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溥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那场国企改革运动，是历史交办给那一代人的使命，也是时代难以避绕的选项。

　　当历史的痕印慢慢远去，即便是曾石破天惊的壮举，也易变为宏大的叙事，那些细节场景末梢，残存于茶余饭后，脱落为模糊碎片。而宏大叙事，多半也往往简书为乘风破浪的豪迈。更何况，Z时代并不清楚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掀起了怎样的惊天骇浪。

　　好在那场改革的主角们，对自己的曾经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好在，当前路迷雾再现时，人们会不自觉从历史的天空中寻找坐标。

　　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冶钢铁集团，是回顾那场改革最生动最经典的样本之一。作家罗日新作为当年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完整重现了那场改革的壮怀激烈和人间冷暖。

　　（一）

　　这是一部近乎实录的作品。

　　《钢的城》描写的是一家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实。与以往的改革类作品惯以波澜壮阔、激动人心不同，罗日新似乎试图还原一家大型企业去从路上的个体遭遇、人心向背和命运沉浮。

　　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与“非虚构写作”相差无几。真实到什么程度呢？真到虽然小说中从头至尾都没提“冶钢”二字，但书中每个角色都能在当下找到真实的原人。关于改革进程“疾风骤雨”、“抓阄式”下岗分流、工业遗址保卫战等大量场景的详尽叙述，都非引于坊间野史，而是几乎原原本本的新闻事件。这种超级真实，接近纪录片的某些素质，因此更能震撼人心。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作者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添加了佐料，在“虚拟”与“现实”间建起一层薄薄的围墙。这是小说固有的弹性，也是作者为自己留置的腾挪空间。

　　冶钢当年改革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冶钢乃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代名词”，其符号意义不同凡响。张之洞引领的洋务运动，标志性成果便是“汉冶萍”。所以，冶钢承载的份重不言而喻。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冶钢遭遇“滑铁卢”，从根子上源于思想和机制层面。在当时这是湖北普遍存在的深层问题。湖北的主政者正在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冶钢刚好碰到了“风头”。三是冶钢改革主要操盘手所采取的激进改革措施，超出了常规和常理，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其所产生的震动和震荡可想而知。

　　黄石因冶钢而兴，高峰时这个城市三分之一的家庭与这家企业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故名“钢的城”。当时冶钢面临的客观困境是，小补小修已无济于事，要不大家坐等这艘“航母”沉没，要不及时卸重寻求续航。

　　其时这样的窘况，并非只有冶钢一家。在三年国企改革攻坚中，从北到南，数千万国有企业员工被迫下岗再就业。刘欢演唱的那首《重头再来》是那个时期最滚烫的“心灵鸡汤”。

　　二十多年前这场改革的结果，是近六成员工被直接下岗分流，留职者中有一半人也不在冶钢领薪。当成千上万上十年、一辈子甚至几代围绕冶钢生存的人一下子衣食无着的时候，有多少矛盾、冲突、对抗、博弈可以演绎？当下岗再就业成为那个时期的社会热词时，有多少企业的故事可以漂移、植入、串连和整合？

　　然，罗日新执着地仅仅选择了冶钢的原汤原汁原料原味。也许，有这样一个样本，已足够呈现一切；或许，基于亲身参与的真相，才更具铭心镂骨的张力。

　　（二）

　　这是一部以个体命运为主轴的作品。

　　围绕改革开放题材的叙事，大体上从自然空间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板块，从社会空间分为家国两大结构，从历史空间分为历时性和共时性两大主脉。近年大热的《大江大河》《人世间》都在这一范畴内。

　　那是真正的大时代。罗日新的叙事框架，整体上沿袭了上述范畴。所不同的是，他把最浓重最精彩的笔墨，放在了对群体境遇的素描，放在了对个体行为及其命运的端详上。

　　简言之，这是一部由多种角色混合成的“一连串事件”，里面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当改革降临到头上，不同岗位上的微观个体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不测，必须做出或感性或理性的本真响应。

