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张爷爷和王亚平、姚雪垠、徐光霄、柳倩、艾青、端木蕻良的合影。爷爷出身于梨园世家，怎么会和这么多文人相聚在一起呢？奶奶笑着说，这些人都是王亚平的朋友。

　　王亚平，何许人也？一位不应该被人们忘记的诗人！

　　诗人贺敬之曾为王亚平题词：

　　革命前辈王亚平同志是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文化工作组织家，他在多方面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为王亚平题词：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多次提到过你的名字：王亚平。

　　你是为数不多的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与现实联系得最为紧密的诗人之一。你的诗是一片故乡的高粱，它百分之百地来自养育你的土地，它所有的品质都体现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坚韧、宽厚、善良的特性。你的诗也是抒情的，它同样表达了对未来和明天的最执着的向往。

　　1982年10月2日，老友欢聚在王亚平家中。左起：徐元珊、王亚平、姚雪垠、徐光霄、柳倩、艾青、端木蕻良。

　　一次难得的欢聚

　　老照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奶奶尘封多年的记忆宝库。往事如陈酿，听了常使人沉醉其中，往事亦如庄周梦蝶，亦真亦幻，常使人将信将疑。在奶奶的叙说中，碎影流年，如在眼前。

　　1982年10月2日，在北京西四前英子胡同33号的小院里，诗人王亚平的家中来了好多朋友，他们欢聚一堂，畅叙幽情。时光流逝，那日的盛会犹如一朵闪耀的浪花稍纵即逝，然而照片却将欢娱的瞬间凝成了永恒的图画。照片虽已日渐褪色，画面里的情愫却依旧鲜活。

　　王亚平在1982年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中午，邀雪垠、梅彩、艾青、高瑛、端木、耀群、元珊、喜珠、柳倩、戈茅、林琴（原邀絜青因忙，请假）到我家小聚、谈心。十时后，都到了，彼此十分高兴。久不见，交谈甚欢。可惜方殷于九月十三日逝世了，少了一位老友！

　　秋日无风，阳光暖煦煦，乃商得同志们同意，摆桌子在院里饮茅台，同志围一长桌，关起街门，只此一家，真是心神畅怡，且谈且饮，打倒“四人帮”后，真乃一次难得的欢聚！

　　至二时始罢。喜珠大显身手，每个菜都有色香味了。

　　王梅彩是姚雪垠的夫人，高瑛是艾青的夫人，钟耀群是端木蕻良的夫人，林琴是徐光霄（戈茅）的夫人，徐元珊是我爷爷，宋喜珠是我奶奶。

　　王亚平为什么要请这么多好友到家里聚会呢？1982年秋，前英子胡同33号的小四合院终于落实政策了，清退出“文革”中抢占房屋的三户人家。这对王亚平来说是失而复得之乐，所以他在日记中特别强调“只此一家，真是心神畅怡”。这样的喜事，王亚平是一定要与好友们分享的。他本想请大家到饭馆一聚，可当年饭馆很是紧俏，吃个饭要排大队，因此爷爷提议还是在家里聚，更自在。由于奶奶烧得一手好菜，爷爷主动提出让奶奶掌勺给大伙做顿饭，王亚平欣然应允，喜不自胜。

　　那天一大早儿，爷爷、奶奶带上食材，直奔王家。奶奶一展厨艺，做了不少拿手好菜。大家纷纷向奶奶道辛苦，都对菜肴赞不绝口。老友们都为王亚平备了贺礼，姚雪垠夫妇带了一洋铁桶的饼干，可别小瞧这饼干，在当时可是很稀罕的礼物。艾青夫妇拿了一大串葡萄，这葡萄是艾青在自家院子里种的，诗人就是浪漫，葡萄酸甜，包含久别重逢的滋味。清秋日，小院里，枣树下，老友至，赠薄礼，表厚意，家宴饮，须尽欢，频举杯，诉衷肠。

　　看着这张照片，读着这篇日记，听着奶奶的讲述，我想起了臧克家为王亚平写的悼亡诗《无边的思念》中的诗句：“朋友们愿意围绕在你的周边，现在，不告别一声就悄悄地去了，撇下无边春色里的思念。”

