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北京国际摄影周期间，“故宫文物南迁影像故事”青少年讲座在中华世纪坛举行。讲座邀请中国台湾著名摄影家庄灵，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通过影像现场为公众呈现故宫文物南迁这一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壮举。

　　亲历者的一段故宫文物南迁记忆

　　“我1938年在贵阳出生，今年85岁。没想到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在故宫工作过一天，但是跟着父亲，跟着故宫南迁文物一块长大，非常感动。”演讲开始时，庄灵这样说道。这位在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出生，与文物为伴，度过美好童年的老人回忆起往事时，感慨万千！

　　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为躲避战火，故宫决定将部分文物南迁。一万三千余箱文物分批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又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在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和峨眉山短暂安家，抗战胜利后陆续集中到重庆，1947年迁往南京。其中，庄灵的父亲庄严跟随文物到南京，负责南路文物迁移工作，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图为庄灵先生在讲座现场展示故宫文物南迁时的转运照片

　　从南京溯长江而上至武汉，再乘铁路到长沙，在湖南大学短暂落脚后，经过公路经广西桂林进入贵州，在贵阳停留一年之后，1939年故宫文物迁至贵州安顺华严洞，直至1944年日军入侵贵州，文物迁至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 “我父亲在华严洞住了5年，对那儿非常有感情，到了四川以后，他还请专人凭回忆绘制了一幅华严洞的国画。”庄灵说。

　　从小的耳濡目染，对庄灵一生的职业选择打下了深刻烙印。文物迁到安顺之后，为防潮防虫，遇天气晴好的时候，古籍、名画要定期拿出来晾晒，“这时父亲就把我们兄弟四人叫到一块儿看故宫历代名画，所以我们很小就对那些画有印象。后来我们四兄弟从事写作、画画等文化艺术相关工作，就是从小受到的无形影响。”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庄灵走上了摄影这条道路。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述中，庄灵通过旧影像及自拍的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照片，结合个人经历，将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向公众娓娓道来。在跌宕起伏的迁徙路上，南迁文物基本完好无损，“父亲曾自称是维护国家文物、民族重器的老工人，我父亲他们那一辈老故宫人，做了一辈子的文物守护者，把全身心奉献给了国家的文物。”庄灵对光明网记者说道。

　　一场家国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建构

　　从事故宫文物南迁研究十多年的徐婉玲，则从专业研究角度，结合影像为公众解析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由东南到西南，故宫文物南迁既是一场文物的逃难，但同时也是一场文化的传播。”徐婉玲表示，故宫南迁文物1933年运抵南京后，后用轮船迁至上海保存四年时间。在此期间，部分文物经批准出境参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古物第一次到西方展出，引起很大轰动，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唯美。”

图为《弘历是一是二图》（图源：故宫博物院）

　　在讲座现场，徐婉玲通过大屏展示了藏于北京故宫的一幅清代绢本设色画，名为《弘历是一是二图》。画中有两件重要器物，左手边架子上的是新莽嘉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右手边架子上放的是宣德青花出戟法轮盖罐，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两件藏品都曾经是南迁文物，新莽嘉量是跟随庄严先生到长沙、贵阳、巴县的文物，最后随之迁台。青花出戟罐则是从南京循江而上，到乐山安谷保存的文物，最后北返北京。两件文物同时入画，因为南迁，现在隔海相望，他们本身就是一体、本身就是一家。”

　　据了解，作为北京国际摄影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本场讲座由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主办，北京国际文化艺术保护中心、《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大展工作委员会、北京故事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吸引了近百名青少年参与。

　　北京国际摄影周2023以“影像：乡村·共生”为学术主题，围绕九大主题板块，策划组织开幕活动、主题展览、论坛讲座、特约活动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总计组织展览11场，论坛活动13场，展出照片200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10月29日。

　　（文/图 光明网记者熊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