　　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利益调整面前，内心深处的人性和性格主导的行为一览无遗。罗日新“夹”在这群人中，“管窥”了全景。但作者没有以世俗的眼光鄙视任何个体，也没有以理想主义去炮制高大上，只是朴素直观地去再现身边人的真实遭遇和内心世界。

　　于是，我们看到，有铁面无情、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两袖清风的董事长；有阳奉阴违、趋炎附势、小人得志的副书记；有精致利己、小心算计、道德沦丧的副总；有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耍蛮斗狠的“混混”；有铤而走险、身陷囹圄的亡命之徒；有放浪疯癫、终于落寞的文艺青年。当然，更多是被动接受命运安排、在失业中默默承受的普通产业工人。

　　这些生命体汇编为冷色的生活基调，就像那个布满了灰尘的城市，总似有一种随身伴随的压抑和悲壮。或许只有经历过那样的煎熬，才有对命运捉弄的诸多释然，甚或在“光灰”的天底下，也不放弃生活的“钢性”。

　　有两个特别人设，显然是作者精心设置的。

　　一个是重情重义的技术骨干吴回芝。当年分流时，考虑到同在一个车间的知青年代的恋人因为她而一直没有成家，自己主动将岗位让给了对方。下岗多年后，蒲然发现这位恋人无钱医病，躺在床上等死，多方借钱无果后，毅然决然用自己的身体换回了“救命钱”。这个安排自然而来，但无疑将那个时代一些小人物的无助无奈推向了极致，也将底层社群中的情义无价演绎到了极致。实际上，当年下岗群体中，诸如此类的人物命运并不在个别。

　　另一抹暖色，给了向来宽厚仁慈、勇于开拓创新的祝大昌。现实社会中，确实总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善于与底层员工打成一片，善于与身边的人共情同频，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破解各种矛盾。祝大昌便是将原则性、灵活性和创造性融为一体的“美好化身”。我很怀疑，祝大昌的原型是否是罗日新自己。即便是，这个角色安排也很有必要。他（们）是这种非正式组织的核心，是大家的温暖、希望和出路。正因为有这样的角色存在，让我们重温那场改革时，减少了单向度的偏差。

　　这部作品最激荡人心的，依然是这场改革中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家庭所遭受的持久阵痛。这些痛，没有在场亲历，没有遒劲笔力，很难与有“戚”焉。

　　作者或深知，对这场改革的记忆，或许正在被遗忘，或许已被轻描淡写，或许会面目前非，所以，他要用最具象的人物和细节，缅怀那个年代，致敬那一批人。

　　（三）

　　这是一部经济史题材的作品。

　　现实主义小说，往往与社会史有着深入的互动。

　　既然是现实题材，便脱离不了社会背景。就题材选择而言，《钢的城》大概率会被归为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列。但至少从狭义角度而言，我更愿将其视为一部经济史题材小说。

　　在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面前，每个个体转身千姿百态，命运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具有在时性和局限性。站在不同的时空节点，功过是非，定论不一。

　　罗日新的妙手，在于整部作品没有从社会维度去评价改革的是非曲直，去刨根追问那场改革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作者有那么一点执念的话，便是希望“往日若能重现”，能对工人们更好一点。

　　或许，这正是罗日新的叙事策略，既可回避不必要的社会勾连和议论，又可专心致志去讲述企业的改革进程和一线工人的命运起伏。

　　一部作品不需要包揽所有，也不可能承载一切。就像封底上提示的那样：“这是一本写中国工业的书，也是一本写中国改革者的书，更是一本写中国工人的书。”

　　他反复强调的，是对中国工业变迁的可视性记录，对工人群体流变的真情实感。

　　真实，本身就意味着深度和厚度。

　　更何况，这是有关冶钢的故事。

　　抱冰老人，当会泉下有知。

　　更多的人，定会自解其意。

　　（作者：王溥，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2002年—2024年任湖北日报社驻黄石记者站站长）