“己丑卜，贞今早王伐髳方，受有佑。”“丁巳卜，贞王学众伐于髳方，受有佑。”此类卜辞有数十条。《尚书·牧誓》伪《孔安国传》谓髳在巴蜀境内；杨筠如《尚书核诂》云髳通髦，又作茅，在山西南部滨河之地；钟柏生解读卜辞后认为髳在豫陕交界；皆不可能。如此远距离，都在商王朝“西土”范围内，劳师远征，不可能经常讨伐。所以，髳的位置应该是在商土附近。钱穆《史记地名考》：“……武王所会之髳非在豫陕附近，即在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是髳国第五个最接近的点。

　　2011年《中国民族史》：“蛮”音与“苗”音为近，苗系蛮音转。牧誓八国中的髳即苗。荆楚先为苗蛮之地，后为楚的封地。《郧阳古国》：“传说郧地原为黎，《郧县志》载郧北有黎子山，即黎子关。”《郧阳古国》：“苗即髳。郧县原为三苗集团，郧均之地为上古三苗集团踞有。”郧阳是髳国第六个最接近的点。

　　综合以上多个地名文化圈，重合的部分就是十堰城区及周边。按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髳在河南南阳，南阳的杏山至茅箭东，不到100公里。髳国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十堰城区及周边，才能和南阳、丹水、武当山、汉水流域北、荆楚山水间、郧阳等多要素契合。

　　髳国与髦国、毛国、茅国

　　髳国与髦国原本不存在混淆的。因为髦国在牧野之战正式开战之前就灭亡了。1994年何光岳《髦国考》，髦国非髳国。髦国在牧野之战中被灭国。《逸周书·世俘解》：“周武王灭商过程中，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八……”这次狩猎活动是在渡孟津进军牧野之南，即今濮阳旄丘一带灭了髦国之后进行的。髦国灭亡后，髦民向南迁徙，今河北武安县西有毛城。髦民成为毛民，其中一支迁入日本。

　　茅国比髳国最少晚五十年左右。2006年《山东古国与姓氏》：茅国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茅叔之封地，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的茅乡，存国五百多年。后来这一支以国为氏。周公第三子迟于牧野之战50年以上。

　　毛国比髳国最少晚200年。据《春秋左氏会笺·僖公二十四年》《尚书正义·顾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毛国，西周末、东周时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伯爵，国君为姬姓，第一代国君为毛叔郑，亡于秦国。

　　髳国与茅国无关联。十堰城区古髳国的“髳”流变成“茅”，主要原因是书写和传播。

　　西周时期流行青铜器，因工艺问题，笔画越多越难铸。西周至魏晋一千五百多年间刻字传文，髳字因笔画太多难于刻画。时间一长，为流传简便，“髳”字就成了“茅”。

　　八国位置合乎逻辑，茅箭原名髳剑

　　牧誓八国位于汉江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的论断，从多角度、全方位审视，都与史实符合。时间先后、方国史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合乎逻辑。与多位史学大家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

　　首先，合乎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氛围

　　商朝末年有东、西两个政治中心。如前所述，东方以殷都朝歌王畿为中心，称中商、大邑商、天商，四周按当时的称呼习惯口语，分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四个方国地区，其余属边缘地区。

　　西土以丰镐为中心，灭商前周族则以“四国”命名，意即四方之国。丰镐以东的地区称东土、东国或东；丰镐以北的地区称北国、北土或有北；丰镐以南的地区称南土、南邦、南国或简称南。南国的区域为江、沱、汝、汉。终文王之世，史书没有记载过周人势力达到江汉流域。

　　牧野之战前夕，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从东方朝歌的殷商王朝来看，属西土；从西土丰镐的周族来看，属南土或南国。为什么八国地理位置重要？

　　这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要实施灭商计划，必须拉拢、感化这一地区。2015年《周兴亡史》：周文王开始就注意经营南国，南国最重要的区域是周国的东南方，今河南西南部、湖北一带，而这一带最重要的则是“八国”。“八国”区位重要。假如周人把这一带占领了，便可以对商国完成包围圈，成为孔子《论语·泰伯》赞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才灭了商。

　　《周兴亡史》还指出，当时周人的大敌是东面的商朝，而不是南方的小国。庸、蜀、彭、濮等八国和周族发生军事同盟关系，是周族出于伐商、灭商的需要，周族对南方邻邦采取的是联合团结的政策。周朝真正经营南国是在灭商之后。

　　诸如此类的研究，既凸显了牧誓八国在商、周更替之间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牧誓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一带地理位置的准确性。

　　其次，从地缘政治上看，八国近周而不亲周

　　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靠近周族，但并不亲近。

　　《书集传》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书集传》认为：“武王伐纣，不期会者八百国。今誓师独称八国者，盖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