　　正如臧克家所说，王亚平非常有凝聚力，他身边总有许多朋友。

　　年轻时的王亚平。

　　把生命献给光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亚平以诗为武器，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2年9月，在“左联”的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王亚平立刻响应，积极要求加入并组织成立了河北分会，他开始与远在上海的中国诗歌会诗友蒲风、柳倩等人互通书信，互相鼓励。1933年夏，王亚平应蒲风之邀，赴上海出席了中国诗歌会的会议，结识了蒲风、穆木天、柳倩、殷夫、关露等诗友。1935年6月1日，王亚平的第一本诗集由上海国际书店出版，郭沫若为他题写书名“亚平诗集《都市的冬》”。王亚平将诗集寄给鲁迅先生求教，鲁迅日记1935年6月12日写道：“亚平寄赠《都市之冬》一本。”1935王亚平曾写过一首著名的短章《灯塔守者》，其中有这样传诵一时的警句：“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

　　郭沫若为王亚平题写书名“亚平诗集《都市的冬》”。

　　据臧克家回忆，他与王亚平相识于1933年的青岛，他们以新诗为媒结为好友。1935年，他们与老舍、洪深、王统照、吴伯箫等十二人，在青岛《民报》上开辟专栏《避暑录话》，撰写诗文抨击时弊。臧克家忆及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王亚平的交往时写道：“我们经常一道谈诗，结‘春草诗社’，出版诗丛刊，在窒息的空气中，以诗言志，以诗抒情，亚平对朋友平易真诚，组织能力较强，许多诗友和青年都愿意接近他。这时，他创作热情很高，写了许多抗战题材的诗，《血的斗笠》一篇，特别为朋友所欣赏。”新中国成立后，臧克家与王亚平时常晤面，偶尔小酌，总是酒未落肚心先热，二人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有臧克家赠王亚平的诗为证：“友情恰如长流水，函件往还似织梭，几日不见苦思念，倾谈顿时决江河。”王亚平的儿子王渭说：“有一年除夕，我父亲喘得特别厉害，行动艰难，就专门派我去克家叔叔家拜年，克家叔叔甚是感动。”

　　1936年10月1日和10日，上海联合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王亚平的两本诗集：《十二月的风》和《海燕的歌》。《十二月的风》是以“一二·九”运动为内容的专题诗集。《海燕的歌》是王统照帮王亚平精选并作序的一本诗集。王统照在序言中写道：“我向来对亚平写诗的态度与方法认为是郑重而缜密。”“在写诗的手法上是有进步了。而对于时代精神的认识却更加清晰。字句中即有些稍微笨重的地方，却不居心夸张，不油腔滑调，不过于装点，朴厚而热诚，‘诗如其人’。”王亚平也曾撰文表达王统照先生对他诗歌创作帮助的感激之情。

　　上海联合出版社1936年初版《海燕的歌》。

　　《十二月的风》。

　　同仇敌忾赴国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王亚平立即终止了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活，7月25日乘船回国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到上海后他和穆木天、柳倩出资印行了《拓荒者》，随后又见到了艾青、田间、舒群等人。一天，王亚平在俄国餐厅偶遇郭沫若，表达了想要办诗刊的想法，并请郭沫若题刊名，郭沫若说：“就叫《高射炮》吧！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郭沫若在一张布纹白纸上写下了《民族的喜炮》一诗，还为《高射炮》捐赠了五元钱。第一期有艾青、田间、征军等人的作品。第二期有郭沫若的《铁的处女》、王统照的《上海战歌》等作品。艾青和王亚平在革命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满怀革命热情在同一战壕中并肩战斗，用诗歌发出民族的强音。2014年，我有幸到艾青家拜访艾青的夫人高瑛，当我提起王亚平时，高瑛笑容满面地说：“王亚平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诗人，更是我们的老朋友。”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王亚平和柳倩等人参加了战地服务队，到战地去做民众抗敌工作。他们走遍了江、浙、鄂、湘、赣五省，经受着战火的考验。这一时期王亚平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红蔷薇》，他认为自己写得太差，充其量只是他学写叙事诗的起点。他对自己的作品永远都不满意，总是抱着批评和自省的态度去审视。他称自己的诗是永远结不成的果实，我想这或许就是他的创作能够不断进步的原因吧。