　　1958年科学出版社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释西周《宗周钟》铭文时，有“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就是很好的例证。“服子”是什么意思？杨树积《积微居金文说·宗周钟跋》解释“服子”就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服子有包袱、疙瘩的意思，并不友好。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据此言之，《牧誓》所称从武王伐纣王之八族，大致皆有可征（证）。其地域皆偏于西、南两方面。周人伐殷之前，当先经营西、南，以厚殖其国力。盖此诸族所在，地皆接近于周而国力微弱，易于经略。”

　　徐中舒“其地域偏于西、南”，指殷都朝歌之西、南。以上三则，说明了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地区，地域接近周族，国力微弱，易于统治、经营，但八国亲周而不近周。

　　再次，从时间上看，周对八国经营日久，念念不忘

　　据2019年《先楚史》，周族从太伯、仲雍起，就开始悄悄经营南国。仲雍为让父王古公亶父实现灭商的愿望，和哥哥太伯一起，让国南奔，落脚于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吴国，为灭商建周奠定了基础。仲雍的弟弟季历生子姬昌是为周文王。

　　周族经营南国的方法多种多样，并不是一味拉拢，多半以互惠互利的形式。李镜池《〈周易〉类释》《〈周易〉通义》认为，周与八国通商。“利西南，得朋”，和殷商西南的方国作生意，会获利。朋，货币。

　　即使如此，西周建立后，周王朝对八国控制力度并不牢固。2020年《周昭王南巡考》：“按地缘水系孰知，周昭王（前997～977年在位）南巡对象就是追随、招抚周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南巡路线是从宗周（丰镐）出发，逾大散关，经汉中顺江而下，入堵河，而后返汉。或从成周（洛邑）出发，走南阳淅川，穿刘洞、南化等汉江交汇地，入堵河返回。……也就是散居在汉江中上游的诸盟国，助周伐纣到会盟地和岁岁纳贡朝会的便捷返古道线。”后来周昭王殒命汉水，成为千古笑谈。

　　最后，髳国及多国故事，与八国位置相符

　　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示意图，八国之间、八国与其他方国符合逻辑，并不矛盾。

　　比如秦汉史书上多次提到的“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过去，有学者认为微在陕西，卢在湖北，无法相近。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非常接近。1970年《菲律宾民族的渊源》，及1987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然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其地皆在汉中、襄、郧一带，适当周人自武关东出之路。”

　　再如彭与髳是邻国，过去，髳的说法有十几种，彭的说法有六、七种，不可能是邻国。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紧紧相邻。2008年《荆楚与支那》，至于“彭”与“髳”：“彭”的居地在湖北武当山南与荆山西北部。“彭”得名于筑水，筑水古称彭水。彭人是荆蛮（南蛮）的一部分。髳亦为荆蛮（南蛮）的一部分。

　　再如“濮髳北会”，意思是濮国与髳国是邻国，在牧野之战时，两国士兵一起到北方参加盟誓。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两国紧邻，很方便汇合。

　　再如“微髳相连”。古史中，微国和髳国是相邻、相连的。1983年《巴蜀史迹探索》：“再以西土八国所居之位置论之，微与髳是为比邻，微应在湖北，不在西北（指陕西）。”今按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图示，微髳是紧邻国。

　　如前所述，“髳国”因字难写、难认，后来变成了“茅国”，那么“茅箭”的“箭”字从何而来？

　　“髳剑”衍变为“茅箭”

　　“髳剑”的“髳”指髳国，那“剑”又从何来？与古地名“仞”有关。不过，这剑不是铜剑、铁剑金属剑，而是玉剑。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名剑多出自吴越。但汉水流域也产剑，特别是十堰及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剑。

　　据2007年《十堰文物志》，1995年丹江口市北泰山庙出土青铜戈一只，鉴定为战国时期。1996年7月郧西河夹出土一把铜剑，鉴定为东周时期。

　　更为珍贵的是玉剑。2006年12月30日，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乔家院墓群4号墓出土一枚玉剑，长37厘米，比曾侯乙墓剑还早400年，迄今为止最少有2500年历史，堪称“楚国第一玉剑”。

　　玉剑并没有铜剑、铁剑坚韧、锋利，为何意义如此重要？其实，吴越宝剑名震天下，春秋时却以铜质为主。1957年《长沙发掘报告》，战国长沙楚墓所出之剑，绝大部分为铜剑，铁质极少。更早一些则为玉剑。

　　西周初年以前，上层人物流行佩戴玉剑。玉剑以玉石为材料。玉，多为绿松石。《山西与“一带一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远古时期，绿松石矿主要集中在湖北竹山、郧阳、郧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五地。”因玉剑不含金属，所以“剑”的古字中没有金属偏旁部首。

　　玉剑虽然以装饰为主，但剑锋仍有衡量标准，这就是仞。金属剑出现后才用“锋”和“利”字来形容金属剑的刃度。古汉语中，仞是多义词，除“七尺曰仞”外，还同“韧”，坚韧。又同“刃”，专门衡量玉剑的刃度。玉剑最有名的地区，才叫仞地。

　　《康熙字典》：“仞，又地名。〈左传·文十六年〉：楚子贝自仞以伐庸。仞入庸道。”关于“仞地”，又有一则历史故事：

　　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庄王灭庸，坐镇临品（今丹江口市），令子越石溪出发、子贝经仞地出发，攻打庸国。楚灭庸之战，楚军、庸军往返仞地。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蛮人们服从楚王，和楚结盟，就灭了庸国。

　　仞地在哪儿？1998年《十堰市建置沿革》、2000年《十堰战事》认为石溪在丹江口市老营至六里坪一带，仞地在今十堰市白浪、茅箭一带。《十堰通史》认为在十堰市白浪，白浪古属茅箭。

　　这就是“髳剑”的来历。“髳”指髳国，“剑”指盛产玉剑的仞地，仞地就是今十堰茅箭。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位置，综合各方国的文献，牧誓八国时髳国范围大致为：东至今丹江均县，西抵今郧县鲍峡，南至今房县北部，北至荆紫关、淅川。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十堰及周边地区数次移民，外来移民文化冲击本土文化，为了书写方便，加上口语和方言，时间一长，“髳剑”就成了今天的“茅箭”。

　　附：稿件引用文献目录，大体以行文为序。共74册。

　　1、习总书记关于“让古籍活起来”重要讲话，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天津出版社，2011年。

　　3、王晖《西周金文与西周史研究暨第10届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8年。

　　4、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5、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6、龚鹏程《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

　　7、严一萍《金文总集》，浙江古籍影印艺文印书馆老版本，1980年。

　　8、沐言《诗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9、胡厚宣《殷代之农业》，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

　　10、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1988年《文博》第4期。

　　11、蔡运章《武丁伐缶方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所伐诸方国的地望问题》，《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8年。

　　13、《新法编排汉语词典》，新华出版社，1985年。

　　14、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6、蒋炳钊、昊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

　　17、《陕西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6年。

　　19、唐李泰《括地志》，620～652年。

　　20、《昆明简史》，昆明市教研室编，1983年。

　　21、贵州《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编纂委员会，1985年。

　　22、《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3、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24、陈梦家《商代地理小记》，《禹贡半月刊》第七卷，1937年。

　　25、杨军《中国区域发展历程》，长春出版社，2007年。

　　26、尹世积《禹贡集解·九州沿革表》，商务印书馆，1957年。

　　27、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华书局，1963年。

　　28、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9、管敏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0、《十堰市地名志》，湖北出版社，1998年。

　　31、匡裕从《十堰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32、匡裕从《十堰移民史》，长江出版社，2010年。

　　33、晋常璩《华阳国志》，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4、李锋《古蜀景阳三千年》，十堰日报2011年7月27日。

　　35、刘清河《汉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36、潘世东《汉水文化论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37、童书业《中国历史地理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8、张光直《商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2019年。

　　39、万永林《中国古代藏缅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40、张培玉《郧阳古国》，2000年。

　　41、冷小平，冷遇春，冷静《郧阳历史文化探研》，中国国际广播出版，2018年。

　　42、程涛平《先楚史》，武汉出版社，2018年。

　　43、《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31年。

　　44、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5、清王夫之《尚书稗疏》。

　　46、《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47、潘彦文《十堰历史建置考》，长江出版社，2011年。

　　48、《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志社，1987年。

　　49、龚荫《民族史考辨》，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50、于立文《四库全书精华》，201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

　　51、徐中舒《论先秦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2008年。

　　52、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1985年。

　　53、徐志啸《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54、曹明权《女娲文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55、杨筠如《尚书核诂》，凤凰出版社，2021年。

　　56、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4年。

　　5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58、何光岳《髦国考》，1994年。

　　59、逄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60、竹添光鸿《春秋左氏会笺》，巴蜀书社，2008年版。

　　61、杨东里《周兴亡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62、宋陈大猷《书集传》，钱宗武、钱忠弼校注，凤凰出版社，2010年。

　　6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大通书局，1970年。

　　64、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2008年。

　　65、李镜池《〈周易〉类释》《〈周易〉通义》，中华书局，2010年。

　　66、陈敬华、兰晓玲《周昭王南巡考》，2020年。

　　67、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1970年。

　　68、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69、石宗仁《荆楚与支那》，民族出版社，2008年。

　　70、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71、潘彦文、龚德亮《十堰文物志》，长江出版社，2007年。

　　72、清《康熙字典》。

　　73、张培玉《十堰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74、张培玉《十堰战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