　　1939年11月，王亚平携新婚的妻子刘克顿来到重庆，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1942年起，王亚平和柳倩、臧云远、方殷等人积极创办诗刊，先后编辑出版了诗歌丛刊第一集《春草集》和第二集《夏叶集》。在编辑诗集的同时，王亚平不断创作抒情诗和叙事诗，同时还下苦功夫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汲取中国传统诗歌的养分。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写成了十五万字的《杜甫论》。他之所以选择研究杜甫，不仅因为杜甫诗艺精湛高超，更因为杜甫真诚关怀、深切关注百姓的苦难。杜甫和王亚平的诗歌作品都表达了对国家、对黎民的关切之情。

　　《杜甫论》，王亚平著。

　　老骥伏枥再登攀

　　在重庆期间，由王亚平、柳倩、臧云远发起，组织成立了“春草诗社”，由王亚平负责召集，诗人臧克家、胡风、方殷、袁水拍等人都积极参加。当时办诗刊经费困难，柳倩的爱人郑攸之捐了一两黄金，才有了后来出版的“诗家丛刊”——《诗人》和《春草诗刊》等。王亚平交友广泛，而且很有号召力，他邀请许多小说家参加诗社活动，如姚雪垠、艾芜、丰村、碧野等人，这些作家被称为“诗人之友”。

　　自此，姚雪垠就和王亚平结下了半世情谊。从1975年姚雪垠写给王亚平的几封信中，便可窥见二人情深意笃。1975年1月27日，姚雪垠从武汉写信给王亚平说：“亚平兄，近来身体如何？你有哮喘病，冬天对此病不利，时时需要珍重……虽然已是老年，但我知道你是有雄心壮志的，祝你在新的一年中有更好的成就……如今稀稀疏疏的几位老朋友仍对生活充满热情，仍有工作雄图，这一点就很宝贵，很可互慰……”时隔五天，姚雪垠又给王亚平写了一封信，姚雪垠在信中说：“一个多月来，我突击赶写《李自成》第二卷最后一个单元，争取在春节前将它写完，所以给朋友们的信都暂停动笔，往往好多天也不出院子。不管如何，第二卷的最后一页总算在昨天写完了……你的鲁迅研究工作，盼能早日完成……写长篇小说需要坚持力量，年年月月，不断工作。古人说：‘十年寒窗’，对我说，至少是半生‘寒窗’了。虽说艰辛，却也有无限乐趣。每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起床，庭院寂静，荒鸡断续，而此时涓涓文思，不绝如泉。写至激动处，停笔挥泪，鼻酸喉咽。有时，为一句对话，几个词儿，斟酌未当，兀坐凝思，书斋中声息全无，人似老僧入定。”姚雪垠在信中向王亚平动情地分享着自己创作的快乐，且惦念着王亚平的身体和研究创作，二人知己倾心，志趣相投，相互扶助。1975年12月21日，姚雪垠奉命抵京安心继续创作小说《李自成》，12月31日，他便给王亚平写信说：“亚平兄，我初到北京，业务紧加必要的社会活动，时间安排得很挤。稍过几天再得时间到西城看你们，并看端木。前几天，偶上街买东西，在王府井与柳倩兄邂逅，虽未暇多谈，亦是快事。”在姚雪垠心中这些朋友的分量很重，即便与老友只是片刻晤面，心情也甚是舒畅。1980年10月10日是姚雪垠七十大寿，王亚平贺诗一首：

　　鹏鸟高飞九霄天，探云摘星五十年。

　　文起当代惊朋辈，书贵洛阳震人寰。

　　夜阑多思辨敌友，凌晨挥毫塑忠奸。

　　越过浩劫心犹健，独向艺峰再登攀。

　　王亚平的这首贺寿诗不是溢美之词，而是言为心声，特别是最后两句，与其说写的是姚雪垠，不如说写的也是王亚平自己。浩劫过后，王亚平拖着病体夜以继日地创作，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创作高峰。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归队》《嘱咐》《期待》《我心里有一点火光》等几十首诗作，还撰写了回忆老舍、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多篇文章。他鬓虽残,心犹壮，聊发少年狂，他在诗作《茑萝》中表达了晚年的创作决心：“点燃起激情，让青春在血液里复活。我愿为花团锦簇的时代，唱短小抒情的歌！”

　　与君半纪连甘苦

　　1945年3月，重庆文化界曾举办了“王亚平四十寿辰和创作十五周年”庆祝活动，郭沫若主持，茅盾、洪深、阳翰笙、老舍、胡风、臧克家、何其芳、刘白羽、姚雪垠、柳倩、戈茅、冯乃超等二百余人参加。3月17日，《新蜀报》刊登了“纪念亚平创作十五周年专辑”。我发现在王亚平多年的朋友圈里有一个人高频出现，就是老诗人柳倩。柳倩是诗人、剧作家、书法家。他和王亚平是一辈子的交情。浩劫后，组织上安排王亚平和柳倩等人一起去北戴河疗养，柳倩对王渭（王亚平的儿子）说：“小渭，你父亲就交给我了，你放心吧，我来照顾他。”王渭想学习创作旧体诗，柳倩跟王渭说：“你学写古体诗包在我身上了，我负责把你教会。”在王亚平去世后，柳倩写了三首《哭亚平》，我每首诗摘录两句：“与君半纪连甘苦，怀旧当年寄素思。”“蜀水巴山共寄凄，风云几变志难移。”“半囊诗稿归虫蛀，惟剩相知几布衣。”柳倩和王亚平一生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情同手足，诗词唱和，互诉衷肠，他们是知己、战友、亲人……

　　遇戈茅光荣入党

　　臧克家曾对王渭说：“徐光霄和你爸爸最好了，他们合写诗论出书。”徐光霄笔名戈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抗日时期在重庆，王亚平、徐光霄和朋友们常聚在一起谈诗歌的语言、音韵、朗诵、创作等问题。1943年，他们二人合写了研究诗歌理论的著作《诗歌新论》。徐光霄在《悼念王亚平同志》一文中写道“在1946年的七八月间，他从重庆到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来找我，他在梅园新村住了几天，我们促膝长谈。这时，他认真地学习了党章，写了入党申请书，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并勉励他认真改造自己，好好为革命工作，党组织当即批准他入党。同时，他立即提出希望去解放区，在革命的战火中锻炼和考验自己。不久，他便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继续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在徐光霄眼中“亚平广交友，他的朋友最多，这是他能够广泛地联系群众的一个优点”。徐光霄是王亚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领路人，他们相识四十余载，交往从未间断。

　　《诗歌新论》，王亚平、戈茅合著。

　　患难之交阴阳隔

　　解放战争期间，王亚平担任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主编《平原文艺》和综合性通俗刊物《新地》月刊以及《平原画刊》。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平历任中共北平市文艺工作委员会（简称市文委）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文艺处处长、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文联主席是老舍，副主席是梅兰芳、李伯钊、赵树理）、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新民报》总编辑，1954年8月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担任《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副主编，为发展北京市的文化艺术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老舍在一次思想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一个是汪曾祺。端木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老舍见到端木蕻良总是客客气气的。汪曾祺也认为端木蕻良是一位才子。端木蕻良是北京市文联的副秘书长兼创作部部长，有些人认为他为人“冷”且“傲”，可端木蕻良跟王亚平却“热”且“谦”，王渭说：“端木叔叔给我父亲写信经常称呼‘平’，老哥俩特别要好。”1955年王亚平蒙冤受到批判，端木蕻良也受到牵连，因此他们俩是患难之交。落难见人心，端木蕻良始终与王亚平风雨同舟、荣辱与共。1977年2月17日（丙辰除夕）端木蕻良用篆书为王亚平写了一首诗：“长安昔日竞飞车，病后豪情趁早霞。一草一木都可爱，嘉年先绿柳梢芽。”在王亚平逝世一周年之时，端木蕻良长歌当哭，写了一首《大江东去》：“浪花淘尽，偏淘去了几多诗人已。刚收热泪，又教我手颤声咽写诔。樱岛传歌，江东草檄，记取嘉陵水。相逢如昨，真真从何说起。振兴华夏鼓吹，高潮到来，正待诗作史。讣告又凭空落时，知你溘然去矣。煮海才干，烧烛方冷，陨涕石屋里。桐音宛在，迥车黄炉故里。”词后端木蕻良特注文：“近年诗人数相凋谢，亚平逝世，已一周年。张羽热情煮海，女教师寒窗备课诸景，犹在目前。拨乱反正，亚平正欲奋力新作，竟痤志以殁，伤痛之余，草此挽诗，用表哀思云耳。”《女教师》《张羽煮海》是王亚平于1952年和1953年创作的两出评剧。那时《女教师》在朝鲜前线演出，北京剧场里《张羽煮海》场场客满。端木蕻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创作了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罗汉钱》。王亚平和端木蕻良都很重视戏曲艺术，在艺术追求上老哥俩总能同频共振。

　　因戏成友结金兰

　　王亚平和我爷爷徐元珊以戏为媒，结为金兰之好。我曾祖父徐兰沅是谭鑫培、梅兰芳的琴师，在京剧界被誉为“京胡圣手”，徐元珊是梅兰芳京剧团的当家武生。徐元珊喜好文学，王亚平热爱戏曲，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人一见如故，互为知音。在徐元珊的日记里常提到王亚平。摘录几则：

　　1979年6月2日上午，我去看亚平。6月26日，亚平来函。8月7日，收到亚平来信。8月18日上午，我去亚平家！畅谈！10月18日上午，亚平来看我。1980年1月2日上午，我去亚平家，送点心匣。1980年5月20日早晨，王亚平来，未见着，遗憾！

　　在王亚平的日记里也总是写到徐元珊。摘录几则：

　　1979年6月16日，徐元珊、宋喜珠来。7月16日，下午到福芝芳处，晚餐甚丰，在座者有许、徐、宋、陈等。晚饭后，她以《梅兰芳歌曲谱》见赠，有工尺谱并译制成五线谱，丝面线装，十分精美，实可珍藏，以备研究梅氏音乐之用。两厚册，红色丝面，外蓝色套。7月25日，取到《梅兰芳在苏联》书稿。到克家处，有雪垠论写律诗，对格律要求颇严，同进午餐。晚到福芝芳处吃饭，元珊兄也去了，九时后归来。

　　王亚平日记里提到的福芝芳是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为人热情大方，常留朋友吃饭。徐元珊既是梅剧团的当家武生，又是梅兰芳的表弟，常给梅葆玖说戏，因此徐元珊是梅家的常客。徐元珊常邀好友王亚平一同去梅家做客。

　　王亚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朋友？首先，他为人好，对朋友坦诚直率，肝胆相照。其次，他会得多，各个领域都有涉足。再次，他长期做组织领导工作，会团结人。奶奶说我们家“落实政策私房腾退”时遇到了不少困难，王亚平主动出手相助，他不用亲自去，写一封信就管用，那时候他早已不在领导岗位上了，但他就是朋友多，且都是患难见真情肯帮忙的好朋友。他常到我们家来，若有一阵子没来，全家人都会念叨他。我三姑说，每次他来总是三姑搀着他陪爷爷一同送他出门。他哮喘很严重，走路很慢，那他也要来，在他看来朋友就如同呼吸，一刻也不能少。

　　1982年10月2日，老友们相聚在王亚平的家中。

　　两年前，在王渭家，我看到了1982年10月2日那天聚会的另一张老照片。照片中王渭相当于主持人站在饭桌旁说着些什么，老友们纷纷举杯，个个笑逐颜开。照片呈现出影像，书信好似对话，日记仿佛注释，加之奶奶和王渭的回忆，让我回到了1982年10月2日前英子胡同33号的小院里，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碰杯的声音，闻到了菜肴的香味，感受到了朋友们围绕在王亚平周边的幸福。（作者：徐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